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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上海老底子情
从一幅老照片说起
陆宪良
△ 1972年上海街头一景（从荷兰导演伊文思和妻子马塞琳·洛里丹拍摄的纪录片中抓得）
画面中间，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左手扶着自行车把，右手使劲拽住后面的拖车前杆，吃力地前行着，嘴里好像还叼了一根香烟。图的左后侧，还有类似一景，但车主在“骑行ing”。
画面上还有一辆卡车，似“平头”的，一冒吼我以为是交通牌4吨卡，但细辩之，发觉前面的挡风玻璃上没有分隔条，故否之（到底是什么牌子的车，待考）。
这是上海当时街头常见的一景，一般在下午晚些时候至翌日凌晨出现，谓“踏菜工人”（非脚踏藏菜、雪里蕻等腌制咸菜的人。文中另述），他们的任务是将蔬菜收购集散点——市属蔬菜公司中转站的各种货物，运送至散落于全市大街小巷的小菜场（零售点）。
所谓踏菜工人，其实大多是近郊的农民，而非真正的工人。他们是以“外出（包）工”（类似于现在的农民工）的身份，临时受雇于蔬菜公司的，其薪水由公司定期汇给生产队在公社信用合作社里的账户上，作为“副业收入”，生产队再给他们记上工分，也会发点零用钱作日常开销，如饿了街头吃一碗阳春面等。
说临时性，一是看他们的“工作”表现，来决定其工作期限，二是生产队也要考虑到各家各户收入的均衡问题，不能老给某家的人长年在外做外包工，因为他们所得的工分较高，收入就会多些；另外，除付出苦力外，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活络，可多做些家务或打理自留地等，故队里能干这活的人，都想轮流出去做做的。当然，想干的人也要有气力，吃得起苦，干得了这行当。
踏菜工人的自行车是自家的，以自己组装的居多（好像也能上牌。当时，所有自行车都需要有牌照的，且每年要缴税，车身上还敲有公安钢印），如它的三角架车身是用自来水管（镀锌白铁管）焊接而成的，重而结实，后座“书包架子”是洋圆（钢筋）焊制的，粗而牢固，花毂筒、钢圈（轱辘）、钢丝（辐条）、轮胎（300磅）、木质踏脚板（刻有花纹，增加摩擦力）都是“加强版”的，比市售来的“永久牌”重磅车还要吃价（结实）。不管是组装还是买来的，用于踏菜，都得要在其牙盘和飞的内外侧，装上“小牙盘”（36齿）和“大飞壳”，再用2只小弹子盘（轴承）组合起来，作一只“撑紧轮”（用杠杆原理和橡胶内胎来绷紧），以调节传动速比和链条之松紧度。如此，才能牵引得动后面满载蔬菜的拖车，其原理类似于现在的山地自行车，带有多种变速档位。
装菜的拖车，大多是生产队的财产（若换了别人去踏菜，亦可用之），400磅钢圈和车胎都得换成500磅的，可装载“成吨”的重物，气要打足。拖车把杆的前中央，焊有一个带圆孔的“舌头”，可与一只叫“拖铃”的构件掐连。拖铃是自制的，带“L型”钩子，靠一根弹簧向上提升，锁住拖车的舌头（脱钩时向下摁一下即可松开），可左右转动，方便转弯。拖铃安装在自行车车座下，有铁圈套在坐垫下的连杆上，还与后“蟹螯”（车锁位置）拴住。拖铃之名，可能来自于像水泵之类的机械，其轴和电动机的硬接头（传动装置）——考必灵（Coupling），也有人称之为“哈夫”（Half）。
△ 左：20180102摄于泰国清迈，类似于上海产的“28大杠”；右：20171019摄于华理校园，为沪地经典的人力（农用）拖车。如此款式，现在已很难觅到，它区别于“黄鱼车（脚踏三轮车）”。
老家生产队的方某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军垦农场）战天斗地，不承想好景不长，“文革”爆发，武斗接二连三，他就“逃了回来”。回家容易，接下来的生活却异常艰难，因为他没了户口（还在新疆），不能参加生产队里的农业劳动，无法挣工分，也分不到自留地，只能挤在家里吃“闲食”。后来政策有变，好像给了25斤／每月的“口粮”定额（粮票），生产队也伸出援手，让他去做外包工——踏菜。他每天下午骑上一辆自行车，后面挂着农用拖车，去曹家渡蔬菜公司按派单装满一车各式各样的蔬菜，然后分送至附近的各个菜市场（此如数，通常每天要重复多趟），半夜三更或凌晨送完菜后再骑着拖车回家休息。不算市里送菜的路程，光去曹家渡一个来回，空车就要骑行50多公里路，天天如此，劳累是肯定的。
这种活，生产队里好些人干过，有黄某德、黄某良、方某荣、方某连等，连插队落户来村的知青陈某弟也干过。踏菜的人，他们的两只裤脚管都会用木夹子夹住外侧，一显得干活利索，二防止裤脚沾上机油或夹进链条和牙盘中。热天，踏重车时，就光着膀子，稍遇一点坡路，屁股就离开坐垫，扭动着身子，奋力蹬踏，似蜗行。还有，送菜过程中总要穿越苏州河上的曹杨路桥、武宁路桥等，这些桥高而长，对他们而言，是最“喫酸的”（费力气）。此时，若有伙伴同行，则到桥堍时，一辆车先停下来，车主帮另一辆推到桥中央（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然后停好车，两人返回，再以同样的方式把另一辆推上桥。有时不凑巧，那就只好硬拼，艰难地将货车往桥上一步一步地慢慢挪。偶尔也会遇上夜行的好心人，他们会主动帮着在后面推一把。但在推的过程中，“小动作”时常也会在后面悄无声息地发生，即顺手牵点姜、洋山芋、番茄什么的，“擦点外快”（占小便宜）。
△ 图片来自网络。印证我上文描绘的菜车上桥情景，但这里是黄鱼车在拉货。大马路上，头戴麦秸编的大沿凉帽（也叫草帽，有的上面还印有“农业学大寨”等红字），现在已基本绝迹。还有，老早很流行的胶底解放鞋，现在也少有人问津。
搬动装满蔬菜的铁篮（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都用一只铁制的“丁字钩”，有把手，两人一起抬上搬下，很是使得上劲。铁篮装上拖车是很有讲究的，既要装得多，又要装得平稳，还要兼顾前后的份量，否则，骑行途中容易“开大炮”——前头上翘而导致翻车。当然，菜篮也要用钩绳绑扎牢，避免颠簸掉落。菜篮一旦散落，不但麻烦，还要重新装车，也容易伤及行人。有的蔬菜，如番茄、辣茄、各种瓜果，半路上是断不能翻落下来的，否则，损失惨重。
老早上海的城里，大多数居民家有退休或本来就不上班的中老年人，他们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提着一只篮头，如杭州篮、提篮、淘箩或类似于水草等编织的敞口拎包去附近的小菜场或街边摊贩采购一家老小每天要喫的“小菜”（主要是蔬菜，也有鸡鸭鱼肉、禽蛋、豆制品等。后者都得凭票供应）。
没有老人的家庭，主人有早晨赶在上班前去买的，也有下班顺便带点回家的；“三班倒”（指上早、中、晚班）的职工，只好抽空去兜一下菜场（他们有的早上还在上班，有的白天要睡觉）。
当年买菜，是没有一次性马夹袋的，好些物品，干脆就用稻草、麻线、纸绳扎一下直接拎回家，不像现在，各式包装袋琳琅满目，还能开着私家车去大卖场、销品茂、开市客整包整箱地往家里拉，甚至干脆就网购，由快递小哥直接送上门。
△上图：19780928乍浦路街道一小菜场（图片来自网络）。
以上拼图中可以看出，当时菜场售货员一般都用钩秤、带锡制的圆盘秤（3根细绳吊起）和洋铅皮抄箕状秤（见左下角）称重，而很少用托盘台秤（水果店等用得多），主要是杆秤使用方便、利索（买菜都要排队，还要收钱、找零，不像现在手机扫码支付那么捷便），也精确，可称至半两。
郊县各大集镇，除了菜场，居民们更多的是靠自由市场（街头小摊贩）来满足每天的小菜的购买。摆地摊的人，一般都是附近的农民，卖些自留地上多余的出产（自留地本来就不多，大部分菜要留给自己吃）。摊主并不固定，谁家今天有多余，就拿出来出售，换点现金，补贴家用。那时，自由市场是被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看待的，叫“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一只篮头一杆秤，是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故农民们一般都是“偷别子”（悄悄地）拿出来卖，而且都在清晨天亮前（白天要出工），数量也有限，几斤十几斤而已。
在老家纪王的镇上，我好小的时候，就陪父亲、叔叔卖过土豆、毛豆、雪里蕻咸菜等，还去过附近的黄渡、诸翟和华漕等集镇。菜装在两只排篮里，用自行车驮在书包架子上，车保险杠上扎一根竹管（去掉竹节），将一杆秤倒插在里面，秤砣就挂在龙头上。要想把东西尽早出售完，没什么诀窍，只要不死磕价钱，便宜一点，就能大功告成，欣欣然回家，还能准时赶上上课（那时我还在上中学）。
记不得详细了，但我肯定去过一次市里，大概在周家桥或不远处的诸安浜菜场附近卖过青菜（我们老家叫藏菜），是与我外甥女一起去的。其实，我“思想好”（红卫兵吧），内心是不乐意做这种被称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买卖的。可能是受大人的怂恿，说人家去那里卖，可以到得更多的收入。这个买卖，不像前面说的在集镇上有固定的摊点，大家都集中在那里买和卖，而是将自行车停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有点“守株待兔”的味道，也怕被手臂上戴着红箍箍的、类似于现在的城管的人看见而没收，所以我俩很是忐忑，不时地东张西望，还变换过不同地方，充满着打“游击战”的味道（毕竟人小胆小，才十几岁，还是第一次）。记忆中应该是全部销完后才回家的，但价钱没卖的原来想象中的好。
△ 1980年代初，一农民进城卖菜，在查地图。此时已有蛇皮袋、包装带编织的车框出现。他的杆秤放在人造革包里，车的保险杆上未见有放秤的竹管（笑）。此车无踏脚板，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根踏脚天芯了，也无半链罩（挡泥爿）。
老家纪王公社僻处一隅，谓上海县之“西伯利亚”，与青浦、嘉定为邻，属于粮棉油菜夹种地区。田里种植粮棉油居多，也种蚕豆、毛豆、藏菜、草头（苜蓿，其青头用小镰刀割下来后可上市，等开小黄花长势最旺时，都割下来塘草泥、作绿肥，还有红花草也是）、毛芋艿、西瓜等各种瓜果，而且为了赶节气，还经常搞套种。地里（地势高点的，我们称地，雨水泄流更顺畅）多种植落苏（茄子）、辣茄（灯笼辣茄-青椒-甜椒，它可以生吃）、（我们称的）芋艿（也叫洋山芋，就是土豆，每年可以种二茬）、白萝卜（圆的）、水萝卜（长的）、青萝卜、韭菜、芹菜、卷心菜、黄芽菜（大白菜）、菠菜、塌棵菜、花菜、雪里蕻、冬瓜等。番茄、刀豆、豇豆、黄瓜也种在地里，但要拿竹竿和草绳沿垄搭棚（草绳是农民在农闲时搓好备用的，拆了棚的竹竿要藏好，来年再用），不是为了遮阳，而是让其藤蔓攀缠，利于结果。茭白、茨菰、水芹都种在水田里。
丝瓜、扁豆（红、白）、豌豆（小圆豆），我们老家的生产队是不种的，都是私人自留地里或场角上种一些，还种山芋（也叫番芋-番薯，就是地瓜）、大头菜，后者喂猪。
马兰头、野菜（荠菜）都是野生的，自己会长。而现在的好些新品种蔬菜，如蜀葵、芦笋、山药、西蓝花、野开花（瓠子）、西葫芦，老早上海菜市场上是见不到的，说明近郊农民不种植（好像也不从外地采购进来）。
改开前，我们国家所有的生产都是指令性计划，实行全国一盘棋，叫“统购统销、统配统售”。我老家生产队里种什么蔬菜，种多少亩，都是公社和大队规定好的。哪天该上市，也是有严格的计划的，有对口的蔬菜专管员，根据实地长势，联络好市里的蔬菜公司后，安排采摘和运送日子，不好违反和脱节。种子有的自留，有的集中到种子场采购。落秧、移栽、施肥、浇水、除草、松土、打药水灭病虫害等田间管理都有一些老农把关，并有一名蔬菜副队长掌管。
生产队里也试种过老姜，其叶似初春新长出来的粽箬。老姜娇贵，不易侍候，需搭矮棚，上面遮盖稻草，防晒，但长势一般，产量不高，似乎在我们这里“水土不服”。但小葱、韭菜、大蒜却相反，很易种，且长得“郁郁葱葱”。大蒜的种来自外冈、葛隆一带，据称是“嘉定白蒜”，种植历史悠久。也种过大葱，挖铲、捆扎它们上市时，常常熏的社员们“眼泪汪汪”（要截掉葱叶）。
农民们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都得下地干活，几乎没有休息日。夏天水田里掰茭白，闷热难熬，还有蚊虫飞虱叮咬。茭白叶边缘锋利，似小刀，很容易划伤手臂和脸。冬季大雪天里，也照样要挑菠菜、铲卷心菜上市。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大田劳动，农民自家还要养猪羊鸡鸭，种自留地，还会在池塘、沟壑、田埂边上的“十边地”种些赤豆、绿豆、毛豆。
粮棉油菜夹种地区的农民真辛苦！
△ 19781114上海市商业部门在川沙严桥公社收购蔬菜（唐允仁摄）。此处圆铁篮清晰可见。
有关土豆，插叙一下。那时我们那里种的土豆（芋艿）品种多红皮（黄皮的也种，但很少），个头都不大，却长得很规整（没有凹坑）。它们的皮很薄，肉质白皙，切片烧咸菜汤，奇鲜。小时候，妈妈带我去静安寺东边的庙弄阿婆家“走亲眷”，恰巧我舅舅也来上海，中午，舅舅请我们到四川中路德大西餐社享用，结果我根本没吃饱，回阿婆家后又吃了一碗米饭淘洋山芋咸菜汤，觉得远比炸猪排蘸番茄沙司来得好吃、过瘾，引来大人们的忍俊不禁。
为了将当天要上市的蔬菜搞定当，社员们经常要出早工。一般忙到中午，最迟下午2-3点，就能将挑好的蔬菜全部装入铁篮（专门装运蔬菜的筐，是市里蔬菜公司腾换回来的，一般总有几十只留在队里的，空篮可以十来只镶笼在一起）。由于篮口上面装的菜比篮里的还要多，故都要用稻柴绳系扎绑牢，以免散落、倒翻。然后用十来吨的水泥船装载，出盐仓浦，赶上潮汐、顺水，经苏州河运至曹家渡蔬菜市场。
早先，都是人工手摇船，一般4个男劳力运送，总归还要有2人在岸上拉纤一段，或扯上篷帆，才能按时送达。船到码头后，就得赶紧卸货。船很多，经常靠不上岸，就借道内侧的货船，走木跳板，用一根毛竹杠棒将一篮篮百多斤重的菜扛至指定位置，过磅称重。有时也会靠岸边的菜场的吊车来卸，两筐两筐地吊，那就省力又省时了。扛菜的一付搭钩也是定制的，一般用废弃的三角皮带相接，这种钩绳非常牢固、耐用（里面有开发丝——很多股锦纶线）。后来，农村里有了挂机船，用一台12匹的手扶拖拉机头牵引三叶螺旋桨，作水泥船的动力，买菜去曹家渡，就不用赶潮汐了，即使逆水，也能行驶，省力了很多。
△ 上图：1983年西藏路桥附近苏州河上装运西瓜的船只（这些船，吨位较大，都自带动力。陆杰摄）；下图：20031025我随党总支去嘉兴南湖搞活动，上了停在岸边的一艘机帆船上摆拍，重拾老早开过机帆船的旧情。
雪里蕻是夏末秋初种下的，一到冬天，就可以上市了。由于数量大（约有10几亩），成熟时间集中（过了期，会长很多黄叶，一要花人力摘掉，二影响产量），加上市里的咸菜加工场要批量腌制，故几乎每天要运一满船去曹家渡，挑、选、捆、运甚是紧张。
雪里蕻菜是散装的，大的六棵小的九棵一捆，用稻草捆扎。船到了码头，只能4个人一捆一捆地接力往岸上搬抛（船舱一人、船舷一人、堤上一人、岸上一人）。有时遇上低潮，驳岸有2-3米高，抛掷一捆菜，至少有十几斤重，待卸完一船菜（6-7吨左右吧），差不多已到半夜，都把大家累得够呛（主要还饿），直不起腰来。回家的路上，随便在船上烧一锅饭，炒个菜，狼吞虎咽几口，充充饥，半躺在舱里睡一会儿，解解乏。后半夜，河面上船也少了许多，只需船老大一人开船就行（他挣的工分也要多一些），其他三人都可以休息。舱里机声隆隆，但大家照样能睡着。
开船运菜，不仅劳累，也充满危险。到曹家渡，要经过学堂湾（现华政处）等好几个急转弯，水流湍急，拖轮、机帆船、手摇船在河中川流不息，而且重船的惯性非常大，很容易发生碰擦甚至撞击事故。我一个远房堂哥，就是开船途中遇险，不慎落水身亡的（那时，只有专业船工才要求佩戴救生衣）。他才30出头，家人、妻儿悲天恸地。
上市量较少时，如送韭黄、鸡毛菜、刀豆豇豆、时鲜瓜果等，也用手扶拖拉机运，走北翟路，过北新泾桥、云岭东路和金沙江路，至中山北路曹杨路口，然后步行去曹家渡蔬菜市场借一辆人力拖车，分几车来回接驳送至菜场，因为中山环路内禁止小拖拉机行驶。除了司机，这活女社员也能干，她们有的坐在司机两旁，有的度在（半蹲或匍匐）后面的货物上。沿途都能看到这般景象，女社员头扎各色毛巾、披巾，看似风光，其实也没办法，毕竟路上要待1-2个钟头（拖拉机时速才15公里）。遇到刮风下雨，路途上还是蛮辛苦的，也危险（货物上的人会摇来晃去）。
△ 1980年日本青年佐田雅志拍摄的《长江》纪录片中的手扶拖拉机运货照片
1970年代后期，除了“农业学大寨”的评工计分，生产队里也搞“小包工”，如摘毛豆、蚕豆，就按户计量，为完成当天的上市任务而“大干快上”，很是有效。此时，连家里的老人小孩齐上阵，大家像抢一样似的拼命干，谁家摘得多，工分就得的多，积极性发挥到极致。
字面上看“踏菜”，应该是用脚踩踏“菜”的意思。上海郊区确实有这行当，而且无比广泛。每年秋冬，有大量的藏菜成熟，来不及吃（天天吃也腻），农民们就将它们挑回来放在场地上略晒一下，然后用粗盐将其腌制在缸里（一般也就200斤大小的缸），就得用脚踩严实，踏出“卤水”为止，然后在上面压上重石，使咸菜全部浸没在盐卤中（我老家也叫“造咸菜”。这个“造”，不是制造的意思，而是滴滴瓜瓜的踩、踏的意思，发“绍”音，如“侬绍牢了我的鞋带”“侬迪只小鬼，棉鞋为啥要绍到水氹里去？”）。雪里蕻菜是没有人吃新鲜的，至少也要曝腌一下，绝大部分是要腌制到七石缸里放过年（用泥土封缸，绝氧至变黄）。
我老家生产队才种雪里蕻，私人自留地只种类似于雪里蕻的“黄种菜”，茎和叶都要细和小些，但卖相好，吃起来更鲜美。
△ 图片为短视频抓图。右图压咸菜的是一只石鼓墩（原先垫在房屋木柱子下的，是防柱子朽坏的建筑材料）。七石缸里的咸菜也用废磨盘等压。赤脚踏菜，应该是怕“踩伤”菜，还有“癣-鲜”之说（真菌至霉变、发酵）。我老家“造咸菜”的最高境界是穿草鞋，其道理更要“奥妙”。
有关“小菜”的记忆，还有很多，如蔬菜旺季时，运到曹家渡后不卸货，原路返回，叫“返销”（供大于求了），三钿不作二贱卖，如落苏、青菜、卷心菜、冬瓜等，农民们都用来煠猪食，有的当绿肥烂掉。还有每家每户都会在夏天自制各式酱瓜；秋冬腌制胡萝卜干等，作为一年四季常备的吃早饭（粥或泡饭）的“菜”。
谚语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指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它们，二寓意要为它们而奔波，才能过好生活。其实，买小菜这件事更重要，每家每户几乎每天都要放在心上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如此（想想去年春天封控期间，菜，各路大神都为之愁煞，起早贪黑还抢不到），只是现在的途径更多，内容更丰富罢了，如很多年轻人，到街边的麦当劳、肯塔基、奶茶店、咖啡店，甚至便利店、书店等随便找个地方坐一坐，就能吃三明治、汉堡包、披萨、香肠、薯条、紫薯、玉米棒、撸串或啃鸡脚鸭脖等，就能轻而易举地满足嘴巴填饱肚皮，而不必非要回家去开伙仓“卖、汏、烧”。叫外卖更方便，连只“碗”都不用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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