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不少人都看过电视剧《闯关东》，被场景里的恢宏场景以及时代的深刻变迁所触动，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运动之一，它见证了满清帝国的衰落以及民国的混乱。
都说家国情怀、故土难离，闯关东背后的故事一定是充满曲折性的，现实往往要比影视剧充满戏剧性。
不管是人文环境还是自然选择，留给那个年代山东人的选择并不多，为了生存，只能选择背井离乡。
以小农经济为支撑的封建社会末期，有了土地就有了生计，而作为“龙兴之地”的关东地区自然成了趋之若鹜的宝地，而富裕南方地区为何在这次人口迁徙中反而受到冷遇？
“关东”一词，原指函谷关以东，而函谷关东自崤山，西至潼津，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时，大将徐达在此处设山海关隘口，其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北方女真部落南下，而女真则是满清的前身，鉴于山海关特殊的地理位置，清朝时将其作为划分观内外的界线。
彼时的关东，泛指山海关以东的广阔地域，与东三省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其包含了今内蒙古东部大部分地区。
说到“东三省”，其始于光绪十三年，朝廷分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东三省的称号正式为世人所熟知。
19世纪中下期，我国黄河流域下游连年招灾，彼时农业经济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防洪体系几近于零，而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自然首当其冲，随之而来的就是饿殍遍野的饥荒年月。
如果说风调雨顺、岁岁丰收，哪怕能够勉强度日，那么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外出寻找生计呢？
而那个年代交通不便，莫说跨越省份，就是一个城镇来回穿梭就能耗费数日，对山东、直隶地区的百姓而言，想要北上，需要冒的风险很高，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水路，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北上关东，清朝自顺治皇帝颁诏禁关，修筑篱墙，到康熙皇帝“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关内关外就开始以阶级形态铸就了一道坚墙，阻断了人员往来和文化沟通的渠道。
打开这堵坚墙的是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意识形态变革在冲击中激荡汹涌，中俄《北京条约》签署后，中国黑龙江北部大片土地被沙俄侵占，清政府迫于压力才批准放开屯垦，不过这次放开直到1897年才实现全部放开，足以看出清朝统治者的谨小慎微。
对于突破重重封堵，抵达关东地区的移民来说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继续自己的小农生活，有人的地方就存在竞争，外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冲突在所难免。
除了要适应北方严寒天气之外，如何应付当地的匪患也成为移民需要直面的问题之一，甚至有些移民干脆拉起伙来自己做了土匪。
清政府疲于管理，一时间各地匪患猖獗，他们打家劫舍，攻击官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成为东北地区的顽疾。
为了生存，勤劳的人们开始尝试各路工作，有上山伐木的，有下海捕鱼的，还有继续在田间地头忙碌的，移民实边促进了关东地区的繁荣。
对于日益猖獗的匪患，大小村落抱团取暖，形成各式各样的类似民兵的组织，护卫各自的家园，延续着文化的传承。
对于面临饥饿与战乱的山东人，选择关东显然要比选择去南方生存下来的几率更大，我们不妨从一个落难逃荒者的角度去剖析历史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是耕地问题，山东地处平原地区，长期以来依靠农业经济，而小农经济更是维系封建社会存续的关键支撑，所以哪里能够提供耕地，显然就更适合山东人生存，地广人稀的关东地区无疑是北方百姓移民的首选。
从宋朝开始，我国就因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而将经济重心南移，人口也随之南迁，南方的耕种模式和作物类型显然不适合山东人，而关东平原的气候类型和土地则更符合山东人的需求。
其二是朝廷政策的原因，伴随着半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清政府也意识到关东的战略价值。
移民实边，既可以充实东北地区的防务，尤其是针对日俄等国对东三省的觊觎，清政府能做得也只有充实兵力，以人口加强对关东的掌控。
其三是经济模式变革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以沙俄、日本等列强为首，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大肆掠夺，而争议的焦点也转向了工矿业。
时至今日，东北依然是我国重工业的生产基地，而工业的大规模兴起必然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补充，这也为闯关东人群提供了生路。
其四是文化领域的融合，关东地区自八旗入关以来，一直以满人习俗为主要遵循，中原人口相对于南方，更适应以北方习俗为主的融合方式，毕竟气候、地形、人文上还存在共通之处，中原人口带来的文化与当地文化相得益彰，孕育出新的文化内涵并传承至今。
不像电视剧《闯关东》那样充满传奇性，对于大多数闯关东的百姓来说，他们的旅途可能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漫长的闯关之路哪来的轻松写意，更多地是渴望生存的歇斯底里。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迁徙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背后都是一个个时代发展的深刻缩影，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就会出现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如果说“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那么闯关东则是一部充满人文气息的恢宏史诗，悲壮而又绚烂，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哪怕是九死一生，为了仅存的希望也要奋力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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