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五年（609），杨广迎来了他四十岁的生日。揽镜自照依旧神采昂扬，没有一丝倦怠。在他的治理下，大隋的多个计划在全面推进，包括中都的建立完成和两千里的运河已经波涛连绵吞吐着崭新帝国的昂扬气象，至少，杨广此时依旧雄心跌宕，执着地推进他的所有勾勒。这一年，他俨然将重点向大隋的软实力建设方向转变，此时在杨广的推动下，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藏书多达三十七万卷，创造了历代之最，由杨广亲自主持编纂的图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不久在他一手推动下，科举制正式确立， 由此成为读书人参与帝国生活的经典范式，影响深远。正式这一高端的科举制度，从最初便注入了杨广高要求的囊括气度。甚至这一制度的开创，无不体现着杨广的自负性情。“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子当谓朕承籍余绪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隋书》
科举制的开创在此前九品中正制的门阀影响下，是权贵对于权力垄断世袭的一次巨大挑战，作为一种当时最新制定的选官制度，挑战积累数百年的最重要的权力垄断、世袭，无疑是具有相当阻力的。科举制重在才能，分科公开考试，张榜公布成绩，得官的关键在通过考试，无论门第富贵高低，均要通过这一平等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正是这一举措，让许多寒门子弟通过苦学终于走上了仕途。而世卿世禄制所重者为血统，征辟察举制重在德行，九品中正制重在门第，与杨广的科举制相比，这些历代选官均无公平性可言，只有科举制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梦想。
杨广虽然出身贵族，对以门第获取高官坐享其成最为看不起，即位后，他就迅速着力打击门阀士族。大业初年，杨广接到官员韦云起对此现象痛批的上疏“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并在疏中列举了相当有实力的一批贵族名单。杨广下令进行彻查，结果使不少名门子弟配流免官。《旧唐书》几年后，杨广有下令“制魏，周官不得为荫”。使一部分无功受禄的关拢贵族集团遭到沉重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后这些人成了推倒杨广的庞大势力。在未创立科举制度之前，杨广就对为官者提出了明确要求，认为得官者必须有自己的才能，或者专注擅长某一领域，“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采访，将身入朝。”这些举动无不体现了杨广继续优质人才的迫切心理。同年七月，他又下发诏书，选拔人才：“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是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隋书》
此时他开始兴办学校，如前面所言大兴图书事业，选拔人才，这些均是科举制推出之前的举动。经过数年酝酿，杨广终于在大业三年（607）正式向天下发布科举制的确立，在诏书中表示，凡是文武擅长一个方面的通过考试均可为官“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隋书》此后从考试科目十个又转为四个，其总体刚要就是“才艺优洽”。多年后，唐朝在研究是否继承这一制度时，无比肯定杨广对科举的创立。“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唐摭言》由此在唐朝的全面继承下，科举制度逐渐向更为成熟方向进行转变。
对于杨广的身后，唐朝名臣魏征给出了感叹性的结论：“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无独有偶，李世民后来看到《隋炀帝集》时感叹“文辞具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一番赞叹后又颇为不解地发问：“然行事何其反也？”《资治通鉴》作为杨广身后巨大争议的两大遗产，科举制与大运河，无比表明杨广强烈的打造鲜明帝国的理想。对于大隋的治理，杨广一直处于“在路上”的状态，在位14年前后断断续续在京师的总计时间不足一年，在东都洛阳的时间总计也不超过4年，为此后人常感叹“炀帝以巡游亡天下”。这些无不说明其性格的好动，甚至不乏创造思维，其想要打造一个公平、正义的仕途政策完全说明杨广的眼界和思维。遗憾的是，他的人生另一面却充满矛盾、激进、劳民，在其用力过猛的“鞭扑天下”过程中，造成两侧失衡的重大震荡，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具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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