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讲话：
“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
“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国与国之间就没有小事，就算是一件在寻常人看来是一件很稀松平常，很小的事情，但是只要跟外交有关，那么就有可能引起两国之间的战争。
1249年的一天，博洛尼亚城邦的一个逃兵逃到了波洛尼亚北部40公里外的摩德纳公国，逃跑时他顺手拿走了一个给马匹饮水的旧桶。
谁也不会想到，就是因为逃兵顺手拿的这个一点都不值钱的木桶，引起了两国之间持续二十余年的战争。
当时，博洛尼亚城邦、摩德纳公国两国之间经常出现本国士兵逃往他国之事，所以对于此事，两国都不想追究。博洛尼亚只是想拿回逃兵带走的那个木桶，对逃兵并不想去追究。
在我们寻常人看来，这只是一件小事，既然他只是想拿回木桶，那还给他就是。
然而，摩德纳公国的交涉人员却偏偏就不给。
当时，博洛尼亚城邦派人前来交涉：
“对于逃跑的士兵，我们一点也不留恋；木桶可是我们的，得还给我们！”
可是，摩德纳公国的交涉人员却很是傲慢，扬言：“虽然只是一只旧木桶，但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地就让你们拿到。你们如果想要，那就凭武力来拿吧！”
这下可好，博洛尼亚城邦也有了火气，战争爆发了。
就因为“归还木桶”这件小事，两国爆发了长达23年的战争，期间死亡无数，就连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儿子恩乔都成为了博洛尼亚的俘虏。
最后，摩德纳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保住了木桶。
今天，这个引发两国战争的木桶被收藏在意大利摩德纳市基尔朗迪纳钟楼最底层。
法国大革命时期，阿尔及利亚的两个商人为法军有偿提供小麦，但直到战争结束，法国都没有向阿尔及利亚商人支付货款。
法国迟迟不付款，阿尔及利亚商人只能寻求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帮助，阿尔及利亚总督侯赛因遂命令外交机构向法国政府发出询问函，征询此事。
然而，阿尔及利亚的询问函发出很久都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回复，于是总督侯赛因在一次招待会上，他就顺便问了下法国领事德瓦尔为何法国政府不复函答复欠款问题。
按道理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家只是问下为什么没有回复，只要解释下就可以了，德瓦尔这个领事却偏偏不。
德瓦尔不但不解释，而且丝毫不把侯赛因放在眼里，态度十分蛮横，这让久居高位的侯赛因十分不爽，当即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冲突过程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侯赛因手中的扇子打了德瓦尔好几下。
事件过后，德瓦尔将此事添油加醋向法国政府做了汇报，法国政府听后怒不可遏，宣称这是对法国的侮辱，要侯赛因道歉。
侯赛因岂会道歉呢？毕竟又不是人家的错。
遭到侯赛因拒绝后，本就觊觎阿尔及利亚领土的法国，当即宣布断绝与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关系，并派军舰封锁阿尔及利亚海岸线，隔绝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这一封锁就是3年。3年后，法国见时机已经成熟，遂以“扇子事件”为借口入侵阿尔及利亚，很快阿尔及利亚军就被法军彻底击溃，侯赛因被流放，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1900年，位于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多米尼加国印刷了一套本国地图邮票准备发行。
邮票印好后，有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邮票上多米尼加与邻国海地交界的一段边界线很模糊，所处的位置与实际不太相符。
领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任何有可能模糊本国与他国边界线的行为都是不容许的，即使只是邮票上的边界线模糊这样的看似是小事的事，稍不处理好就有可能引起两国纠纷，甚至是战争。
事实也的确如此。
当时，就有人提醒多米尼加政府，告诉他们这有可能会引起邻国海地的不满，建议他们不要发行此邮票，或是重印。
然而，多米尼加政府却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毕竟邮票终究不是地图，有些差异也实属正常，没必要那么大惊小怪，邻国海地也不会这么小气。
事实上呢？当多米尼加发行的地图邮票传到海地后，海地政府发现地图邮票上的两国边界不但不清不楚，甚至还将海地的一条狭长地带“划归”多米尼加，遂怒不可遏。
海地政府认为这是多米尼加政府故意为之，是在赤裸裸地挑衅海地并妄图侵占海地领土。
于是，他们一面调兵谴将集中于多海边境，另一面向外界发表严正声明，声称多米尼加如果不立即销毁这批邮票并公开向海地道歉，海地将立刻对多米尼加宣战。
一时间，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多海两国头顶。
多米尼加政府也很识趣，他们也清楚此事是自己疏忽所致，加之当时海地的军事力量远远强于多米尼加，权衡利弊下，多米尼加政府公开向海地道歉，并下令本国出版部门停止发售和销毁这套出错的地图邮票。
如此，一场几乎已经爆发的战争才平息了下来。
……
以上这些例子，无一例外都在向人们阐述着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外交无小事”。
除了“外交无小事”，还有一句话大家也应该很熟悉，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一个国家如果自身实力不强大，就难以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即使在外交上谨言慎行、据理力争，那些强国也是想干嘛就干嘛，弱国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对于强国而言，外交无小事；
对于弱国而言，外交更无小事。
弱国在与强国进行外交时，弱国外交官面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近乎刁难的问题，既要做到不卑不亢，维护本国的尊严，也要做到慎之又慎，不让他们找到任何针对本国的借口。
清朝末年，积贫积弱，民生凋零，国力已无法和列强相媲美，俨然已沦落为弱国之列。
清朝的衰落，让列强对中国垂涎三尺，无时无刻不想着从这已沉睡的巨龙身上咬下一块肉。
此时，清朝面临的外交环境十分恶劣，清朝外交官对外言论稍有不慎，就会被列强当作对清朝发动战争的借口。
为了取得对清朝发动战争的借口，列强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经常借机刁难清朝外交官，“企盼”着他们或行动，或言语上出错，从而能对清朝发难。
1910年，清朝有一位叫许世英的外交官，奉命出使欧美考察司法。
来到欧美后，居心不良的西方人邀请他去观看脱衣舞表演，表演结束后，一位西方记者就立刻跑来许世英跟前，询问他看完这场别开生面的表演后有什么感受？
显然这是西方人故意安排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让许世英出丑，甚至是发怒，许世英可是儒家子弟，这样的表演在清朝可是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事，请他来看这个，明显就是在侮辱他。
然而，许世英能被清政府派遣出使欧美，显然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西方国家的那些小伎俩，许世英早已看透，心中也早有应对之策，当西方记者询问他看完表演的感受时，机智的他仅仅只说了一句话，不卑不亢，巧妙地粉碎了西方的伎俩。
许世英当时是怎么回答西方记者的？这个谨慎、机敏的外交官又有着一个怎样的人生？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许世英出生在安徽秋浦的一个农户家庭，祖上世代以务农为生。
与其他儒家子弟一样，他从小的梦想就是状元及第，跻身宦臣，光宗耀祖。
19岁那年，许世英一举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取得“秀才”功名，而后正当他准备一鼓作气，中举人考进士时，他却一连两次乡试落第。
幸得清朝另有途径作为士子进身之路。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许世英通过“拔贡”取得了入仕的资格。
成为拔贡生后，许世英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朝考中取得一等，依据清朝的拔贡制度，朝考中考取一等者授七品京官，二等者任地方知县，三等者任地方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
因此，许世英考取一等后，于次年五月授刑部浙江清吏司副主稿，旋即升任直隶司正主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慈禧带着光绪西逃，后许世英赴西安随驾护行，奉命沿途以刑部正主稿的身份接受处理各类案件，批交各级地方办理。
其所受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有效地维护了清朝在西安等沿途各地的权威，可谓劳苦功高。
许世英出色的政治能力也引起了刑部高官的关注，慈禧回京后，他便升任刑部六品主事。
刑部主事别看只是一个六品小官，但却直接负责审理全国各地提交的各类案件，权力极大。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清政府仿照西方警察制度，设立巡警部，管理京师地方警察和统辖全国警政。
此时，被委任为北京外城（警察）巡警厅厅丞的朱启钤对许世英的才能早有耳闻，便奏请朝廷，请求从刑部借调许世英任外城巡警厅行政处签事，掌北京外城巡警厅警卫、保安、风俗、交通及一切行政警察事项，并会同编辑科编订一切行政警察章程。
任职期间，许世英开辟马路、订立交通规则、刷新警政，建树良多，颇有政绩。
在巡警厅的治理下，北京治安大为改善，而其中功绩颇大的许世英也因此进入了清朝上层统治阶级的视野中。
当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就对北京外城巡警厅的工作十分满意，对在其中建树良多的许世英更是青睐有加，另眼相看。在善耆的引荐下，许世英得到了慈禧、光绪的召见。
入了慈禧、光绪的法眼，许世英的官运自然开始变得亨通起来，不久即升任四品京官。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东三省推行新制，设立总督，署理兵部尚书徐世昌成为清朝首位东三省总督。
东三省设立总督区后，许世英因有丰富的司法从业经历，奉命统筹东三省各级审判厅设立事宜，并于次年升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相当现在的高等法院院长），掌东三省案件审理。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被邀请参加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
随后，清政府同意出席，派出了以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徐谦为正代表，许世英为副代表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同时赴欧美考察各国之司法制度。
历时十个月，许世英等人先后访问了美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英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等十个国家。
也就是在法国考察时，许世英遭到了法国政府和西方记者的故意刁难。
徐谦、许世英一行人来到法国后，法国政府邀请他们一同观看演出。
别国外交官来访，邀请他们观看本国传统演出，这是很正常的外交礼仪，好比现在他国来中国访问，有时候中国政府就会邀请他们观看中国传统京剧演出。
然而，看似寻常之事，法国政府却别有用心地干出了一件很是小人的事情。
法国政府居然邀请徐谦、许世英一行人去看最不入流的脱衣舞。
在这么严肃的场合，法国政府居然邀请他国外交官去观看这么低俗的表演，可见法国有多么不把清政府放在眼里，他这么安排无疑是在打中国的脸，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无非就是想用这种小人行径惹怒清朝外交官，然后以此为借口，敲诈清政府。
好在，法国这种小人伎俩，对于见惯了朝堂上尔虞我诈的徐谦、许世英等人来说，完全就是小儿科，轻轻松松便可应对。
借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玩阴谋诡计，中国人是祖宗。
若当时清朝是强国，别说法国不敢这么做，就算做了，徐谦、许世英等人也会拂袖而去，既然是法国人先不讲理在先，那么我们也无需讲什么外交礼仪。
然而事实上清朝不是强国，所以即使法国先不讲理，许世英等人也不能直接拂袖而去，如果真的这么做，法国不但不会发怒，反而会很开心，他们正需要这么一个借口。
因此，许世英等清朝外交官只能是强忍心中的屈辱，留下来把整场表演看完。
此时，法国人见这么羞辱许世英等人，他们都无动于衷，遂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表演结束后，法国人安排的一个记者就跳出来，询问许世英看完这场演出后的感受。
这个问题看似很普通，但是对代表一个国家的外交官来说却不能随便回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他国当作对付本国的借口。
对许世英而言，若他回答说不好，就会被有心人大做文章，用来当作是在侮辱法国的借口。
然而，如果回答说好，那也同样会被有心人拿来做文章，把这种低俗的文化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联系在一起，破坏中国在世界上的外交形象。
可以说，对普通人而言，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存在。
可是，机智的许世英却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近乎无懈可击的答案。
他面带微笑，语气不卑不亢地说道：
“表演很不错，贵国放松的方式也很好，或许还可以为贵国增加人口。”
这个回答颇有四两拨千斤的味道，许世英没有正面回答观看表演的感受，“放松的方式”就是侧面告诉大家这是法国人“特意”安排的表演，别有用心。
之后，他又“幽默”地说这种方式可以为贵国增加人口，表面上是在开玩笑，实则是在告诉大家这种低俗的表演只会出现在“小国寡民”的法国这里，对于泱泱大国的清朝而言，他们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极其低俗的表演。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汉字的博大精深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许世英一行人的谨言慎行、临危不乱，让法国政府毫无缝隙可插，最终只能放他们归去。
回国后，许世英奉调往山西任提法使（原按察使，为一省最高的司法行政长官）。
民国成立后，许世英任直隶都督秘书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政治会议委员及福建民政厅长。后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交通总长。
次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大理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9月继任赵秉钧内阁司法总长，掌全国司法。
许世英最顶峰的时刻，是在1925年。
这一年，许世英升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旋兼财政总长，成为民国最上层的人物之一。
国民政府时，许世英被任命为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社会救济事业，时间长达八年。
1936年，63岁的许世英出任驻日大使。翌年，许世英回国，重掌财务委员会。1945年授以国民政府高等顾问。194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蒙藏事务委员长、总统府高级顾问等职。
1964年，许世英病逝于中国台北，终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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