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孝王刘武，汉景帝一母同胞的弟弟，汉文帝嫡次子，作为次子，皇位自然轮不到他做，所以早早的就受封代王，前往代地就藩。前176年，因梁怀王刘揖绝嗣，刘武继嗣梁王位。
前154年，梁王刘武奉命入朝面君，而后在某一日的宴席上，景帝与刘武闲谈时说:“千秋万岁後传於王”(《史记.梁孝王世家》)，就是我百年之后，皇位就是你梁王的了。此时刘武听到这个承诺，虽表面上是谦虚的推辞，但内心却是欣喜万分，本来他是与皇位无缘的，现在景帝居然有想把皇位传给他的念头，让他第一次有了触摸到帝位的机会，这自然是让他欣喜
梁孝王刘武剧照
景帝的这次承诺无疑是加深了刘武对于皇位的觊觎之心，而也因这个承诺，刘武在“吴楚七国之乱”时才始终坚定不移的站在汉景帝的这边，并倾全国之兵帮助汉中央政府死死的抵挡住吴楚联军的进攻，让吴楚主力军队不敢茫然越过梁国向西进兵，而这也让汉中央政府有了足够的时间去调配兵力和粮草，然后从容的去实行所制定的战略意图和目标(正是梁国死死拖住吴楚联军，周亚夫才有了机会率兵南下，并趁机夺取了泗水入淮之口，从而断绝了吴楚联军的粮道，而这也就奠定了汉中央政府日后的胜利)。
可以说“吴楚七国之乱”能够被汉朝廷所平定，这其中功劳最大的无疑是梁国和刘武。当时吴、楚被击溃，汉朝廷清算战功时“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史记.梁孝王世家》)，就是梁军杀敌数量是与汉中央军平分秋色的，如此从中就可看出梁国和刘武功劳的卓著。
七国之乱形势图
而刘武之所以会在“吴楚七国之乱”中表现的如此卖力，甚至不惜将全国之兵悉数派出与吴楚联军决一死战，这其中虽然有着种种的原因，但是汉景帝此前的那句“千秋万岁後传於王”绝对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的。
但是让梁王刘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不久，汉景帝就在窦婴、袁盎等朝中重臣的劝谏下违背了这一承诺，在前153年，景帝立了自己的庶长子刘荣为太子。如此，刘荣自然是愤愤不平，要知道君无戏言，可是景帝却偏偏就说话不算数了。刘武尽心尽力的帮助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不就是因为景帝答应他会在日后让他做皇帝的吗，可是现在景帝却违背了这一诺言，这自然就让刘武气不过。
如此也就造成了日后刘武欲图刺杀袁盎等朝中重臣这等汉朝历史上首次诸侯王刺杀公卿大臣的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延续数年的夺嗣风波。
梁国刘武防御吴、楚联军进攻图
“景帝传位梁王”所引起的夺嗣风波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在前154年，在一次宫廷宴席上“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史记.梁孝王世家》)，就是汉景帝承诺百年后会将皇位传于刘武，对于这个承诺，当时刘武和窦太后都十分开心。
当然汉景帝刚承诺要传位于刘武，就遭到了朝中重臣窦婴的竭力反对，窦婴上谏道:“汉法之约，传子适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史记.梁孝王世家》)，就是自高祖开国以来，皇位的传承从来就是父死子继，现在陛下焉能将自己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这不就是违反祖制吗？而后“於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与窦太后听到窦婴说他们违反高祖定下的规矩，自然是不敢再多说。于是在次年，景帝就立了自己的庶长子刘荣为太子。自此汉景帝传位于刘武一事暂时告一段落。
汉景帝刘启剧照
第二阶段是在前150年，这一年的正月，刘荣因馆陶长公主刘嫖的陷害，被废黜太子之位。太子刘荣被废后，窦太后就又看到了让刘武重登大位的机会，于是她先是让刘武再次入朝，而后在家宴上，她就趁机向景帝提出“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史记.梁孝王世家》)的建议，就是希望景帝立刘武为皇储。
此时景帝是不敢拒绝，也不敢答应，在酒席上他只能与窦太后装糊涂。而后酒席结束，他立马找了借口离开窦太后处，然后赶紧召集袁盎等朝臣商议此事，询问他们该如何做。此时袁盎等朝臣是一致反对立刘武为帝太子，他们认为“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史记.梁孝王世家》)，就是今大汉承周制，而周朝是不允许立自己的弟弟为太子的，只能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所以自然是不能立刘武，而因立陛下的其他儿子为太子。
袁盎与汉景帝
而后，为了让汉景帝和窦太后彻底断了立刘武为太子的念头，袁盎等朝臣就举了一个立弟为太子后，而让国家动荡不断的例子，其言:“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後，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史记.梁孝王世家》)，就是当年宋宣公因立弟为皇嗣，宣公与自己弟弟的子嗣相互争夺皇位，都视自己为正统，从而导致宋国政局是动荡不已，祸延五代都不休，正所谓“祸乱后五世不绝”，所以我朝绝对不能重蹈宋国的覆辙，不然就会祸及大汉的统治根基。
如此，景帝和窦太后在袁盎等朝中重臣的劝谏下，“景帝传位于梁王”之事就再一次化为泡影，之后窦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史记.梁孝王世家》)，刘武被迫返回梁国封地，做皇帝的梦想也就随之破灭。
第三阶段则是前150年4月，这一月汉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这个时候皇位再次离刘武而去，但是这并没有让刘武放弃对于皇位的觊觎，反而是加剧了他夺位的野心。在刘彻被立为太子不久，他就向景帝请求:“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史记.梁孝王世家》)，就是他希望景帝能答应他让梁国将士来修建一条能让一辆车从京师直通长乐宫的甬道，以此来方便他朝拜窦太后，对于这种请求景帝自然是不会的同意。
窦太后剧照
要知道刘武可以通过这条甬道直通长乐宫去拜见窦太后，也可以利用这条甬道直接率兵攻进景帝的居所，所以景帝怎可同意？之后再加上袁盎等朝臣的极力反对，景帝更无答应的可能。如此，被拒绝的刘武，虽对于景帝不敢有什么记恨之心，但对于袁盎等反对他的朝中重臣却已是恨之入骨，刘武本来就对袁盎等人几次三番阻止自己做太子的行为极为不满，现在他们又反对自己修甬道，如此在新仇旧恨下，使得向来嚣张跋扈惯了的刘武下定决心要对袁盎等朝臣行报复之事。
不久，刘武“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史记.梁孝王世家》)，在自己的谋臣羊胜、公孙诡的建议下，刘武决定派人刺杀袁盎及其他反对他的议臣，自此引发了“景帝传位梁王”事件中最大的一次政治风波。
之后袁盎等人皆被刘武所杀，朝野震动，群臣个个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景帝遂下令彻查。不久就查出是梁王刘武与其谋士所为，景帝震怒，此时刘武处境堪忧。不过最后因窦太后的庇护，再加上刘彻的舅舅王信(被刘武谋臣邹阳收买)向景帝上谏:“昔之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及舜立为太子，封之于有卑”(《资治通鉴.汉纪八》)，借舜与象之事，让景帝消了怒气，后羊胜、公孙诡又相继自杀替刘武顶罪，刘武最终得以脱罪，未被处罚。
袁盎与汉景帝议政图
但经过此事后，“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矣”(《史记.梁孝王世家》)，刘武彻底失宠于景帝，而后再加上刘武又肆意刺杀朝中重臣，满朝文武再无一人支持于他，反是竭力阻止他上位，同时窦太后也因此事再没有脸面支持刘武上位。自此刘武的皇帝梦彻底破碎，再无任何的机会。数年后，刘武便郁郁而终，“景帝传位梁王”之事也就彻底宣告结束。
而现如今，很多的学者都认为汉景帝要传位于刘武完全就是一句戏言，并非是出自真心的。因为在前154年景帝公开允诺要传位于刘武的时候，景帝正值壮年，且也拥有众多的子嗣，他断然没有要立自己的弟弟为皇嗣的可能性。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景帝的传位许诺，完全是酒后戏言，是“随意许诺”，更是“口是心非”的。
可是如果我们细细的去梳理汉景帝说出要传位于刘武这整个事件背后的始末，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汉景帝说要传位于刘武绝非是戏言，而是受时局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纵观《史记》、《汉书》等关于汉景帝承诺要传位于刘武时的状态，都将其形容为“从容言曰”，“从容”2字就足以说明当时景帝要传位于梁王刘武绝非是酒后戏言，也并非是受到窦太后的压力而不得已为之。“从容”这2字就足以看出景帝允诺要传位于梁王刘武时，他完全是处于清醒的状态，他的这项决定也完全是自己的意思。
刘武剧照
要知道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时代，所谓君无戏言，君主说的话往往是具有法律的效力，况且当时景帝还是在有窦婴等朝中重臣参与的宴席中说出这个承诺的，这就更是如同圣旨一般。而景帝之所以会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在这样重大的场合公开许诺“千秋万岁後传於王”要让刘武做皇帝，其目的就是为了拉拢刘武以应对当时复杂的时局。
汉景帝即位之初，内外矛盾十分尖锐，时局更是举步维艰。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自建立汉以来，为了让汉朝江山永固，他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前往全国各地就藩，借此来拱卫汉朝的中央政府对于天下的统治。同时为了恢复汉朝的国力，汉初诸帝又皆采取“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即皇帝不过多干涉民间的发展，只要百姓不违背律法，他们就可以随心而为，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而这种“无为而治”的国策在汉朝虽的确是帮助汉大幅度的增加了自身的国力，但是却也存在着极大的弊端，那就是放任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势力在中央和地方的滋长，如此就导致汉初分封的诸侯王的实力进入了野蛮式的疯狂增长，如《史记.平准书》就载:“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当时吴国就因汉朝的“无为而治”，从而依靠铸钱富甲天下，实力远超汉中央政府，并最终也借助这等实力行反抗中央政府之事。
西汉初期分封的诸侯王
可以说自刘邦大封诸侯开始，地方上的诸侯王不但没能成为拱为中央政府的强大力量，反而是逐渐成为了危急汉中央政府对于天下统治的一股最不稳定的地方武装势力。而对于诸侯王对于汉朝统治的危害，虽自文帝开始就有所认识，并也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如文帝就采纳了贾谊“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资治通鉴.卷十五》)的建议，就是通过削弱淮南国的方式来扩大自己儿子刘武的梁国力量，以此来壮大文帝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
再如文帝还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即在保持诸侯国所占的地盘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将诸侯王的子孙全部册封为王，从而增加王国的数量，借此来减少单个诸侯国所占的地盘，从而削弱诸侯国的实力，然后借机壮大中央政府的实力。之后齐文王死后，文帝就依照贾谊的策略，“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与城阳、齐凡七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将齐国一分为七。再后，淮南王被废黜后，文帝又“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史记.孝文本纪》)，将淮阳国一分为三。
不过因文帝对于诸侯国的削弱是一种“小范围的、较温和的、以分国为主、以亲制疏为的削藩政策”，所以文帝时期的诸侯王势力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削弱，除淮阳、齐两国外，吴、楚等强大的诸侯国都相安无事，势力依然是十分强大。如此文帝朝的补救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权与诸侯王势力的矛盾，也并未根除诸侯王对于汉中央政府的威胁。
汉文帝剧照
而这种现象到景帝时期是愈演愈烈，到景帝时期，就如晁错所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 削之，则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诸侯王的势力已经对汉中央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随时都可以威胁到汉中央政府对于天下的统治。所以景帝登基不久，就接受了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的建议，开始全面推行“削藩”。
但是因景帝与晁错的“削藩”太过急进，且过激，同时也没有一套相对完整及可行的策略，所以就导致中央政权与诸侯王势力之间的矛盾开始被迅速激化，且日趋明朗化。而这个矛盾在景帝欲对吴王刘濞进行削地时被彻底的点燃，吴王刘濞早年间就对景帝为太子时杀他世子怀恨在心，所以早在文帝时期，刘濞就欲“即山铸钱，煮海水以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史记.吴王濞列传》)，只不过当时因实力的不允许，所以刘濞并没有造反。
可是到了景帝时期，景帝筹划要削吴之地，所以就逼的刘濞不得不行动了，“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史记.吴王濞列传》)，他开始蠢蠢欲动，预谋兵变。“胶东、胶西、济南、齐四王有举兵反谋，谋由吴王濞起，连楚、赵，凡七国”(《史记.吴王濞列传》)，刘濞先是积极联络被景帝惩罚过的如胶东、胶西、济南、齐等诸侯王，让他们一起谋反，随后在得到他们的响应后，他又“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就是遣使与汉朝北方的大敌匈奴密谋，让他们一起跟着攻打大汉。
景帝时期的主要诸侯国
所以因景帝初期，景帝采取过于激进的削藩行动，也就导致景帝登基之初，汉朝就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此时汉朝面临着内外双重的压迫，内部面临着吴、楚等诸侯王欲图反叛的危机，而外部又面临着北方强敌匈奴的虎视眈眈。因此，此时的汉朝不但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甚至连国家都已是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如此，景帝要想解决这次危机，他就必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不然他的皇位必定不保，甚至连刘氏江山都有可能保不住。而作为地方上势力最为强大的诸侯王之一梁王刘武，他作为景帝一母同胞的手足兄弟，自然就成为了汉景帝所要拉拢的第一股势力，再加上刘武的梁国实力的强劲，他更是汉景帝在未来应对复杂时局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一股武装力量。
而景帝要想拉拢刘武，除了用皇位别无他法，毕竟作为诸侯王，刘武拥有一切，权力他有，财富他有，所以此时除了皇位能拉拢刘武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能诱惑到刘武。如此，也就有了景帝在三公九卿等重臣参加的宴席上公开承诺要在自己百年后将皇位传于刘武的承诺。
汉景帝这般的做的原因很简单，无疑是希望用皇位来拉拢梁王刘武，使刘武能够在未来国家可能发生的动乱之际，能够与自己同心同德，共同承担起平定叛乱的责任，从而确保刘氏江山的长治久安。
周亚夫平七王之乱路线图
而后，事实上景帝的目标最终也达到了，正是因为“千秋万岁後传於王”的这句话让梁王刘武在“七国之乱”爆发之时始终坚定不移的站在汉景帝的这边，并举全国之兵牢牢的将吴楚联军的主力给钉死在睢阳，从而让汉中央军有了足够的时间调配兵力和物资去完成汉朝所想要完成的战略性的布置，如此最终也就为汉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只得说汉景帝的算盘打的是真不错，用一句空洞洞的承诺来换取梁王刘武和强大的梁国的誓死效忠，这不得不说是一笔极为划算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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