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牧民》曾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粮仓中堆满了粮食，人们能吃饱穿暖，不会挨饿受冻，然后才会学习礼仪，产生气节和荣辱观。对于封建王朝而言，粮食富足与否直接关系到其统治的安稳与否，因为只有百姓吃得饱饭，他们才不会去反对当朝对于天下的统治，也才能服从当朝对他们的管理，而只要百姓不反，当朝对于天下的统治就可以江山永固。
五谷杂粮
如此，正因粮食对于统治者稳固天下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于粮食的存储，而为了存储这些粮食，历代王朝在全国各地都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可以储存大量粮食的粮仓。
如隋代，《隋书·食货志》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达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杨坚建立隋朝后，在全国各地就修建了数量众多的粮仓，著名的有太仓、含嘉仓、永丰仓、太原仓、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这些粮仓存储的粮食多者达千万石，少者也有百万石以上。
可以说，历代王朝对于粮仓的修建都是十分重视的，为了稳固自己去天下的统治，历代统治者都将粮仓的修建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是不遗余力的在全国进行着可以存储着数十万石以上粮食的大粮仓的修建工程。
隋代粮仓分布图
而对于粮仓的修建，唐朝统治者亦也十分重视，《旧唐书·食货志》就曾说：“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两税焉，有盐铁焉，有漕运焉，有仓廪焉，有杂税焉”，唐时，粮仓就与漕运、税制并列为唐朝统治者统御天下的三大措施，是重中之重的事情。众所周知，唐时，因唐代继承隋代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初唐诸帝皆是英明之主，因此唐朝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社会更是繁荣无比，所以唐代的粮仓建设是被弄得红红火火的。此时，唐代粮仓发展是十分完善，见于史书的粮仓就有常平仓、正仓、太仓、转运仓、军仓、义仓等多种类型。
这些不同类型的粮仓各有各的用处，如常平仓是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再如太仓是专门设置在京师的储存粮食的大仓，专供京师周边城市调用。
当然，以上这些类型的粮仓都不是今天要着重介绍的，我今天要着重介绍的是唐朝出现的最晚的一种粮仓，即义仓。
所谓“义仓”就是唐廷专门为应对灾荒年而设置的一种粮仓。义仓非唐代首创，早在隋代就出现了。《隋书·长孙平传》载：“（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里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开皇五年（585年），时天下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饥荒问题开始大面积出现，百姓是食不果腹，因此初上任的度支尚书（即户部尚书）长孙平见于此，就向隋文帝建议每年全国粮食丰收时，向每户征收粟麦一石以下，而征收的具体数量以贫富为准，上户不过1石，中户不过7斗，下户不过4斗，之后征收的粟麦全部存入义仓中，借此来应对将来可能会出现的灾荒年。
隋代粮仓-回洛仓
开皇十六年(596)，隋文帝正式采纳长孙平所奏请的在各州县建立义仓的建议，下诏“社仓并于当县安置”，在全国各州县置义仓。“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隋代的义仓置于乡社，由社司（主管社仓储粮的官吏）进行管理，之后一旦遇到灾荒年，粮食出现短缺时，则社司就将义仓的粮食赈给本乡百姓，为民所用，以此来帮助百姓度过灾荒年，从而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民变。
唐代建立后，唐廷继承隋朝的义仓制度，将义仓设于州县，并加强对义仓的管理。贞观二年（628年），鉴于此前，唐廷每逢水旱灾害，都需依靠正仓（即常年直接受纳正租的官仓）拨粮赈灾，可正仓的存量毕竟有限，显然不足以满足大批灾民的需求，远远解决不了灾民生存的问题。因此在这一年，尚书左丞戴胄上《请建义仓疏》，奏请唐太宗效仿隋代，设义仓，让百官、百姓缴纳粮食，以备饥荒。
古代粮仓
贞观二年（628年）夏四月，唐太宗同意戴胄所请，“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正式效仿隋代，在各州县置义仓，以备灾荒、饥馑时赈给所用。
唐代的义仓相对于隋代要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制度化。唐时，对于义仓谷，在征收、用途等方面都有着明确且详细的规定。
一、征收的对象。唐代在义仓谷征收的对象上从建立之初就有着明确的规定。《请建义仓疏》载：“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即贵族（王爵和公爵）之下一切拥有田地的人（包括官僚、地主、农民等）都需缴纳相应数量的义仓谷。同时，除了有田地的人需要缴纳义仓谷外，没有田地的商人也要缴纳义仓谷，《新唐书·食货志》载：“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对于没有田地的商贾，唐廷则会依据户等对其征收义仓税，依据其贫富，将他们分为九等，分别征收五石至五斗的义仓谷。
二、征收的标准。如前文所说，隋时，其对于义仓谷的征收主要是以“户等”为准，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下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即上户的家庭缴纳不过一石的义仓谷，中户的家庭缴纳不过七斗的义仓谷，下户的家庭缴纳不过四斗的义仓谷。
古代粮仓
到了唐初，因全国刚刚经历战乱，以“户等”来征收义仓谷的方式显然已是不切合实际的了，因为要定“户等”，就必须要先查明全国百姓的资产 （主要是土地）是多少，而这点对于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的唐代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先不说此时的百姓多是流离失所，没有固定的居住地，因此又何来的财产，再者，因战乱的关系，全国的土地多数成为无主之地，作为朝廷定“户等”最为主要的土地都多为荒废状态，又如何去定“户等”呢？
因此，到了唐初，唐廷虽继续置义仓，但却不再以“户等”为准，而是以“亩产”为准。《通典》载：“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初期，唐廷的义仓谷按亩征收，每亩交纳二升义仓谷，缴纳的谷物可以是粟、麦、粳，或稻。当然，不同粮食的折纳是不一样的，以唐玄宗开元时期为例，《通典》载：“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谷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即一斗五升的稻米等于一斗的粟，一石四斗的糙米等于三石的稻米。
当然，唐初的“按亩纳税”也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唐廷很难去准确的统计全国的实际垦田数，而如果无法统计出准确的垦田数，那势必就会影响到义仓谷的征收，而若征收不到足够的义仓谷，那义仓的运行也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因此，到了高宗年间，永徽二年（651年）六月，唐高宗敕曰：“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 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即延续隋制，按照“户等”来征收义仓谷，其中被评为上上户的家庭每年需缴纳五石的粮食。
丰图义仓
至高宗后，唐中期的义仓谷的征收方式多在“按亩纳税”和“按户纳税”两者之间来回徘徊，如玄宗一朝，对于有田地的臣民就按亩征收义仓谷，而对于无田地的商人则按户征收义仓谷。到了唐后期，也就是在唐宪宗时期，唐代对于义仓谷的征收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此时唐廷不再单独专门的去征收义仓谷，而是改为从各州府的地子税中分出一部分充作义仓谷，《旧唐书》载：“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即从地子税中抽出二分，然后再抽出一部分去充当义仓谷。
一、赈贷。如上文所说，义仓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备荒灾”，因此“赈贷”就是义仓谷最为主要的用途，所谓“赈贷”就是赈给和借贷的合称。有唐一代，历289年，其受灾的次数是非常多的，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的统计，唐代“受灾四百九十三次”，而在当时，为了解决受灾百姓果腹的问题，唐廷多采用开诸仓赈贷救灾的方法，而在这之中，唐廷开放最多的粮仓，就是专门为“备灾荒”而置的义仓。
据张弓先生的统计，自武德元年（618年）到开成元年（840年），在这223年的时间里，唐代开诸仓总计赈贷136次，而其中义仓就占了106次，由此数据可知，义仓在唐代的赈贷领域所起到的作用是有多么的巨大。
当然，我们需注意的是唐代对于义仓谷在赈给和借贷中的使用是有着诸多的限制的。首先，在灾荒年间，唐廷赈给的对象并不是受灾荒的所有人，据《旧唐书·宣宗本纪》所载：“常平义仓斛斗，每年检勘，实水旱灾处，录事参军先勘人户多少，支给先贫下户，富户不在支给之限”，也就是说在这之中被认定是富户的百姓是不在赈给的范围之内的。
古代义仓
此外，赈给基本是无偿的，因为只有无偿赈给失去生计的灾民，才能保障他们的生产、生活得到较快的恢复，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不会因为灾民的缘故而出现动乱。
再是借贷，既然是借贷，那自然就是有偿的，当然虽说是贷款，可却并没有利息一说，借贷的灾民只需在秋收后“照数征纳”即可。同时，借贷不同于赈给，它是没有贫富之分的，无论是贫户，还是富户，只要他们要借，朝廷就会借。当然，唐廷虽不限制借贷的范围，但对于借贷的粮食的数量却有着限制，《唐会要》载：“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给两石，七口以下给三石，如给粟，准米计折”，即三口以下的家庭最多只能借贷一石的粮食，六口以下的家庭最多只能借贷两石的粮食，七口以下的家庭最多只能借贷三石的粮食。
二、农业借贷。唐代的义仓经过百年的发展，其开始不再局限于“备灾荒”，自唐中期后，正常年岁时，若农民的粮种不足，亦可向义仓借贷粮种，如潘孝伟先生所说：“义仓农业借贷的职能无疑是唐朝的首创”。
唐代的农业借贷是没有任何的利息的，据《册府元龟》所载：“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制曰：天下诸州每置农桑，令诸县审责贫户应粮及种子，据其口粮贷义仓，至秋熟后照数征纳”，即农桑春播之际，贫困农民若缺少粮种耕种，则可向所在地的县官申请农业借贷，而县官审查合格后，农民就可从义仓中借出其所申请的对应数量的粮种，之后在来年的秋收之际，借贷的农民只需将去年所借的粮种归还即可，无需支付额外的利息。
古代农民播种图
三、平衡粮价。唐朝的义仓除了有赈贷、农业借贷的用途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平衡全国的粮价。众所周知，无论是水灾、旱灾，还是蝗灾等自然灾害，它们对社会造成的最大的威胁无疑就是造成全国粮食出现严重的短缺，及粮价大幅度增长的问题。因此，在灾害年间，若是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那么势必就会让社会出现动荡，甚至是引起兵变，所以如何解决以上这两个问题，就是当朝者在灾荒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唐代，唐廷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利用义仓来平衡全国粮价。当时，一旦出现粮食短缺，或粮价波动巨大的问题，唐廷就会主动的卖出各地义仓中的粮食，以此来平衡各地市场的粮价，从而避免“谷贵伤民”问题的出现。
与此同时，唐廷卖出的义仓谷的价格也十分低廉，多以市场均价的一半出售，如长庆二年（822年），江淮地区旱灾不断，米价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于是唐穆宗下诏：“宜委淮南、浙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於当道有水旱处，以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减一半价出粜，不得令豪家并籴，使其必及贫人”。
综合而言，唐代的义仓对于维护唐朝统治的稳固却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依靠于义仓的“赈贷”，唐代的无偿赈给和无息借贷都是“着眼于灾民生产能力的切实恢复”，在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一旦出现灾荒，如果仅仅只是依靠灾民的自救，则最终的结果就只会是民怨沸腾，民变四起。
古代农民耕种图
因此，当朝者要想稳定对于天下的统治，他们就必须出手干预，而对于唐廷来说，依靠义仓来进行的“赈贷”无疑就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无偿赈给配合着无息借贷，这种方法无疑可以大大增强小农经济抵御灾害的能力，同时还可加快灾民生产、生活的恢复和重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灾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恢复。
再如同样依靠义仓来进行的农业借贷。由朝廷推出的农业借贷，一方面，因为此借贷是无息的，受灾农民无需支付高额的利息，因此这种借贷的出现显然是可以减轻受灾农民的负担，从而有利于灾后农业生产的恢复。
另外一方面，由义仓为后盾的农业借贷，它还可抑制富户对于农民的剥削行为，从而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在唐廷没推出农业借贷之前，农民若缺少粮种，则只能是向那些富商借贷，但跟富商借贷，农民就需承担高额的利息，一旦来年还不上，他们轻者破产，重者家破人亡。而一旦农民被逼的破产，走投无路下，他们势必是会做出一些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甚至是动摇当朝者对于天下的统治。而唐廷所推出的这种无息的农业借贷就可让农民避免去富户去借贷，从而也就避免了农民被富户逼的家破人亡的事情的出现，如此也就能稳固唐廷的统治。
当然，义仓虽优点多多，但正所谓“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备，妾愿老君家。”，凡事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总有缺陷，而这点对于唐代所置的义仓来说亦也是不例外的。唐代的义仓最明显的缺点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救济范围有限，其二是赈给效用不足。
丰图义仓遗址
首先是救济范围有限。唐代义仓初设之时，唐太宗虽下诏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但在实际的建设当中，唐廷并没有在全国的州县中都置义仓。在当时，唐廷为了方便接下来对义仓的管理，他们多只在交通便利的州县置义仓，而一些交通不便利的州县，如处在边疆的州县，唐廷多不会置义仓。也就是如此，当灾荒年到来时，其位于义仓周边的州县虽然能得到有效的救助，但那些因交通不便宜而未设置义仓的地区却是很少能得到有效的救济。
同时，在当时，唐廷在借助义仓赈给灾区时，他们并不是对所有的灾区都进行救济，而是有所偏倚，对于京畿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军事重镇，唐廷会大力进行救济，而对于边疆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等，唐廷虽会救济，但却不会大力去救济。
当然，唐廷会这么做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义仓的粮食总有用完的时候，要想照顾全局，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总有厚此薄彼的时候。而在当时，京畿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军事重镇等无疑是唐朝最重要的地方，这些地方是绝对不能乱的，一旦乱起来则势必就会影响唐朝的国运，因此着重去救济这些地区的灾民，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真的是无可厚非的。
古代水灾
再是赈给效用不足。如前文所说，义仓是朝廷设置的粮仓，因此管理义仓的肯定就是官吏。而众所周知，历代的王朝总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这点对于唐代来说也是不例外的。唐时，官员亏空义仓粮的事情是时有发生，“比年赈贷，多为奸吏所欺，徒有虚名，惠不及下”，在当时朝廷下发到地方的义仓粮多有被贪官污吏贪污的现象。试想，义仓粮都被官吏贪污，又谈何去利用义仓赈给灾民呢？
当然，总的来说，义仓对于唐代的救荒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虽说它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对于当时受灾的灾民来说，义仓中的粮食多多少少能让大部分灾民摆脱饿死的下场。同时，对唐廷而言，义仓的存在也是在稳固其对于天下的统治的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因为义仓可以让大部分的农民在灾荒年至少可以确保不会被饿死，而只要农民不会被饿死，他们就不会造反，如此，也就能确保唐廷对于天下的统治不会出现太大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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