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依秦律，谋士为皇帝顾问，可参与国策制定）淳于越和丞相李斯因分封制和郡县制起了争执。
在这次争执中，秦始皇支持了李斯，并按照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
这次引发严重后果的争执，虽然起始于分封制和郡县制之争，但结果和行为上，却变成了统一思想之争。
在李斯说服秦始皇的言论中，提到了：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
由上可知，李斯鼓动秦始皇焚书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私学泛滥，各家学说教授学生的内容都不一致。
而且，各家学说的理念也都不一致，也因此，对于秦始皇制定的政策，有的学说支持，有的学说反对。
百家学说的各行其是，对于刚刚完成大一统的秦朝来说，是很不利的。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为了尽快巩固成果，制定和实施了相当多的维护中央集权制的政策。
但这些政策的实行，并不是人人都赞同。
比如，耗费巨资和大量民力去大修驰道、直道、长城等工程，并试图在短时间内完成，就被很多学说视为是残暴之举。
但对于秦始皇来说，他又认为这些事是必须要做的，这就跟部分学说在思想和行为上起了冲突。
要想不受掣肘地完成自己的目标，秦始皇不仅仅是要从国家形式和制度上完成统一，也迫切的要从思想上完成统一。
李斯就是借着跟淳于越的争执，帮助秦始皇实行了一次思想统一行动，方法就是“焚书”和“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也就是用强硬的方法去废掉私学，让百家学说的学生们都去学秦律，以及秦律的基础，法家思想。
秦始皇跟李斯的初衷未必就不对。
后世的王朝，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也一直都在搞思想统一，任何王朝都一样，这是大一统国家要维护统治所必须的行为。
但秦始皇搞得太粗暴了，秦国是用暴力行为完成的统一，于是，也想用暴力行为来完成思想上的统一。
或许秦始皇觉得用暴力更干脆简便，也或许是觉得没必要在这事上浪费时间跟精力。
既然能用暴力方式灭掉六国，也能用暴力方式逼迫百家学说们屈服。
不过，历史证明，秦始皇跟李斯，在行为上是错的，缺乏成熟的技巧。
统一思想，从来都不能用粗暴的方式去对待，只能是和风细雨，还必须要用转变后可能得到的实际利益，来打动人心。
就好像汉武帝时推出的选官制度“举孝廉”，官方规定，想做官，必须要做到“孝”或“廉”，讲究德行出众。
这个选拔官员的方法是说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帮助制定的。
儒家最重视的就是德行，按照“举孝廉”的方法选出来的官，基本上全部是学的儒。
董仲舒就没有去鼓动汉武帝去搞什么焚书，太粗暴，不“仁义”，而是用实际利益来促使想做官的人都去主动学儒。
这就比秦始皇用的方法高明多了，也不杀人，也不骂人，你还必须得学。
儒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但主动去吸收如道家、佛家等其余学说的思想为其所用，还用最实际的利益去打动人心，想不发扬光大都不行。
至宋、明、清时，统一思想的行为，已经全部集中在科举制度上了，成为全社会认可的主流。
想改换阶层，就得去考科举，要考科举，学习的内容却都规定死了，必须得是“四书五经”。
相比起宋朝时，还有部分非科举渠道可以进官场，明太祖朱元璋还公开下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
在科举考试的内容限定死了的情况下，读书考科举就是主动去迎合思想统一，不去迎合，就一辈子做人下人吧。
相对的，当时所有的官学、私学，全部也都只教授儒家的“四书五经”。自学别的也行，但对于仕途没有任何帮助。
思想统一轻易的就完成了，还是所有人主动愿意的行为。
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举孝廉”，乃至科举发展到必须学习固定的内容，都是搞思想统一，目的是一样的，无非是秦始皇没有接上后续。
朱元璋删除孟子著作中的部分言论，搞所谓的“八股文”，为了统一思想，方法也恶劣，但却没有得到如秦始皇那样的骂名。
只因为，朱元璋虽然强迫读书人去学他规定的内容，但利益获取的渠道还在，些许细节也就可以被忽视。
如果秦始皇在“焚书”后，能明确百家学说的学习者们转变思想后得到的好处，而不是打压后，分文不给，估计不会被骂得那么狠。
李斯建议“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是当官后才能学？还是学习后就能当官？
不学百家学说，学习法家后，有没有比较公平的步入官场，或改变阶层的渠道？
要是对此有明确权威的规定，“焚书”的行为也最多演变成学术异同的争论。
也就是法家好还是儒家好，或者道家好还是墨家好的争论，却不会被视为残暴之举。
只要能做官，能参与国政，能有实施抱负的渠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啥不是学？
如是，前程有了奔头，思想怎么能不统一？还骂秦始皇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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