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许多有财力的男子都会纳妾，甚至是嫖妓。他们的妻子对丈夫的这种行为，自然感到害怕，担心遭受冷落或被遗弃，所以，便生出许多嫉妒手段，希望能约束丈夫的恣情淫乱，这同样会引起那些放荡男子的反感与憎恨，他们通常指责这样的女子为“妒妇”，“为其乱家也”；咒骂嫉妒的女子是“母夜叉”，“胭脂虎"，并设计了种种“医治”女子嫉妒的方法。
嫉妒本是伴随着私有制而产生的一种个性社会心理，古代男子却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此加以歪曲。楚怀王就认为，女子之所以嫉妒， “其情也”：《妒妇赋》作者，南朝萧梁文人张缵继承了楚怀王的观点，认为女子“常因情而起恨，每传声而妄受”，把女子娥妒看作是对夫夫的痴情。而清代的蒲松龄则断言： ”女子较妒，其天然也。”认为女子天性就是好嫉妒的。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基础之上，古代的男人们才发明了形形色色的“治妒术”。
一个民族文化系统中，处于第一位的莫过于语言文字了。在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文字的产生几乎都是在父系文化系统之内，语言文字本身因此就打上了各种各样的歧视甚至敌视女子的烙印。“嫉妒”二字，无论是“嫉”字，还是“妒”字，都有个“女”旁；以此来说明只有女子才有“嫉妒”。在典故、俗语中，也有关于“妒妇”的说法，最有名的当属“河东狮子吼”(这本是宋代文人苏东坡对他朋友陈季常的妻子“妒妇”柳氏的称呼，后人拿来专指悍妒的女人。)“谋于子，难做士； 谋于妻，纳妾稀”等等。
产生于父权文化中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与妒妇有关的，其主题是妒妇可怕甚至可恨。据唐代文人段成式在《西阳杂翅》中说，晋朝刘伯玉的妻子段明光是个有名妒妇。刘伯玉有一次在段氏面前赞扬曹植的《洛神赋》中的洛神美，段氏听了，火冒三丈，大声说：“你为什么用水神来轻视我，我死了难道就不能变成水神吗?”当天晚上，她就投河自杀了。从此，这个段氏投水的地方就出了怪事，女子从这里过河，都不能盛妆打扮，而必须“坏衣枉妆”，否则河面就风浪大作，后人遂把这个地方称之为“妒妇津”。
古代还有一个关于妒女祠的故事。宋人王傥在《唐语林》中说，唐高宗到汾阳巡幸，要经过妒女祠。并州刺史李玄冲怕高宗盛装的车马队伍引起麻烦， ”必致雷风”，准备动用民工，另开道路，只是由于狄仁杰的极力反对，才制止了这一劳民伤财的可笑举动。堂堂天子巡幸，千车万骑，前呼后拥，竟会怕一个妒妇。
确立制度，对嫉妒的女子进行惩罚，是古代男子另一重要治妒方法。最迟产生于战国时期的“七出”(也称“七去”，“七弃”)，就把“妒”当作其中重要一条。妻子若嫉恨丈夫另有所爱，丈夫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妻子赶出家门。这自然就会使许多女子不敢嫉恨丈夫的纵欲行为。“七出” 之条，对后世影响颇大，著名的《唐律》完全袭用了它，妻子只要违犯其中任何一条(自然包括“妒”)，丈夫不必报请官府。可自行写成文书，把她休掉。当然也有个别例外的，陈季常就没有把妻子柳氏休掉，他只是带着两个宠爱的待女，出门远游、不再归家了。
清代有个好事之人，叫广野居士，竟然编制了一册《妒律》，分名例、吏部、户部、礼部、兵部，督捕、刑部和工部八条，规定丈夫同爱妻、宠婢或妓女相好时，如果妻子嫉妒，可分级别加以惩罚。此虽属游戏之作，但也反映了古代男子对于妒妇的心理。
古代男子还把女子的嫉妒和生子胡乱联系起来，说什么女子要尊重丈夫“游意青楼、置买婢妾”的“才子举为”，如此才能全家和睦，夫妻和好，子孙众多。《霞外捃屑》的作者、清代著名学者平步青看过一本朱姓大家的家谱，共分了16个子目，最后一个是“妒妇”，前面有一小序，其中说：“后妃不妒嫉， 而子孙众多”，“妒必不传”。古代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生孩子也要被弃去，这样一来，妻子哪还敢拦阻丈夫为了后嗣而宠婢、纳妾?
父权文化还把它同人们最关心的生死问题搅在一起，认为女子如果嫉妒，就会死去。唐代张鷟在《朝野金载》中记有这样一件事，杭州刺史裴有敞病得很厉害，他的部下钱塘县令夏荣来看望他。夏荣对裴有敞的夫人崔氏说：”我有一个药方，可治好大人的病。”崔氏忙问：“什么药方?”夏荣说：“你让大人娶两个小妾，就行了。”崔氏听了大骂夏荣混蛋，把他赶出大门。夏荣在大门外对她说：“ 夫人不听我的话，就会遭到不幸的。”不久，崔夫人果然死了，而裴有敞娶了两个小妾，病也好了。本来裴有敞生病，崔夫人暴卒与娶两个小妾风马牛不相及，张鷟硬将三者扯在一起，还大发感慨：“(夏)荣言信也矣！”
求神拜佛是古人在力不从心时的常见表现，古代反妒“勇士”由此受到启发，也希望从神仙那儿求得治妒的仙丹。明代有个叫朱文懿的人，夫人陈氏“妒”劲十足， 他虽然有好几个漂亮的小妾， 但陈夫人不让他接近，朱文懿为此感到十分苦恼。一天， 他向菩萨祷告，希望得到“化妒丹”，结果检得一乩书，上面写着：“化妒丹在你枕头内。” 朱文懿忙到家中，折开枕头一看，里面真有两粒圆圆的药丸。他叫陈氏把药丸吃下去，据说，后来她果然就不嫉妒了。
谈到古代男子的“治妒术”，不能不提一下南朝宋明帝发起的讨伐女子嫉妒的运动。魏晋六朝时，嫉妒之风和崇尚门阀一样盛行。 当时，“父母嫁女， 必教之以妒，姑姊相迎，必相劝以忌。以劫制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这自然不能不使男子们大为恼火，因此，中国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妒运动也就由此展开了。宋明帝别出心裁地敕令大臣虞通之撰写《妒妇记》，专门收集古今嫉妒成性的女子事迹，作为他反妒运动的理论根据，也作为反面典型以警世。他带头行动，下令赐死袁韬好妒的妻子， 荣彦远的妻子也因好妒而被他下令毒死。大臣刘休的妻子王氏反对丈夫蓄妾，刘休报告给明帝，明帝便賜给刘休责打王氏20大板的权利：这还不算，又下令叫刘休在后门开个小杂货店，命王氏在店里卖扫帚，以此来羞辱她。他对公主的嫉妒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整饬，他一登上皇位， 就把嫉妒到发狂的侄女，山阴公主给处死了。
古代社会，实行以多妻为补充的婚配制，男子(多指有财势的男子)除了拥有正妻之外，还可以买婢娶妾，嫖妓取乐，女子则必须守身如玉，从一而终；另一方面，男子掌握政治、经济大权。女子对男子的依赖性很大，这样，一些放荡男子的妻子害怕失宠被弃，难免不生嫉妒之情，行妒妇之事。换句话说，妒妇这种社会现象，是以多妻和淫乱为补充的男权一夫一妻制自身的伴生品，因此要消除妒妇，只有消灭产生它的婚姻制度，建立起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才有减少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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