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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读完杨绛先生的三部作品，《干校六记》（1981）、《洗澡》（1992）和《我们仨》（2003），从写作时间上看，正好相连；从叙事上看，应该是《洗澡》在先，然后是《干校六记》，《我们仨》则是对过往生活的完整叙述。
书分三部，第一部“我们俩老了”，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准确说只有第三部是对过去生活的叙述，第一第二是杨对丈夫和孩子的思念。
1935年，钱钟书和杨绛婚后到英国留学。钱生活技能基本等于0，不会做饭也不认识路，在学习了如何做牛奶红茶后，给杨先生做了一辈子的早餐。
一个幸福的家庭必定有他的传统，哪怕是古怪的，可以让你仪式般遵循，想起来就觉得温暖。
杨先生很好玩，剪虾须时，虾一动，把杨先生吓得扔下剪子逃出厨房。“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钱钟书作诗“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两人的生活过得和过家家一样。
阿圆出生，因为哭声嘹亮，被护士称为“Miss Sing High”。钱来帮不上忙，还经常做错事，向杨先生承认错误，什么东西弄坏了，杨安慰他，“不要紧，我会修”。钱对杨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
抗战爆发，杨先生得知妈妈去世，哭个没完，钱百计劝慰。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1938年，忧心国事的二人带着孩子回到国内。钱受聘到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任教，一年后，到上海再见阿圆。孩子已经不认识爸爸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钱在阿圆耳边说了句话，孩子马上和他亲近起来。只是钱当时说的什么，杨先生当时没问，现在又无人可问了。
抗日时期，钱钟书一家住在上海沦陷区，生活艰难。一次学生送来很多西瓜，阿圆很惊奇。
“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
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钱钟书的父亲并不欣赏自己的这个大儿子，一直让儿子“养志”。1948年，钱钟书爷爷百岁冥寿，大家回乡，老爷子偶然发现阿圆认识很多字，大感惊奇，认定是“吾家读书种子也”！
这位老爷子做派和我家老爷子很像啊，来家里做客的小一辈都被考校过学问，甚至儿媳妇也得背《将进酒》之类的，以致于小朋友们没人敢来家闲聊做客。
解放后，一家三口进京，接下来开始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三反运动——《洗澡》，五七干校——《干校六记》，在其他著作中，都有较详细的描述。
钱恃才傲物，一向不大看得起人，揶揄嘲讽不留面子，在《围城》中略见一斑。以他的性格，在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倒再被踏上一万只脚，实在是幸运。
钱在文革时负责将毛的诗词翻译成英语，在家撰写《管锥篇》，杨开始翻译《堂吉诃德》。我上学时曾翻看过父亲的《管锥篇》，看不懂啊，今天才明白，钱创作时故意用文言文写作，怕红卫兵不容许啊。
杨很自豪的说，钱的学问是冷门，不用炫耀学问，他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在这些运动中，一家三口能够挤在一起，就已经很幸福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受胡乔木的庇护，在三里河寓所，钱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杨绛先生用非常意向的笔法，写了亲人离世时的情景。
我每天在驿道上一脚一脚走，带着自己的影子，踏着落叶。
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我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肚肠，以后就不用牵挂了。
我说是这么说，心上却牵扯得痛。钟书点头，却闭着眼睛。我知道他心上不仅痛惜圆圆，也在可怜我。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来怀念我们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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