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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历史现场:100多年前的防疫宣传是怎么做的?


一、引子

日本国捐赠口罩和防护服的包装箱上写了些古诗词,本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

不管是日方的和驻日的中方工作人员提议乃至执笔的,归根结底是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尊重。

此事一经传播,先是被网民拿来“自叹弗如”,感慨本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袭不够。

这本来也是好事,“知耻而后勇”罢了。

其后有好事者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与“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并而论之。

言之凿凿,指责这个国度对自己的文化如何如何。

这种态度就不是“hǎo事”。

而是“好事”了。hào

如前所述,前者是国家之间的外交辞令,而后者是国对民的宣传、鼓励和动员。

这是两码事儿,不可一概而论。

然此事又经长江融媒一肖姓评论员点评,将二者一并而论且相较高下,又提及“奥斯维辛”云云,愚蠢至极。

简直“坏事”。

继而遭到群起而攻之,连同大众媒体的口号、乡镇社区的条幅、村头广播的劝说。

一并归结为没文化、不懂美甚至没人文关怀。

当然,这些争论并没有传播到乡镇社区、村头巷尾。

且确实有人因为聚餐“送死”,因为“带病回村”成为“不肖子孙”,因为“不戴口罩”而用上了“呼吸机”。

标语、布告、指示、条幅,还有广播,本身就是通过简洁有力的语句,吸引群体的注意力,从而引导公众指向特定的目标,实现动员、激励和劝说等功能。

不同的表达方式面向不同的人群,这是最起码的逻辑和常识。

随着面向人群接受程度的不同,表达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这是最起码的逻辑和规律。

只不过,逻辑、常识和规律的形成与确认,真的需要历史来证明、时间来夯实。

二、《大明劫》

王竞导演2013年的作品《大明劫》是历史灾难题材,也是吴又可的半部传记。

吴又可写过《瘟疫论》,开中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崇祯十五年,也即1642年,当时瘟疫横行,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尤为严重,“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加之李自成起义,各地云集响应,大明朝岌岌可危。

吴又可通过多方诊断,认为这不是伤寒、风寒,而是瘟疫。

但军队将领的人一开始不相信,直到人传人、营传营,才让他施救。

他跟守城将领说,“首先要告知全城百姓,大疫将至;再有就是隔绝病患,以防人传人;还有就是开窗通风,以防疫气聚集”。

很多年以后,我们都可以在中学生物课本上《传染病及其预防》中看到这个常识,预防传染病的三个主要措施: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但这个常识在当时行不通。

时人多将染疫身死归诸于“鬼也、祟也、命也、妖也、劫也”。

所以采取的办法也是贴符咒、诵佛经、焚香祝祷,乞怜于神灵,冀其驱灭疫鬼。

《瘟疫论》成书于1642年,却并没有以常识的形式传播。

1932年,也即390年后,山东济宁霍乱流行。

传染速度很快,每天有五六十人死亡。

人们在恐慌中开始相信谣言,每家供奉一枚鸡蛋,上面写着“张天师之位”,每天上香祈祷。

还有人用锅底灰在大门前做成一个半圆,“以使瘟神不能入门”。

八十多岁老太太也穿上了红鞋,“言穿红鞋者,可以免瘟”。

而就在此前,1905 年,袁世凯就明令取缔“符咒治病”,1911 年的《京师防疫罚则九条》也禁止售符防疫。

三、1911年鼠疫期间的防疫宣传

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

清政府缺乏应急预案,民众防疫意识淡薄,所以导致疫病愈发猖獗。

最终这场大瘟疫持续了半年多,席卷大半个中国,造成6万多人死亡。

“哈尔滨疫事初起,商民亦不谓然“。

直到每天有数十上百人感染死亡,政府采取隔离并且烧毁房屋等措施后,才有些觉悟。

但有些民众还是要么抵制,要么“隐匿不报”。

然而意识到严重性的时候,又赶上岁尾年节,不管是经商者还是劳苦者都纷纷奔往故乡。

“自其处散行各处者有十万之多,而东清铁路,亦于是时令定特价车票,以利行人焉,故瘟疫发现后,居民分散,而疫亦随人散布,传染四方矣” 。

“防疫之法首在交通遮断”,也即“切断传播途径”。

不久,京奉、东清、南满铁路也暂行停开。

奉天沿海全面戒严,“防救兼施,水陆并举”。

鼠疫流行期间,清廷对公众行为进行全方位干涉,收效明显。

铁岭防疫所,“以戏院中人数众多,最易传染疫病”,特知会警务局“勒令戏院暂行休止,俟消疫后,再行开演”。

为照顾生计,官方还每日向五家戏院发放小洋 42 元,“以资津贴”。

长春对遵禁戏院,进行补助。

1 月 31 日(正月初二)起,府署每日发给梨园子弟中钱 50 吊,以作糊口。

长春各学堂因“瘟疫未消,传染不免”,概行暂缓开学。

吉林警务局严斥茶园,不准开业,以昭慎重。

不过,还是有人不听劝。

估计也没有看到乡镇社区“带病回村,不肖子孙”“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送死”“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的不文明宣传条幅。

一武清县染疫人员从奉天隔离所逃出后,南奔至铁岭疫发而亡。

铁岭一家因接纳外甥探访,不久疫发毙命,男女九人均“传染身死”。

此外,铁岭外发呼吸囊 2 万余枚,令出入城门者套戴,并随时稽查,不服规定,“即以违警论罪”。

后有人往返于各处,将所领呼吸囊转向出售,警局获知后特将所发呼吸囊“盖以戳记,以杜私售”。

除了盲目外逃和不听劝阻外,民众还力避检疫。

东北鼠疫发生后,南北通衢的武汉实施防疫。

但由北来旅客恐验出疫病,隔离诊治,纷在河南湖北交界的信阳、鹊山、广水等地车站“先行下车,绕道来汉,以图规避”。

不听劝的人是一波,还有一波制造谣言、听信谣言的。

无为之徒更乘此人心惶惑时,贪图厚利。

“逞其臆说,妄造药方,以遂其惑世欺人之计”,“愚夫愚妇无不信以为真,有持无恐”,甘蹈险境,将“一切卫生之事反若置为后图”。

谣言有时候比疫情传播得还要快,“京内尚无瘟疫之发见”,而“谣言其炽”。

一些关于“拿获撒药害人要犯纪文”、“逼令女子赤身与男子同浴”等离奇之谈竟然上报。

还有阴谋论者,“近有无知愚民妄生谣啄,肆行蛊惑,诬言日人雇人撒药情事”。

用白话来说,就是有人认为鼠疫是日本人雇佣人撒毒药导致的。

这在奉天民政、交涉二司发布谕令中被严令指责:

鼠疫流行,中外人士莫不畏惧,日人亦居奉天,独不怕传染乎?

倘有再有造谣生事之人,一经拿获,定行重惩不贷。

疫情不确定、不稳定、传得快、死得多,舆情说不听、劝不动、谣言四起。

这种情况下,防疫宣传如何作为呢?

河南巡警道委托人员赶赴天津,观摩防疫法,就地调查,并带回白话传单“回河南仿照布置”。

昌图知府除设防疫所、督饬巡警“挨户稽查”外,还编防疫白话一篇,“令人民晓得百斯笃疫之可畏”。

吉林省城自治会恐人民未知预防,令宣讲员“逐日演说个人防疫与地方防疫各办法”,并向听讲人员分发防疫白话单

彼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0%,疫病传染规律不为民众所知,这种情况下,普及防疫知识很难。

1911年鼠疫过后,各个城市推行接种“避瘟浆”。

以天津为例,卫生局特意贴出《天津卫生局劝种避瘟浆告示》。

开篇第一句“为白话晓谕事,照得上年十一月间,关外哈尔滨地方有一种鼠疫,闹得很见利害,一天总得死一百多人,后来渐渐传到奉天,以至关内永平府,亦死了好些人。”

全文605字,苦口婆心:

“各人全是一条命,你们想想可怕不可怕,怎么样呢?总的想个法子,叫他不能传染的好,然而可没有别的法子,就是个人在左胳膊上种避瘟浆,最为妥当……”

“本总办以身作则,自己已经种了,局内同人并巡捕们都种了,为此用白话告示劝谕,盼望城里关外,你们大家老老少少劝告赶紧种避瘟浆,以防瘟疫传染。须知人生先能保全性命,继能争名夺利啦!你们大家想想,是不是?本总办不能盼望之至!特此。”

后来民国的卫生部门还特意做了《布告管理办法》,其中第八条提到四条注意事

1、须浅要明显用白话语体以一般人均能了解为准。 

2、须用不同之颜色写画.或用不同颜色之纸张,或用图案、花边,务期鲜明美观,能促起观者注意。 

3、须切合事实,以引人入胜。 

4、须注重反式,以资警惕。 

但这些仍旧没能成为常识。

1918年陕西鼠疫、1919年上海霍乱、1932年全国霍乱期间,依旧有“隐匿不报”“私送他处”“求神拜佛”的现象。

不过,民国时期,由于西医的普及,与以往不同,民众除向神仙、瘟君祷告外,还纷纷乞灵于西式药品,籍以避疫。

一些厂家开始利用各种手段,向城乡居民推销其产品。

洋药“价值日益加高,与虎疫之扩展成正比例”。如,霍乱疫苗每瓶由1元速涨至10元。

不仅如此,一些投机者还“大杀利市,一时市上新发明之防疫药品名目繁杂,几乎如雨后春笋”。

但这些药品都“治疗不足,促死有余”。

1932 年霍乱大流行期间,河南竟出现民众吸吮疫苗现象。

疫苗一经到手,以为是防疫药水,以为口饮即可。

最后,附上一篇黎雨民发表于《大公报》上的《防疫歌》一首。

这首歌通俗易懂,押韵上口,便于理解接受。前半段说疫情严重,惊心动魄

食吾血,烂吾肠,透越心宫穿膏盲,既侵肺兮又破脑,医药亡效神无方,迟则不过二三日,速则顷刻命难全,一家犯此香烟绝,一市犯此尸满场。

结尾处谈全国防疫,语重心长

我国人多土又广,四兆同胞岂虚言,响应政府防疫号召,人人防疫斯周详,但使菌类永绝灭,非特疫免种亦良,浩劫临头当自警,人力原来可胜天。我今不辞苦口劝,君勿忽兮君勿忘,士晓农,工告商,茶前酒后作清谈,必使人人知此义,普天零露消灾殃。

最后的最后,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参考文献:

谷永清《中国近代防疫述论》

谭晓燕《民国时期的防疫政策(1911—1937)》

刘岸冰 《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

陈佳丽《传播与流变: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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