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初，我和合肥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唐国贵书记、陈心昭副校长、党办于主任一行四人来到北京，为机械工业部和安徽省政府举行部省共建合肥工业大学签字仪式作准备。我们下榻于北京理工大学招待所，该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关系很好，提供了一辆专车，供我们在京活动联系用。
第二天，我们到了国家机械工业部，见到了合肥工业大学的直接主管教育司沙司长。甫一坐定，沙司长就拿出了部省共建的文字协议书说：部长们已经传阅，都签了字，你们看看。合工大校领导接过来一看，全傻眼了，书记、校长对视着，两人一言不发；这时候，他们不敢也不便说出他们的意见来。我接过来一看，协议上，何光远部长用铅笔写了一句话：“待时机成熟时，将合肥工业大学下放给安徽省政府管辖。”
我说：“司长，这个文稿，我们来回反复商讨过多次，才商定的，怎么现在出现这样的变化？”
司长说：“这个底稿是你起草的，我们一个字也没有修改，部里都同意，不过就是部长加了一句话。”
我说：“这句话，非同小可，对于合工大，可以说决定这所大学的归属与命运。本来是为了部省共建合工大，现在突然提出把这所大学下放给安徽，这样做是否合适？是否听听我们的意见？希望司长向部长反映我们的意见。”
司长回答：“这已经是定下来的事，你看七位部长都签了字，我们不能反映。”
我说：“司长，既然您不便反映，能否安排我见见部长？表达我们的看法。”
司长说：“那也不行。这事已经定了。”
我说：“司长，既然您这么说，恕我直言，部省共建是双方的事，需要得到双方认可。过几天就要举行签字仪式，这么重大的变更，您事先也没和我们通气，我省领导至今还不知道。我虽然只是安徽省教委一个小小的处长，但我今天来，就代表着安徽省政府。您必须向部长反映我们的意见，我也会立即向省长反映。在正式举行签字仪式前，请您准备好两份文本，一份是我们与你司反复协商过的文本，一份就是部长签字的这份文本。我现在回去立即向我省省长反映。”
回到招待所，书记、校长一筹莫展，这样突然的重大变更把他们打蒙了；本来是兴高采烈、满怀希望争取部里和省里的支持，现在部里却要抛下他们，划归到省，这对于一所办了几十年的全国重点大学，如此命运逆转，确实非同小可。我开书记、校长玩笑说：“你们本来是争取上211，争取省部共建，现在却要下放到省，你们这次回去，何颜见江东父老，怎么向教职工交代啊？”这时候，安徽省省长回良玉一行已经到京。我们必须立即面见省长，直接向他汇报。
这天一清早，我和陈校长、于主任即驱车前往省长的下榻地京西宾馆。京西宾馆是中央军委招待所，会议期间，人员进出受到限制，这时已经一律不接待进出人员了。我们进入传达室时，里面已经有不少人，我们也坐下来等候。北京的冬天，这时候已是冰天雪地，没料到，传达室的水管道前夜被冻得爆裂，自来水不断地往外涌出，漫延到地面；宾馆工作人员拿着扫把不断地扫水，扫把扫到哪里，哪里坐着等候的人，就赶忙把双脚翘起来，以免弄湿鞋子。我这时下意识地站起来，从一旁拿了一把扫帚，和他们一起往外扫水。这无形中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和好感，他们知道，这里等候的人，都是国家的公务人员，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说：“就要开会了，宾馆已经封闭，一律不接待人进出了，你有什么事？”我告诉这位工作人员，我有急事必须面见我省省长。他说，“那作为特例，你们只能进去一个人。”我们商量后，还是由我去向省长汇报较合适。工作人员接通了省长房间电话，接电话的是省长秘书徐锦辉同志，我简要叙述了去机械部的情况，请求徐秘书立即安排我面见省长。徐秘书说，他马上要去开筹备会，不能来门口接我，告诉了我他的房间号。我很快进到房间，看到房间里有省长秘书、保卫参谋和曾任省委副书记，曾分管文教卫工作的徐书记。徐书记问我，“你怎么进来的？”我说了过程，他说，“你要是跟我的车进来，就方便多了。”徐书记是来找省长谈事的。徐书记谈完事就离开了。这时省长回良玉（时任安徽省省长，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来到我等候的房间，听我汇报。
我介绍了合肥工业大学这所重点大学的地位（1960年进入全国重点大学行列，全国32所重点工科院校之一，安徽工科院校龙头老大）、学校变迁、社会影响，部委在安徽的高等院校情况（那时部委在皖院校七所）、安徽高等教育的状况（37所大学）、教育经费的情况，安徽高校的“211工程”建设情况，以及昨天去机械部商谈部省共建新的变动情况，合工大的办学情况等。我谈了近半个小时，回省长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突然，他站起来，说：你等等。他转身出去，把住在隔壁的副省长汪洋（时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主管财政，现任全国政协主席）叫了过来。落座后，回省长说：“李处长，你把刚才跟我谈的，源源本本再说一遍，我俩一起听。”我又重新作了汇报，明确地谈了我的看法，希望省长帮助出面解决的要求。答案十分清楚，这时候，把合肥工业大学下放到安徽省，对于安徽的财政紧张短缺状况、对于合工大的发展，对于安徽大学寅吃卯粮的211工程建设，对于其他高校的教育经费配置等诸多方面，显然不利。两位省长听了我的汇报，没有讨论。就是说，他们完全赞成我的看法。
回省长说：“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办吧。明天开经济工作会议，坐席已经排出了，我和机械部何部长坐前后排，我来说这件事。”我说：“那您和何部长商谈的结果，我们怎么知道呢？部省共建的签字仪式很快就要举行了。”那时通讯还很不发达，联系极不方便，手机还没有面世，连哔哔机都没有。汪洋副省长记下了我们住地招待所的电话号码，他告诉我，由他负责把回省长与何部长商谈的情况通知我们。(这里略去几十个字)
回到驻地，签字仪式的会前准备工作照样紧张地进行，按照各自的分工在忙碌地奔走着。北京理工大学招待所那时的条件很一般，我们所住的房间都没有安装电话。要打电话或接听必须要到一楼服务台去。第二天，汪洋副省长的电话，打到了我们住的招待所服务台，是陈校长下楼接的电话。汪洋副省长告诉说：回省长已与何部长做好了沟通，同意删去“下放合工大到安徽省”的话语。协议文本还照你们的原样进行。这一块巨石总算安然落地。没想到，汪省长接着又问：“签字仪式安排在北京饭店。是哪一方的安排提议？宴会费用由谁负责？”这位清华大学出身的书生陈校长（后来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老老实实地作了汇报。汪洋副省长说：“今天会议上，江总书记专门还就端正党风，反对腐败，作了强调，明确要求省部领导要带头。签字仪式安排在北京饭店是否合适？请你们与机械部领导再汇报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既然安徽省政府就部省共建签字仪式的地点和宴会提出异议，机械部领导自然提出取消在北京饭店的签字仪式，宴会自然也相应取消了。
这下可好。下放合肥工业大学到安徽的动议，就此打住了。而部省共建签字仪式的准备工作，可就乱套了。本来有条不紊，安排就绪的一切会前准备，立即要推倒重来。
之前，北京饭店已经布置好了会场和宴会厅，准备好了文字红布横幅，并给我们传真发来参加宴会36人的圆桌席位来宾名单和宴请菜单，各部委参加签字仪式的来宾请帖我们已经发送出去了。这回可忙坏了我们和机械部的上上下下。签字仪式会场临时变动改到了机械部大会议室，部里的同志立即分头去上街买红布作横幅，要写字、剪字粘贴到横幅上，要去向其他单位借摄像机和人员，要测试播音音响效果，要买花卉和水果等等，还要向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打报告，因为部委机关晚间有此大型活动，必须报经中办警卫局同意，方可安排警力。先前请帖所请的各方来宾，因地址、时间变动，需要一一重新通知，我们又要跑遍京城的各相关部委机关。须知，这些来宾，多是部长级来宾啊，他们的时间又有各自的安排。整个机械部里，为这个签字仪式忙的不亦乐乎，大家饭也顾不上吃。直忙到晚上，邵奇惠副部长（机械部常务副部长，曾任黑龙江省长）和部里一众人员，我们一起步行到附近的地摊吃起了大排档。部里的有些干部可不乐意了，有的故意当面说怨气话给我们听：“一万元一桌的宴席算什么，我们今天吃，明天吃，几乎天天吃，这算什么呀。”
当晚七时，国家机械部和安徽省部省共建合肥工业大学签字仪式按期举行，只见一辆辆小轿车鱼贯进入国家机械部大院，一道道明亮的车灯不时划过该大院的夜空；礼堂内奏响乐曲，鲜花摆放，宾朋满座，气氛热烈。
第二天，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部省共建合肥工业大学的新闻报道（也由我起草，署名为人民日报某名记者），《安徽日报》《安徽教育报》随后刊出。返回的路上，我开玩笑地对参加仪式的唐书记、王成福校长（中途闻讯赶来）、陈校长、及教育厅长陈贤忠（受命紧急赶来）说：我们此次北京之行，真是风波迭起、险象环生啊。大家都说，对。这真是我们共同的感受。
又过了几年，这所历史上几经变动、艰难办学的重点大学由机械部归属到教育部直管（历史上曾归属国家高教部管辖），该大学的教育地位得到了可靠的保证，教育经费有了极大的改观，学校的声誉和办学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关于这所学校归属的这段变动，该校领导一直讳莫如深，没有让教职工知晓，怕引起教职工的思想波动，甚至后来的校党政领导也很少有人知晓。
作为当事人，我尽心尽职，作了自己该做的事。这个过程，作为一段教育文史资料，还是把它写出来吧，否则就淹没了。
2017年收载于作者的《云水集》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 李向荣，男，50后，少壮下放、从军，安师大中文本科，中科大硕士研究生；从政、治学多年。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曾任省艺术鉴赏协会副会长，多所高校教授、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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