枞阳的历史文明源头新探
文 ▏钱王刚
公元前615年，“夏，楚人围巢”（即前文所引事），这是南巢消失很久后，有关“巢”的情况首次出现在鲁《春秋》中。其后《左传》在叙述吴楚的长期争斗中，也屡次提及。大致如下：成公七年（前584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左传》）；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釐虺。”（《左传》。杜注：巢驾釐虺，楚四邑。）；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楚屈建帅师灭舒鸠。是年冬十二月，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左传》。杜注：遏诸樊也，为巢牛臣所杀。）；昭公五年（前537年），“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冬，吴灭巢。”（《春秋》。杜注：巢，楚邑也，书灭，用大师。”“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左传》）；定公二年（前508年），“因桐叛楚，吴子使舒鸠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现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疏曰：潜师于巢，诈巢邑人云，此师将伐桐也，其实本拟取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左传》)《左传》尚记哀公十一年冬,“卫大叔疾出奔宋……卫庄公復之，使处巢死焉。”这里的“巢”，杜预注其在卫地，它似另有出处，与遥远的南巢无涉。而《左传》其他之记载，所涉之“巢”均在古江淮，且非一地而有南北之分（见后文）。此后，汉代司马迁在《史记》楚吴世家中，又提到“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车节》铭文有“居巢”地名，其位处淮北，而建母为蔡人，正与《史记》相吻合，故其应是“巢”或“南巢”的分支或相关之地——居巢”之“居”在古代为发语词，“居巢”就是“巢”，故司马迁《史记》将《左传》里的“巢”皆作“居巢”（另有观点认为：“居巢”与“巢”，乃详略之别，如《寰宇》）。有关隋唐文献中，还提到古湓城浔阳（今九江）“有巢湖”（《隋书·地理志》），“巢湖故城在县东四十二里。楚有二巢。”（《元和郡县志》）。这是在江南出现的“巢”，且以之名湖（与今巢湖同名）。从历史地理看，这个在典籍中出现较晚的“巢”，当也是先秦的古巢地之一。三代之时，“巢”与“南巢”在岁月沧桑中历经变化，其为旧地者称“巢”理之当然，而其族裔部众播迁他方，将新居地冠以旧名，也是古代氏族变迁常有之事，这应是古文献所记多处之“巢”的由来——它反映了“巢”在文明进化中的辉煌，却也给后世带来了千古困惑：在众多的“巢”中，哪里是巢人最早的发祥之地？又哪里才是巢人建邦立国之所在？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以隋襄安县居巢湖之侧，始置巢州，七年改为巢县，属庐州。天宝六年，又将巢县境内的如墨山、道人山分别敕改为居巢山、巢山（见《寰宇》。此次敕名，应与朝廷祭祀人文之祖有巢氏的国家典礼相关）。经此设置尤其是天宝的刻意敕名，唐后期的政书地理书《通典》《元和郡县志》不作任何考注，俱将秦汉以来的居巢县，指在唐朝廷设置的巢县，《通典》更上溯云：“古巢伯之国。汤放桀于南巢，即此也。”由此流传，后世典籍也皆直书巢县为“古巢（伯）国”，千年之间，似成定论。然而明代中晚期的学者们，较具批判精神，这个问题上因也出现了异声。大科学家博物学家方以智考证古群舒时便指出：“舒鸠，今无为州巢县”（《通雅》），这不仅否定了唐以来的沿说，更明确指出巢县即是群舒中的舒鸠。这个见解对否可探讨，但却反映了时人对之前说法的不信与质疑。遗憾的是，这种质疑，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清代以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巢县指为古巢国所在，仍是史学界之普遍倾向。这种情形，直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土的战国《鄂君启节》铭文中“居巢”地名的出现，才始有改变。淮北既有此“居巢”，杜预在《左传》注中又曾指“庐江六县东有故居巢城”，可见与“巢”字相关的地方并不仅是巢县一处（甚至连巢湖水名也异地两见，见前文）。这就令人们对唐以后唯一将巢县与居巢及古巢国挂钩的说法产生怀疑，也引发了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古巢国及其都城究竟在哪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更具考据说服力的观点与结论，其中影响最大且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的，是“庐江六县东”和“桐城南六十五里”二说。民国时期，在安徽寿县三义集曾发现“汉居巢刘君冢”，当时并未引起世人注意。随着《鄂君启节》“居巢”地名的出现，联系《左传》的杜注记载及汉刘君冢所在，古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这个早已记载在晋代的说法，为历史地理学界所肯定，“居巢确在六县之东，故辖境及于寿县之三义集。”（地理学家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而其故址经专家考订，当在今瓦埠湖畔，离春秋时的钟离(今凤阳)不远，故鲁昭公二十四年，吴人能在一次军事行动中相继灭钟离与巢。显然，这个见于史载的“巢”，与远在巢湖东岸的巢县无干。其既久远在春秋时，成为当今研究古巢国遗址的一种新意见，也就自然且具说服力。大讨论中另一个更引人关注和重视的，是“桐城南”之说。唐代以后，巢县虽被指为“古巢伯国”，但直至清代前，却缺乏相关古城邑的实体见证与文献记载（有一个“陷城为湖”的说法，不知何时于地方流传：三国吴赤乌二年，巢县有城陷到湖里去了。现代维护古巢国在巢县者，认定那即是古居巢县城，也就是古巢国都邑。此外，清代之后还陆续冒出了巢县东北几里几十里有古巢城等说法。）。可另一方面，起码在唐宋之际，就有桐城南六十五里的古巢城（俗号为古重城，后世亦有称为古南巢城。）的明确记载。只是这个古城，有碍于世指古巢国在巢县之传统，以致当时后世的治史作文者，要么视而不见，提都不提；要么不予重视，记也简略。直到现代，当人们认真探讨古巢国遗址时，它才以久远而明确的史载，重走进人们的视野，并得到必然而认真地研究与认识。从《寰宇》关于桐城南“古巢城”地点位置规模环境的状述，可知它在历史上的确曾在过，否则不可能有如斯之具体；而其重城之规制，亦能说明它是当时重要都邑之所在，因天子诸侯所居之邑，才有内城（宫城）外郭之建筑（史志记为三重，则应是后来为着战争需要复在城外加郭的防御措施所致，《左传》便提到，楚人有“命熊相禖郭巢”之举。）。而《左传》累次叙及吴楚相争中的“巢”，据当时情形及地理，亦多涉此南边之巢邑，这个情况，其实稍作一些细致分析，便可明了：鲁文公二年，楚国因群舒叛楚，用兵灭了舒国及宗国，继而围巢。显然，于春秋时第一次走进人们视野的这个“巢”，应与舒、宗一样，同是个方国。这个亦为方国的“巢”位处哪里？从《左传》的叙述看，楚人是在夏季一口气完成了上述征伐行动，所以，这个被围的巢国，显应在舒、宗的邻近处：舒在今庐江，宗在今舒、庐之间，则与之近壤的今舒城、桐城和枞阳一带，当为巢国所在的可能范围——但这只是个大致的推测，要具体界定其所在，须待百年后吴楚又一次用兵。鲁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因桐人（今桐城北境）叛楚，吴楚再次交战。从传文及注疏看（见前所引），吴人连用二诈计达到了败敌取地之目的：一是教舒鸠人以桐人投吴叛楚，诱楚人伐吴，而吴则装作畏惧，欲伐桐以媚楚师，使其懈志不备；二是哄骗巢人说吴潜师于巢，是为袭桐（实为取巢）。最终，吴先败楚师再克巢。由这个故事可推知：巢应在近桐之处，甚至是隔壁紧邻之邦——桐于西北东三面皆为群舒所环绕，唯南面之邻不素知；今吴人所取之巢若位其西北东方向，不仅难取信于巢人，其伐桐尚需假道群舒，而传与注疏均未提及。是可知吴人潜师之地，当在桐邑之南；而南面濒大江，正可为吴人借舟师之便潜军于彼佯言袭桐，提供行动隐蔽和迅疾进兵之有利条件。联系文公二年楚人所围之“巢”，参之后世有关桐城南古巢城记载，则吴楚此次争斗所涉之“巢”，位在古桐国之南，完全可判。而从历史地理看，这个“巢”，应即是古代诸多古籍文献所称之“南巢”。（未完待续）《金鸽子文艺》常年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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