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文｜韦力
在我近三十年的书友交往史中，反差最大者之一就是王德先生，用句托大的话来说：这些年来我是看着他一步一个脚印——不应当这样形容——应该说如同火箭般地提高着自己的目录版本知识以及收藏水准。这次给他做访谈，我问他堂号是什么，他说没有起堂号，于是我跟他说：“有没有堂号都丝毫不影响你的收藏水准。”
我这是第二次来到王德兄的府上观看他的宝物。前几年，上海有一位藏书家因为邻里失火而殃及池鱼，这位藏书家的珍藏之物全部化成了灰烬，这让王德兄感到了“多藏必厚亡”的潜在危险，于是他把自己的书分散开来，存放在了不同的地方，而他府上所藏仅是其藏品的几分之一而已，但我看到的这几分之一已足以让我觉得震惊。以私人藏书的质量论，在我的有限眼光内，王德兄的藏品质量绝属一流，尤其他藏书的精品意识是那样的明晰而专注，这一点让我的博杂藏书心态大感惭愧。
玄关
王德兄能买到这么多的善本当然说明他的财力足可以与之相当，而他买书的方法论，则是他人难以企及的。而我对他的敬佩，源于他对版本知识的深入研究。以前我曾经给他搞过一个访谈，对他的经历基本了解，他本是学理科出身，因为专注使得他感到自己会像尼采一样要疯了，于是他无意中走入了博古斋旧书店，因为这不经意的一步，使得中国诞生了一位重要的藏书家。我觉得日本的旧书市场是王德兄的福地，他有很多好的版本都是从那里寻得者，这一点我丝毫不嫉妒。其实我跟日本旧书店的联系比他要早一些年，但我却没有建立起系统而深入的交流体系。更为要命者，是当日本书价涨起来之后我就不再从日本买书，而恰在此时，日本的市场中开始有不少的好书涌现，王德兄却抓住这个机会，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藏品，这种前瞻性的眼光才是将事情做得完美的先决条件。
整齐的线装书
我们今天首先聊起前一段保利所拍的天成二年刻经，他说对那件经极感兴趣，本来要花大价钱将其拿下，因为自己的流动资金不够，他已经打好招呼准备再借1000万，再加上自己的钱，一定要将其买下来。这也正是他有魄力的地方。我这些年来最为坚持的底线就是从不借钱买书，古人因为买书破家的故事读得太多，邓邦述就曾说过：“昔借钱以买书，今鬻书以尝债。”我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因书而破产，坏处则是让许多难得的珍罕之本与我无缘，而王德兄却能很好地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勇气举债得珍本，也能将自己的财物解决得很完善。这一点讲，我知道羡慕也没用，只能自嘲地把它解释为：他是理科思维，我缺乏这种先天的缜密思维方式。
常用工具书
聊到了天成二年这件刻经，王德说，在我的微信中所写此经题目有些问题，那篇题目我记得是“天下第二”。他告诉我，这个排座次不准确，因为在欧洲还有两件带有年款儿的印刷物早于天成二年。如此排下来，天成二年应当称为“天下第四”，我感谢了他的指正，由此也可看出他做事的扎实与查证功夫，而我做事的不谨严也由此显露无疑。我反过来问他：“既然知道这不是天下第二，那你为什么还要准备花大价钱将其拿下？”王德说，虽然不是天下第二，但它却是中国第一。我觉得他应当是本着中国传统的“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普遍真理来指导自己的收藏。王兄说话一向很谦虚，他说自己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在自己能力能够达到的情况下，尽力去拿下好东西。我跟他说：“恰恰是你这种不说是天下先而为天下先的心态，才成就了你如此有质量的收藏。”
王德工作的地方
王德兄的府上是一套复式房，楼上楼下各有一间书斋，楼上的书斋应该是他的工作室兼珍藏室。我在他的书斋看到的情形，第一反应就是他做事干净利落，他的写字台上除了电脑，四周摆着的都是一些工具书，我翻看了那些工具书，以此来窥视他近来在研究哪一类的问题。写字台的对面是一排书架，书架分三节，上下两节带有木门，中间的一段是玻璃橱，里面摆放着一些线装书，这些书从外观看很是齐整，以此可知王德兄对古书也同样很讲品相。这排书架最左手的地方是新书橱，里面同样摆着整齐的工具书。在新书橱与线装书的那组书架我用力一推，竟然其中一组书架是个暗门，站在门口向内望去，里面是一间密室，而密室里面放着的全是王德兄的珍藏之本。由此可见，他做事的小心而认真。我本想走入密室内拍照一番，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举措太过唐突，熟人虽然不讲理，但也不能无所顾忌，于是跟他讲：“请你选一些有意思的书拿下来，我们在楼下边拍照边聊天。”
推开了密室之门
王德兄在楼上选书之时，我在楼下的客厅寻找了一处自然光线较好之处，搭了一个小平台以便拿书在上面拍照。不一会儿，他就抱下来一摞一摞的书让我翻看。我看到的第一部书是《顨斋杂志》，这是翁同书的稿本，看上去很面熟，王兄笑着说：“请你先看这一部书，因为这部书是你让给我的。”我完全回忆不起这件事。王兄告诉我，这是2006年博古斋拍卖上出现的一部稿本，那场拍卖他最想要的就是这部书，于是拍前跟我商量，我当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没想到，他以底价4.5万元就拍到了手。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专注于此书，他说，这部手稿他查过资料，此稿在翁同龢的书中有著录，并且未曾出版过，而且这是翁同书在咸丰年间写于北京，里面有挺多有价值的史料；还有一点，因为王德的父亲也是从苏州走出来者，所以他很看重苏州地区文人的墨迹。基于这两点原因，他很希望得到这部书。而今我来看书，他拿给我的第一部书就是该本，以此来表示当年朋友相让的感谢之情。
《顨斋杂志》
在此看到的第二部书是元刻本的《韵府群玉》，这部书对王德兄而言也是大有来历。2007年时，身在美国的钟芳玲女史帮助策划了“香港首届旧书交易会”。那个时候，钟女史跟国内的拍卖行和藏书家都不熟识，几次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介绍国内的相关人士前往香港参加此会，于是我几经联系，动员了一帮朋友前去参展，而我自己却因故未能前往。在这首届香港珍本展中，日本的旧书店去了多家，因为王德兄跟日本的旧书店之前有联系，他在一诚堂书店的目录中看到了这部书的照片，但是因为图片拍得不清楚，同时也看不到牌记页，所以最初他并未在意，而是看重了另一件《北齐写经》。
元刻本《韵府群玉》
在香港时，王德兄在一诚堂书店去找《北齐写经》，店方告诉他已经卖出去了，于是他转而去看那部本以为是明初刻本的《韵府群玉》，等他翻看到了牌记才相信这确实元刻本。此书的标价是1200万日元，王德想便宜买下，但是不会日语，于是就在馆内找了一位懂日语的朋友来帮自己谈价，再次回来时却看到陈东在翻看那部书。按照行里的规矩，别人翻书时自己只能等候，等待别人放下了，自己才可以再拿起来。但那天陈东翻看得非常慢，几乎是一页一页地在细看，王德等了半小时，陈东还在看，于是无奈，他只好跟朋友到别处去转了一圈。
另一间书房
回来后他看到陈东用计算器跟店方讲价，几个回合之后没有谈妥，陈东就放下书转身离去了，这让王德紧张的心情大松了一口气，本来朋友建议他先从900万日元开始还价，但因为陈东翻看了那么久，王德兄也在一直提高自己的心理价位，同时他也担心还价太低对今后跟日本旧书店的关系就无法维持，于是他第一口就跟一诚堂报价1000万日元，那个老板说不行，两个回合下来，该书以1100万日元成交。后来他才了解到，陈东本次参会带来了100万人民币就是想买这部书，没想到让王德兄得到了，当时陈东还有些不开心。我问王兄：“你怎么知道陈东不开心？”他说第二天在馆里迎面遇到陈东时，陈东没跟他打招呼就走过去了。
《韵府群玉》牌记
王兄又拿了一部《新安文献志》给我看。这部书看上去更加眼熟，此书十余年前第一次出现在上海工美的拍场中，当时我看完了预展，其中有不少书想得到，正巧有事要赶回北京，就请王德兄代我参拍，我给他标出来了自己欲得之品的底价，那个时候我没有把古书价格看得这么高，致使那一场拍卖我一件也没有得到。王德兄说，那场拍卖中他最想得到的是《顾氏文房小说》，正赶上自己装修房子，钱紧张，没有举下，而被自己朋友拍了去。当时的这部《新安文献志》的成交价格并不高，几年之后该书又出现在中国书店的拍场中，王德将此书举到11万没有拿下，而被陈东以12万拍得。
明弘治刻本《新安文献志》
而后在陈东去世一周年的那场拍卖会上，该书第三次出现在拍场，王德兄以210万举到了这部书。我问他为什么要花这么高价买这部书，他说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他觉得自己买下此书是对陈东的一种纪念，因为王德认为，陈东对古籍市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笑着跟王兄说：“这倒确实如此，因为业界里把你跟陈东当年并称为‘南王北陈’。”王兄谦虚地说：“对市场的推动作用，其实陈东起的更大。”他说自己的投资眼光还可以，但在经营方面他比不过陈东和刘禹先生。王兄又告诉我，他花大价钱买下这部《新安文献志》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后来查到了这部书著录在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并且傅增湘说此部书是印得很精的一部。
康熙刻《大宋重修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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