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拂过亮爹的意
作者：许光辉
我在读培根《论高位》一文时，对其中的一句话感悟尤深。培根说：“在高位之中有为善与为恶的自由；而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自由：因为谈到作恶最好是不愿意，其次是不能够。但是能有做好事的权力那才是真正的而且合法的希望之所系。”培根的论说文集是毕业于美国奥柏林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建国后，历任过兰州大学教授、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北大学教授、外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的水同天先生1939年译成的，1950年出版发行。因为翻译时的文风是文白夹杂，标点符号使用也不规范，所以现在读起来难免拗口，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当官要多做好事、多行善事，不然就不是个好官。
我出身寒门，是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后代，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走出了农门。从生产队、大队到公社到县到市，在职40年中同单位、同工作或因某项具体事务有过交集的牛人确实不少。从行政上说，有省部级、厅司级、县处级；从职称上说，有院士、科学家、研究员、教授；从地域上说，有家乡的、有市州的、有省城的、也有京城的，还有什么这个家那个家的，都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在我所见的牛人中，也有人在职时是风光无限，把公权当私权用到极致，不说提拔要钱、要色、要好处，就是调整岗位、评个先进、给点补助，只要是稍有利益关系的，事无巨细都要谋利或为难，大到巨额，小到蝇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及至调离或退休后，那才呜呼哀哉了，落寞之极，没人理、被人骂。
官品的基础是人品。在职掌权时心思正、为善多，便有人记得、有人怀念、有人感恩。汨罗人崇敬的“焦裕禄式”的老书记彭亮根是2019年3月21日逝世的，至今三年多了，坟上长了草，坟旁的环境亦与周边环境融为了一体，是真正的无声无息、回归自然了。早几天接到我的朋友、副厅级退休干部吴钢良的电话，他说我们原来编的《奋斗者之歌——深切怀念焦裕禄式干部彭亮根同志》一书要重印，想增加一点亮爹日常工作、生活方面的怀念文章，要我也写一篇。我的40年职业生涯中前20年在汨罗工作，曾经在亮爹身边呆过；我来岳阳工作时，亮爹也先到了岳阳，自己虽为下属但见过、经过的事也确实不少，有很多记忆深刻的东西，扯乱弹可以信马由缰，俯首皆拾，有滋有味，但写起来却有点难于归一，不知从何说起。好吧，就说两件我曾经有意无意中违拗他、拂过他意的事吧。
先说第一件。1985年10月，汨罗县第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我是会议的主要筹备者之一。当时的县委办主任是吴钢良，他主要负责大会主体报告，其他的材料由我包统，就是两个人做会务资料方面的筹备工作。这次会上，陈庆锡当选县委书记，亮爹退线担任县委顾问。新的县委班子形成后，考虑到1986年立春比较早（是头年腊月间立的春），县委常委决定在老历年前，即1986年元月搞两次大的活动。先办一期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后召开一次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在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县委决定请亮爹讲一课，亮爹愉快地答应了。
我当时在市委政策研究科主持工作，是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的组织者之一。培训班前我向亮爹请示，他的讲稿怎么搞？亮爹说，这事你不管，我自己搞。我问打印不？他说不打印，到时候准备好了讲就是。在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亮爹拿出笔记本，作了题为“做好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发扬五种精神”辅导报告。记得好像是务实精神、开拓精神、协作精神、服务精神和奉献精神。亮爹的报告，既有理论深度，又紧密联系实际，上情下情，娴熟于心，讲得纵横开阔，巴皮巴肉，农村党支部书记很喜欢听，会内会外好评如潮。
在随后研究如何开好全县三级干部大会时，考虑到亮根书记在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的辅导报告没有形成文字材料，县委常委就请亮爹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再讲一次五种精神，并要求在印刷厂将稿子印出来。因为职责所在，所有会议文稿，我都要作开印前的校阅。在校阅亮爹的稿子时，我发现稿子的前言部分还有“这次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怎么样、怎么样的”内容并未作处理，加之当时文稿多，于是按自己的意图，删改了部分内容，使之符合全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口吻，特别是前言部分删除几十百把字。文稿改动后，本来是要送亮爹看的，结果因为事多，忘记了。
印刷厂把印前清样送来县委办公室后，亮爹找到自己的稿子又去校阅，结果发现丢失一段文字。他拿着稿子轻手轻脚走到龙月祥同志的办公室，问道：“老龙呀，我的文章好像丢了一段嘞？”龙月祥脱口而出告诉亮爹：“不是丢的，是光辉删掉的。我叫他来。”亮爹听后平和地说道：“不找不找，我到他办公室去。”我的办公室就在龙月祥办公室的隔壁，他们的对话我其实听到了。亮爹到办公室后，我立马迎上去，并解释了删除的原因和当时他不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亮爹听完后，不但没批评我，而且认可了会议对象不同了，是应该作改动的道理，并连声对我说“谢谢，谢谢。你不帮我改我还真的没意识到。”
其实在领导身边做文字工作，改领导的话是犯大忌的，尤其是在领导不知情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有一条当年颇为流行的标语：“最穷不能穷教育，最苦不能苦孩子。”因为标语是写在墙壁上的，于是有人就说“最”字不对，应该是“再”。因为“最和再”虽然都是副词，但“最”有极、绝，到顶、到底的意思，而“再”则有进一步、更加、还的意思。从标语的本意看，显然是用“再”更为合理。到底是用“最”还是用“再”字，就有人就因此挨了领导的一顿臭骂。认为是下属胡说乱说，自认清高，自以为了不起，敢改标语上的字。我改了亮爹的文章，他不但没骂我还连连说谢，这是我深为敬佩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1991年春节。那时候因了汨罗纺织厂税源大幅减收的原因，汨罗市（1987年撤县改市）财政出现了999万元赤字，被人戏称为“三九胃泰”。当时，人民群众有一种强烈愿望，就是通过喜庆形式来鼓舞一下士气，提振一下精神。素有玩故事会和玩龙舞狮习俗的长乐镇、新市镇的群众强烈要求在元宵节到汨罗街上搞一次大型的故事会和玩龙舞狮庆祝活动。
消息传到市里后，亮爹是明确表示反对的。亮爹认为，现在财政形势这么严峻，还玩什么龙、舞什么狮，浪费钱财。时任市长李湘岳则认为，这是群众自己要搞，顺乎民意把汨罗气氛搞热烈一点也是好事，且政府不拿钱，与市里财政赤字无关。因为亮爹不同意，这个事操作起来就难了，搞与不搞形同骑虎之势。春节上班后的一天，大概正月初十吧，李湘岳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当时是任市政府常务秘书（我1987年取得农艺师职称，工资待遇和政治待遇等同副处，到政府任职因为要降两级工资，便以此保留正科）、办公室副主任，文教卫体方面的工作是我协助副市长周立标在做。湘岳说，长乐镇、新市镇那边的准备工作是紧锣密鼓，基本就绪，要压下去的难度很大，也给不出一个十足的理由。而且元宵节热闹一下这个要求是正当的，也不好霸蛮压制。现在市委这边亮爹一直不松口，领导中间也没人能出面协调这个事。我思来想去，这个事只能你出面了。
我这个人性格中有一种很怪东西，就是碰到难事、苦事、麻烦事，就兴奋就有激情，就情不自禁地想战胜它、摆平它，可以专心专意，不厌其烦，直至把事情做好。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嘱办公室以市政府名义通知长乐镇、新市镇、城郊乡、城关镇的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市里公安局、文化局、建委、电力局、广播电视局等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次日到市政府会议协商。此事如箭在弦，大家都心急火燎，与会人员来得特别齐崭。会上，我提出两个方案请大家讨论：一是不搞能不能做好工作，平息群众的情绪；二是要搞怎么保证万无一失，欢庆平安。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要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即对各单位各部门下达工作要求，包括节目内容审查、人员安全防护、行动路线安排、道路障碍处理、现场秩序维护、演职人员生活安排等等方面，以及对可能出现问题处理的预案。
感谢当年汨罗市相关单位和部门领导在重大问题处理上的同心同德和同舟共济，我虽然在会上没说一句为什么我来组织活动的原因，大家却是心知肚明的。感谢天老爷帮忙，元宵节那天天气特别好，汨罗市的街头人山人海，秩序井然，故事会出新出彩，美妙绝伦，龙狮飞舞，劲头十足，群众情绪激昂，活动圆满成功。
因为我是逼上梁山的活动总指挥，拿个对讲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样地紧张着活动的始终，坐阵处事，根本无心观景，没什么感觉。后来有人告诉我，亮爹也上街了，做了一回与民同乐的观众。因了那其中难与人言的缘故，活动后领导中谁也不提什么不说什么，一如往常的平静。
时间到了2014年我退休后，有一次去亮爹家里看望他，不知怎么扯到了人生的成长得失上，我对亮爹说：“我一生最大的不足是没有当过乡镇党委书记，主持主管过一个地方的全局工作，所以单独处事可以，但综合管理能力，与各领导成员合作共事上，的确经验不足，有比较大的缺陷。有些事硬是要亲身经历、不断磨练才行，事非经过不知难啊。”这时亮爹笑着对说：“1991年上半年我是打算安排你到乡镇任书记的。当时跟湘岳通气，湘岳不同意，舍不得让你走。说政府办还真不能让你走。”听到这话，我心里格噔一下。1991年上半年，那不正是我组织元宵节活动之后不久的事么？我做了亮爹明确表示反对的事，虽然情非得已，但自己心里还是有点后怕。亮爹倒是事后不久就打算安排我去当乡镇党委书记，当一方诸侯，可见亮爹的心是多么敞亮、多么博大、多么无私、多么公道，他是多么地理解同级、下级和人民群众，不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在别人之上，不是你拂了我的意，我就要给你穿个小鞋子。
亮爹是85岁离世的，有25年的退休生活。他退休后，经常有人去看他，特别是传统节日，经常碰到一屋子人是不约而同来的。亮爹逝世后，用的是岳阳市殡仪馆最大的灵堂，遗体告别时，厅内站满了人，厅外也站满人，到处是人，场面十分壮观。其实当领导的人退休久了，也是平常人，也对别人构不成利害关系，在生都可以不看，何况死后！没有真感情是不会来的。说实话，在亮爹身边我不是既得利益者，也没有上什么台阶，但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仍然为一个正直无私、宽宏大量、品德高尚的老领导感到心情激动，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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