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对中国外交和民族工商业的历史贡献
作者：郑保光
作为晚清名臣郭嵩焘，虽未能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文祥等，冠以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实际上却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将其归属于洋务派，应是实至名归。
康乾盛世之后，自汉朝以来就一直自诩为“天朝上国”的统治者，依然沉浸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狂傲与自大之中。奉行愚昧、孤立的“一口通关”等闭关锁国政策，极力阻止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流，致使中国与世界隔绝。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正发生重大变革。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由英国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先后发明了蒸汽机、纺织机器，开始修建铁路等。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向机器工厂生产的一次重大变革，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凭借综合国力和海上霸主地位，不断扩大殖民统治范围，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欧美国家及日本紧步后尘，由此带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19世纪中叶，法国、美国、德国、俄国及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经济、世界霸权及殖民统治地位，展开了明争暗斗的科技竞赛，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一些新技术和重大发明层出不穷。发电机、内燃机、电灯、电话等应运而生，并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人类逐步进入“电气时代”。从而形成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向欧美等国一边倒的态势，基本确立了以资本主义列强为统治地位的世界格局。
两次工业革命，不但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国防事务等，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国却因“闭关锁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泱泱大国，成了名符其实的“虚胖子”，被世界远远甩在后面。
当外国的坚船利炮砸开了国门，砸烂了闭关的枷锁，当朝统治者及其国人如梦初醒，在惊愕之余，才真正意识到蓄着长辫子却衣衫褴褛，骨子里一直潜藏着优越感却食不果腹的华夏民族，事实上与西方文明已经有了巨大差距。
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部分晚清当权者及文化人士，搬出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通过借鉴、学习、利用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来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这便是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
郭嵩焘作为晚清重臣，正赶上了这个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多灾多难的时代。虽在仕途上几起几落，但他的主要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对中国外交和民族工商业所作出的贡献，可以说刷新了几千年封建思想灌输下国人的认知，推动了社会进步。
在外交方面，作为中国驻外使节第一人，他的赴任，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光彩的差事，说难听点就是为“马嘉理事件”，替清政府赴英“谢罪”擦屁股。马嘉理是当时驻华使馆翻译，1875年2月带领一支英军从缅甸进入云南，开枪打死我居民。当地的少数民族奋起抵抗，将其毙命。按理说马嘉理非法入境，并打死我国居民，犯罪在先，当地人将其打死，完全是出于自卫，何罪之有？但英国借此事件，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严惩我方涉事人员。落后就要挨打，为此，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政策。对于英国的无理要求，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决定派熟悉洋务的郭嵩焘出任驻英大使，刘锡鸿任副使，在伦敦设立使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出的驻外使团，开启了中国外交事务新纪元。
郭嵩焘赴任，不但没有迎来鲜花和掌声，而是在朝廷守旧顽固势力和国人的讥讽谩骂声中临危受命。就连家乡人都骂他为汉奸、卖国贼，以他为耻，并扬言要将他老家付之一炬。
在对外仰人鼻息，对内忍辱负重，内外不受待见的情况下，郭嵩焘仍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至于谤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逊，鄙人之谈如故”。其大意是别人都不敢谈洋务，而我偏要谈，即便全天下的人讥讽我，谩骂我，我仍然要谈。因为中国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对外开放，这是历史所趋。
赴英途中及到达英国后，郭嵩焘便迅速展开务实外交。将沿途所见所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主张中国应打开国门，认真研究、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英期间，遍访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众多专家学者，带头学习外语，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向清廷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走出国门不但拓宽了视野，也让郭嵩焘对本国国情与现状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原来“天朝上国”的自豪感，只是当朝统治者和国人的自欺欺人和一厢情愿，西方列强正以惊人的发展速度称霸世界，中国已到了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为此，在对外交流方面，郭嵩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是要摒弃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平等相待，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二是要制定通商法律，在外交事务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与国际接轨。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作为外交事务参本。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来虽未编成，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以作借鉴。三是上奏清政府，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维护侨胞利益，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许，光绪四年（1878年）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了领事馆。四是以相对温和的外交策略，斗智斗勇，不卑不亢，分寸有度，按国际惯例处理外交事务，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印象。
面对国力空虚，朝廷昏庸，政治腐败，科技与经济落后，国防力量不堪一击，郭嵩焘忧心忡忡。在未赴英就职之前，恰逢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即慨然命笔，力排众议，将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不够客观全面的，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在英国的时候，又跟李鸿章讨论成立招商局的事宜。后来在李鸿章的主持下，由盛宣怀经办的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招商局成立，很快就大赢其利，成为了洋务企业中的翘楚，从而也带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兴起。
郭嵩焘的主要思想，在若干年后的新中国，与几位伟人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韬光养晦”；“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等，有着惊人的相似，似巧合，又似必然。
郭嵩焘由于受当时政治制度和基本国情的局限，对他的功过褒贬不一，尤其是他的副使刘锡鸿事事与他作对，暗中多加诋毁，加之当时朝中保守势力还相当大，在内外夹击下，只好黯然回国，告病还乡，鸿鹄之志终难实现，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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