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散文冬季版
老宅院里的杏树
打记事起，老宅院里住着好几户人家，都是没出五服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小姑小叔们也只年长我一两岁。院子不大，住的人又多，没有其它树木，南墙边的这棵杏树便是院子里难得的一道风景。
乍暖还寒的春天，不经意间杏树就是一身洁白，粉嫩如玉的杏花一嘟噜一嘟噜挂满了树枝，沁人心脾的芳香弥漫了整个院子。杏花盛开，蜜蜂嗡嗡地如约而至。放学走进院子，总是先往这棵诱人的杏树上多看上几眼，想近前却又不敢，害怕惹恼了那个小东西。也就是从那时起，希望和憧憬在我的心中一天天成长。
一场春雨过后，杏花飘落了。豆粒大的青杏藏在红色的花萼中，被几片指尖大的嫩绿叶子包围着，娇贵得像个小公主。我们天天去看，天天去等，希望杏儿快快长大，快点成熟，早点享受那酸酸甜甜的果实。
麦子黄了，杏儿也黄了，黄中泛红的杏儿在翠绿的叶丛中含羞地点着头。大人们说，这棵树上的杏儿是羊粪蛋杏，个儿小，味道是酸的，没有北沟里李家洼子的杏儿好吃，那树杏是鸡蛋杏，个儿大，口味也甜。不过，我还是喜欢这杏，因为这是自己家的，可以随便吃。每年只要到了这个季节，稍微有一点风，那熟透了的杏儿便“啪”“啪”地往下掉。有的摔成两半，杏核也滚落出来。我们不去理会酸倒牙的杏儿肉，而是争先恐后去捡杏核。杏核积攒的多少决定我们玩耍的输赢。所以，我常常因为口袋里可怜的几颗杏核，会不高兴甚至会哭，会让小姑小叔们被爷爷奶奶们斥责，说他们不像个长辈样儿，不知道让着我。
正午，斑斑驳驳的树荫下，奶奶和婶婶们拿着针线活儿，做鞋，缠棉线，五奶奶把不穿了的旧衣布片摊开，打一锅糨糊，抹着打“袼褙”。女人们在一起，总是絮絮叨叨说不完的话，约摸日头影到台阶前几步远了，就陆陆续续各自回家生火做饭。男人们从地里回来吃饭是杏树下最热闹的时刻。院里的人端着粗瓷钵碗，盛着各样的饭菜，在杏树下，或立、或蹲、或坐着蒲团、或坐着马扎，吃着，说着，笑着。虽然都是粗茶淡饭，但大家都吃得有滋有味。经常听村里人说，我们院虽然人多，但相处地很和睦。那时，我父母都在外工作，家里就我们祖孙二人，很多事情都得到邻居们地帮助。奶奶常把晾好的杏干分给大家吃。有时，我们几个拿着一大把杏核，玩一种“绷核”的游戏，有趣极了，主要是锻炼手的技巧。在游戏中，我常常会输，但小姑小叔总是让我一步。杏树下，我们还用樟脑丸把一溜一溜的蚂蚁划在圈里，受气味地刺激，它们乱了套，东碰西撞，我们笑得前伏后仰。杏树下的欢乐弥漫了整个院子，那是我最快乐最值得回味的童年时光。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杏树下的欢乐被我家的一场变故彻底粉碎了。父亲好长时间没有回家，母亲也变得满脸凝重，神色焦虑。奶奶没有了往日地勤快，整天坐在炕头唉声叹气，后来竟一反常态地吸起了旱烟。我在深夜偶尔醒来，总是看见奶奶眼中含泪，一袋又一袋抽着呛人的旱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能觉察家里的事非同小可。
一夜秋风乍起，杏树叶子由绿变黄，由黄变枯，最后不情愿地离开树干，在空中无精打采地舞啊舞的，像困倦了的蝴蝶，想飞却飞不动了，无助而又无奈地落到地面。风紧了，又掀动了几下，静静地躺在了那里，等待着化为泥土。自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邻居和村里的像躲避瘟疫似地远离着我们。院子外边有一个井台，井台的北墙上安装了一个广播匣。往常这儿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大大小小的木桶一溜儿摆开，男人们一边等着吊水一边调侃，井轱辘的吱扭声，伴随着人们的说笑，和着广播里的音乐，构成一支美妙的乐曲。
西北风刮来了冬天，干冷干冷的。那年的冬天几乎没下过雪。我缩在家里，奶奶消瘦了很多，母亲身形憔悴，像是生了一场大病。父亲在什么地方劳动改造，与家里没有一点点联系。
奶奶在土炕上摇着纺车，伴随着如泣如诉地嗡嗡声身子一俯一仰。我趴在窗台向外张望，好像看到父亲突然出现在门口，叫唤我的乳名。我好像又看见，小姑小叔从他们的家里跑出来，大声地叫我：“快来呀，扣麻雀了！”我好像看见他们已经把竹筛支起来，拉着长长的细绳，躲在谁家的门后边，似乎听见他们叫我赶紧把高粱颗子撒在筛子下面，让我赶紧藏起来。可是，什么都没有，那是我的幻觉，像肥皂泡一样瞬间消失了。透过那块小玻璃，看见麻雀在杏树上叽叽喳喳叫得正欢，它们一会儿飞到杏树上，一会儿又飞走了，就不知道冷吗？为什么它们总是高兴地叫个不停呢？为什么我就高兴不起来呢?那些年的冬天，好难熬啊。
时光荏苒，老宅院里的杏树依然健壮矍铄地生长着，年复一年地增长着它的年轮，记录着人世间的风雨沧桑。21年后，祖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1978年，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纠正，恢复了公职。我背了21年的政治包袱永远卸去了，笼罩在心头多年的阴霾烟消云散。我哭了，也笑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宅院里已物是人非，奶奶和父母也都相继离世。如今，我已是步履蹒跚，霜染两鬓。一切都变了，变得让人难以置信，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对老宅院的回忆。我常常会想起那棵曾带给我许多欢乐的杏树，还有那酸酸甜甜的杏儿和酸酸甜甜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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