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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散文
夏季版
线条与色彩的狂欢
吴 曦
梵高 色彩的绝望燃烧
假如梵高没有离开故乡。假如梵高没有离开巴黎。假如梵高没有来到阿尔……那么，梵高的命运是否能够改写呢？
人生没有假如。命运指示着最后的归宿。
如果梵高不离开北布拉班特。如果梵高不离开巴黎一直向南。也许就不会有阿尔的太阳、麦田和向日葵; 就不会有割下一只耳朵的梵高; 也不会有37岁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上寂灭; 更不会有梵高的艺术世界。梵高注定与阿尔有缘。与南方有缘。南方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梵高。因为那里有炽烈的阳光和燃烧的色彩。这是梵高一生孜孜以求的圣灵。他对弟弟提奥说：“我需要太阳。需要那种炎热非常、威力无比的太阳。”
为了寻找生命和艺术的阳光与色彩，梵高从北布拉班特出发，向着南方开始了永无止境的流浪。流浪。艺术从本质上说就是流浪。身的流浪与心的流浪。身在道路上流浪，心在艺术中流浪。在流浪中寻找灵魂的归宿。寻找艺术的故乡。
梵高的故乡是阳光。是麦田。是北布拉班特空旷的原野。是遍地丛生的石楠与松林，金灿灿的麦子，流水淙淙的沟渠。是自家的花园与菜地，还有父亲布道的教堂，教堂旁的墓地……无论走到那里，他都无法忘却这一切。无法忘却那故乡土地上洋溢着的阳光、泥土以及麦田的醉人气息，它们是如此神圣地渗入到梵高的心灵深处，成为他生命中最久远的记忆和最隐秘的伤痛。
对于梵高，故乡之爱就是阳光与麦田之爱。就是自然与生命之爱。一如他那同体大悲的心灵之爱。这种爱，具有火山熔岩般的热度和强度，在梵高的身上持续终生。正是这种被终极关怀所点燃的人性，以及充满博大阳光而生机勃勃的麦田，让梵高深深地沉迷其中不可自拔。从始至终，他就渴望进入生活与艺术的麦田，让生命在麦田里永恒而坚韧地流动和燃烧，如火炬一般，祭起某种浑然而博大的使命。
献祭的梵高。自虐与殉道的梵高。梵高的内心除了异常丰富的爱和感觉，常常充满宗教式的狂热与苦行僧式的偏执。无论对生活、宗教，还是艺术，都虔诚得近乎疯狂。他的生命中有某种令人目眩神迷的复杂，如同他的画一样，或者洋溢着深厚的同情，朴素的挚爱，温柔的渴望; 或者席卷着汹涌澎湃、流动不止、金光灿烂的旋律，令人不由自主地沉迷。或者深深地震撼。
在梵高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炽热的阳光下开始金黄和燃烧起来的麦田; 看到了烈焰般喷涌燃烧的向日葵; 看到了宛如哲人所昭示的永恒火焰般燃烧的苍穹……燃烧让梵高渴望冲破画布的局限，用浓彩重墨、痛快涂抹、直抒内心感受又直落对象形体的表现手法，让阳光、麦田、原野、农舍、果园、星空……以某种绚烂炫目、饱满欲滴、旋转跳动、粗野神秘和至善臻美的成熟变体，出现在世人面前。就好比在画布上抛掷自己的生命一样，那些喷涌而出、异彩纷呈的颜料和笔触，不正是梵高的生命原质么？
梵高是将生命化作激情的艺术世界。又在艺术世界中喷发汹涌澎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激情。
那是献祭。是色彩的绝望燃烧。
其实，南方对梵高来说，是一条不归之路。阿尔是梵高短暂一生中最成熟的燃烧时期，也是与神秘命运进行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殊死碰撞与较量。
梵高倒在了麦田下。
麦田高耸在世界艺术的山峰上。
毕加索 画风因爱而流动
直至今天，毕加索仍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成为精神聚餐上一道百食不厌的佳肴。关于艺术。关于女人。女人是毕加索艺术圣坛上的神灵与祭品。当我们谈论毕加索和他的艺术的时候，不可能不提及他身边的女人。是女人成就了毕加索。
毕加索的一生有七个女人。两个妻子和五个情人。毕加索每一次与女人的新关系，都推动了他创作的新浪潮。更明白点说，每一次风格转变时，画面上便出现了一位新的女主角。换言之，当有新的女主角出现时，便意味着他艺术风格的转变。于是，便带来一股新的视觉冲击波。有人因此称，毕加索的七个女人，便是他作品的七个时期。是爱滋润了毕加索的生命。也是爱激活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形成了他多变的画风。毕加索90岁寿辰这天，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把他比作一座火山。不管是对毕加索的艺术创造，还是爱情生活，这一比喻都是恰如其分的。在艺术中，在情爱里，毕加索都堪称是精力旺盛、永不疲倦的雄狮。
毕加索不能没有爱。他的一生都在爱也都被爱。没有爱的毕加索是难以想象的。看一看《情侣眼中的毕加索》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毕加索呢，“他需要一个缪斯，一个能激发他灵魂的女人。一个在他的生活中走来走去的生命。正是这个人的存在，使他找到色彩的和谐、光与影的对比以及线条和符号等等一切自然的魔力，并以此来展现身体和灵魂的联系。”
从1917年俄罗斯芭蕾舞演员欧嘉成为毕加索第一任妻子，到1961年杰奎琳成为毕加索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此间的44年中，几乎每6年就变换一个。唯有玛丽是五个情人中与毕加索的情爱关系时间最长、也是最年轻的一位。1927年的冬天，年已47岁的毕加索在巴黎地铁车站人群中，发现一位有着天蓝色的眼睛、浅黄色的秀发、体魄健壮像运动员的女学生。毕加索惊为天人，上前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看着她说：“我是毕加索，你和我将在一起干番伟大的事业。”从此，年仅17岁的玛丽便与毕加索开始了长达28年的爱情生活。
毕加索就是这样，爱过一个又一个女人，也画完一个又一个女人。他的灵感，他的艺术，需要不断地变换生活方式，来刺激他的画面与笔触，丰富他的意象与构思。明知自己的放浪形骸与离经叛道为世俗所不容，然而毕加索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显然，他是想以此冲破一切禁忌，实现他对艺术未知领域的探寻与超越。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安分的叛逆过程。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一样没有丝毫的连续和统一。他画中的人物扭曲变形到几乎难以辨认，完全没有所谓体积和质感，只有被粗硬的直线和微曲的弧线以及色块切割成的画面。他确立了崭新的绘画语言，这语言是从事物的内涵去认知和解读，而不再只是从事物的视觉表象来描绘事物的形象。可以这样说，毫无禁忌的生活推动了毕加索整整一生，也构成了他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他以完全彻底的自由，随心所欲地重造世界。
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毕加索。这个天才的怪物，既是美术的杀手，又是女人的杀手。他把一切都敲得支离破碎，再把它们重新整合，给它们以新的生命; 他把她们的青春、美貌、情感捣得粉碎，然后在画布上随意地、错乱地将她们重新组合。他创造了艺术，也破坏了艺术。他摧毁了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也创造了画布上的、依然是七零八落的女人。唯一成就了的，只是毕加索，他自己。
他把自己给了魔鬼，把画笔给了上帝。
达利 制造梦境的“狂人”
提起达利，总让我想到他那唇形的沙发和烙饼般的时钟。变形。扭曲。夸张。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奇异的视觉错位，改变着物质世界的固有属性。坚硬变得柔软; 冰冷喷吐烈焰。在似是而非的梦境中引发无限遐想。
达利，这个疯狂的精力无穷的“造梦者”，总是出奇不意地制造惊异，让这个世界瞠目结舌。他以梦幻般的画面表现与现实扭曲夸张的内容。某个形体既是一处风景的局部，又是人体的一部分; 果盘中的水果既是女性的卷发，也像是狗的背部;拱形桥墩的桥，同时又是狗的项圈……这种双重影像的重叠，对达利而言，或许并不只是一种趣味性的技巧。因为在他看来，潜藏在内心的渴望，都有可能以心理的投射方式伪装在另一个影像之下。如此，达利才以意想不到的变形，出奇的分解，曼妙的组合，再加上童话般的色彩，把本质上完全不相干的事物融合于一种陌生的层面，诗一般的荒谬与奇妙的美感，揭示出万物的奥妙与不可知的本质。
一惯不按常理出牌的达利，从小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他的生命中有太多太多的叛逆因子。他喜欢搞怪和恶作剧。甚至偏执与诡异。那一年，当他爱上一个年长自己十多岁的有夫之妇卡拉，被严厉的父亲无限期地逐出家门时，他竟然剃光了头，将剃下的头发包在午餐所吃剩的海胆壳内，挖个土坑埋在地下。他用这个“创作”，来抒发自己的悲情，纪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许，这就是达利最早的一次行为艺术吧。惊世骇俗的达利，总是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把人性深层意识中的阴暗面毫不保留地表达出来。显然，他无情砍杀的正是他所崇尚的绘画之外即我们这个世界的习俗之内的一切事物。并以此打开了人类内心潜意识和无意识的隐秘空间，为绘画艺术带来强烈的震撼。
不言而喻，达利的作品具有一种令人恍惚迷离的梦幻感。但又并非产生于真实的梦境，而是更多地取材于他那些从童年时代就不断积累起来的近乎疯狂的臆想。诚如他自己所宣示的那样，“在绘画的天地中，我全部的野心，在于以最明确坚定的疯狂态度，把那些具体而非理性的幻象加以形体化。”他画的每一笔，都力求表现一个奇异的景致。当我们欣赏达利的画时，总能感到一种光的亮洁和物的质感，画面非常干净，仿佛是从现实中真真切切地抽出来似的。那种对物象描绘的精细入微几乎达到毫发不差的逼真程度。
达利出生在西班牙卡塔卢尼亚。他绘画起步就是从这块土地出发。用他的话说，这里就是“地球的鼻子。”他在美丽的风景中自由地呼吸，任何夸饰都无法搅扰他百画不厌那故乡的海，那岩礁，还有那原野的亮光、节奏以及宁静的自信。这一切，不仅作为背景，而且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进入他的艺术世界，并在其中成为变形生命的物体。在仿佛梦魇般的诡异境域里，达利以最生活化的题材，移转到潜意识的活动中，从而诞生了最令人惊异的梦一般的画作。达利就是这样引领着我们走进内心花园，去观看一种风景。一种生命的风景。
达利在自己的身上诱发幻觉境界，用无拘无束和自由联想所激发的意念，取信手拈来的物象或形状，或按其本义，或作假借，或取消任何意义加以逼真刻画，或变形处理，或东拼西凑，营造出如真似幻的超现实境界。达利让我们疯狂。让我们不知所措。有人因此讥讽达利是疯子。达利的回答是：“我与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没有疯。”
达利没有疯。他那些看似疯狂、偏执以及稀奇古怪、不近情理的表达，隐含着画家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和野心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与不安，在漫无边际的空间与时间中横冲直撞，企图超越现实的束缚，使生活成为一种幻想与诗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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