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专栏 展示名家作品 推介优秀作者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残障是一种限制，是一种困厄。因为限制，我们要挣脱，因为困厄，我们要突围。而这个挣脱与突围的过程就是生命张显其意义和风采的过程。二十多年来，正是在这样的挣脱与突围的过程中，我体悟到了精神层面的真实与心灵世界的丰富。懂得了爱的真谛。也就是德国神学家舍勒所说的那样：“爱是先于一切信仰而存在于我们生命之中的属灵。这不需要理由的爱便是我们敢于面对一切苦难，并且以歌唱的姿态走上生活之路的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有形与无形的限制与困厄之中。我们都面临着一个挣脱与突围的问题。没有限制与困厄感的人生是不丰富不完满的。这大概就是哲学、文学、甚至宗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被消灭的原因所在，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作的理由了。 烟尘深处的清朗与幽微 《回首萧瑟处——探寻宋词背后的历史尘烟》赏介
一直以为，写作是一件极富个性化的精神活动和内心呢喃。一个作家一旦有了自己的观察角度和言说方式，就有了自己的写作立场和精神领域。因而也就有了自己的情怀，自己的求索，自己的梦呓和仰望的星空……这便形成了一个作家有别于他人的创作气质和切入读者内心的触点。青年作家文浩的历史文化随笔集《回首萧瑟处——探寻宋词背后的历史尘烟》就具备了他自己的创作气质，同时，也以他独具一格的感染力和穿透力进入读者的内心世界，并以全新的阅读体验将他的探究以景观的样态呈现于读者面前。
《回首萧瑟处——探寻宋词背后的历史尘烟》（以下简称“回首萧瑟处”）共分三部分：“家国·天下”，“江湖·庙堂”，“英雄·美人”，共收入文浩近年创作的历史文化随笔二十篇。我们从这本书的副标题不难看出，作者的写作视角既非纯粹地训诂考据，亦非信口开河地戏说，而是以蔚为大观的宋词为切入点，深入到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地层，去触摸隐没在历史尘烟里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一颗颗不甘的魂灵以及词作者那些欲说还休的万般情怀。这就为他的写作奠定了一个基调——庄正但不板滞，端雅但不做作，凝重的思索中又不失诗性的浪漫。
一
纵观中国文人士大夫在历史文化册页上留下的生活印记、走过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的人格构成和价值取向，大抵逃不出这三个范畴，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江湖·庙堂”的处世境界；“英雄·美人”的生命情怀。“回首萧瑟处”的开篇之作便是《快意笛剑自风流——苏东坡和他的影子偶像》，作者透过一代名士苏轼豪放飘逸的词作，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堪称为苏轼影子偶像的历史人物——那位在淝水之战中功不可没，以一首《梅花三弄》流传于世的东晋名士桓伊。
桓伊身居高官显位，且为当时乐者翘楚，尤工笛曲，被誉为“江左第一”。作者从苏轼两首词作中选取了跟桓伊有关的两个历史典故，亦即《昭君怨》中的“桓伊三弄”和《浣溪沙》中的“筝歌谏言”，以史实为依据，对二者的家国情怀，人格操守做了一番独具慧眼，入情入理的比照。
“桓伊三弄”说的是桓伊不计他人唐突失礼，在建康（今南京）青溪河边为地位远低自己的狂生王徽之吹奏笛曲《梅花三弄》的故事。身居朝廷要职，名声显赫的桓伊被人拦住，要他给船内的王徽之吹奏笛曲。桓伊不气不恼，默默下车，坐在河岸的胡床上，一曲三调，婉转悠扬，韵味深长。把船内的狂生王徽之听得痴了，待他回转神来，桓伊早已飘然离去……
故事说到这里，作者写道：“一曲长笛三弄，将一个率性而为的狂生，和一个是声名显赫的名士，长久定格在中国文化的册页中，成为豁达大度、随性随心、不拘俗规的风雅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书生文人。苏轼‘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才高八斗，却从不盛气凌人；身负盛名，也不忘乎所以，持权柄时平和淡然，遭贬谪时随遇而安，其温润诚挚性格的形成，恐怕也是有这个基因的功劳在内。”
“筝歌谏言”说的是孝武帝召桓伊、谢安等人饮宴，桓伊不计个人得失，弹筝而歌，以一曲曹植的《怨歌行》为在“淝水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却遭奸佞之徒陷病，被孝武帝无端猜疑的谢安鸣不平，诉委屈的故事：“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说的是周公忠心耿耿辅佐文王武王以及周成王，却遭到管蔡二叔的诋毁，被周成王猜疑打压，哀叹为忠臣之难，道尽怀忠心之苦……
作者告诉我们，苏轼写这首《浣溪沙》引用桓伊“筝歌谏言”的典故，是在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正是一没权、二没钱、三没朋友，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为继的人生低谷期。这一年腊月初二，阴雨过后，又有微雪飘落，凄风苦雪中的苏学士，顿感生命的阴冷寒彻骨髓。黄州知州徐君猷竟携酒冒雪来访，畅饮纵谈，宛如老友。东坡又得知，徐君猷已向朝廷上书推荐自己，极力鼓与呼。于是，几大白浮过，他胸中暖意顿生，不由得感慨，这肮脏的浊世之上，原来自己并非茕茕孑立，总有一些人，不因威权而聚散，不以浮名而取舍，始终在默默支持着他这个惶惶终日的犯官。心中难免万分感慨，遂填《浣溪沙》三首，其中一首就引用了桓伊“筝歌谏言”这一典故。困顿中的苏轼把徐君猷喻作桓伊，自然，他自己就是那位谢安了。
在梳理了苏轼那些提及桓伊典故的词作后，文浩这样写道：“其实，谢安只是东坡在一个特定时刻的写照，更多时候，桓伊才是他的平常本态。新党当政时，他眼见新政诸多弊端使黎民遭罪，从来不去躲避那些得志小人的锋芒，上书痛陈新法利害，被新党当作旧党的一面旗帜，遭到疾风暴雨般打击；而当旧党得势，看到新法被不分良莠一刀切地废除，他又挺身而出，为新法中那些有利国家百姓的好措施鸣不平，被旧党当作叛徒打压。
在常人看来，苏轼既为新党所恶，又为旧党所不容，其政治表现简直愚蠢至极。但他从未生出过一丝一毫的悔恨之感。他知道，自己既不忠于新党，也不忠于旧党，他只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对江山社稷的责任、黎民百姓的悲悯。看来，桓伊那种轻个人得失、重社稷祸福、仗义执言的士大夫情怀，虽历700年沧桑巨变，还是遗传到他骨子之中。诚然，东坡从未将桓伊当作偶像，但桓伊所具有的儒家士大夫那种耿介之风、浩然之气、济世之情，却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在不知不觉中，就滋养了他的精神家园。也许，正因为有桓伊的笛剑共风流，才会有东坡的快哉万里风吧！”倘东坡有知，读到文浩这些话，不知作何感想，想必他也会跟读者一样，不觉为作者的真知灼见与见心见性的情怀所感动吧。
除了这篇《快意笛剑自风流——苏东坡和他的影子偶像》，“家国·天下”所选其他五篇随笔，也都是以宋词典故为切入点，围绕家国天下这一主题，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表达抒发了作者的理性思考与兴亡之叹。《许身报国釜奔鱼》记述了诸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元朝初期重要将领张弘范等历史人物在战争离乱、家国兴亡、民族融合过程中陷入民族与家国的悖论；《沉香亭北唱落花》从一代歌神李龟年的个人遭际看盛唐安史之乱后由胜到衰的兴亡之叹；《以泪为马渡红尘》讲述了被作者誉为“一代哭神”唐衢的在晚唐乱世的另类传奇；《悲夫长城空自毁》则对南朝宋初年大将军檀道济的悲剧之源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与解读；《嶙嶙瘦马啸西风》讲述了东汉时期少为人知的几位个性鲜明、狂放耿介、嫉恶如仇、死不言悔的文士，他们所张扬的个性人格魅力，成为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融入了中国文人士大夫整体人格构成之中。
二
“回首萧瑟处”第二部分“江湖·庙堂”收作品七篇。作者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从那些或洒脱豪放，或沉郁苍凉，或怀古抒怀，或托物寄情的词句后面的历史尘烟中敏锐捕捉住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细节，将一个个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历史人物形象而生动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以生花妙笔还原了他们的生命本色与人生情怀。《半山闲云半山梅》把关注的视角聚焦在王安石辞官离朝，退隐之后在仕与隐之间游移徘徊的矛盾心理以及这矛盾后面的人格特质；《捐尽浮名方自喜》剖析了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对待名气的价值判断，表达了作者对名利具有双重价值的理性思辨与个性认知；《功成何以身难退》从人性的弱点，权力异化，社会关系等层面对“功成何以身难退”予以具有普遍意义的剖析，得出令人信服的原由认定；《缘何不羁爱放纵》则提出了一个命题，或者叫作者的发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越是乱世，像春秋时蘧伯玉那样激流勇退、隐逸避祸的人就越多；《万事怎可不称好》是从辛弃疾那首《千年调》词作中的一句：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引发出对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阐述与见地；《可怜芳兰当门生》通过东汉末年蔡邕、三国时期杨修、张裕分别被王允、曹操、刘备杀害的文人学士，指出一个残酷的现实，这就是：当政治的铁血，遇到性情的热血，悲剧几乎就已注定。七篇作品，我以为最为精彩的是这篇《自古高人最可嗟——困扰辛弃疾们的终极难题》。
作者以辛弃疾词作里的几个用典，准确把握住困扰辛弃疾一生的两个关键点——战与隐。辛弃疾一生的内心矛盾纠葛，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境遇，其根由无不源自他政治理想的难以释怀与人生境遇的无可奈何。
作者在这篇随笔开头，以基本史实简要概括了困扰辛弃疾一生的茅盾纠葛。并对辛词《鹧鸪天》中那句：“自古高人最可嗟，只因疏懒取名多”中的“嗟”字予以解读：“一个‘嗟’字还是暴露了他另一层心境——‘嗟’，确有赞叹之意，但若听成一声哀叹呢，整首词的基调是不是就截然不同了？”
接下来，作者分别把辛弃疾与谢安、东方朔、商山四皓、陶渊明等名流隐士作了一番比照，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更加深入、更加准确地解析了辛弃疾面对战与隐、进与退的矛盾复杂心理。
再把辛弃疾与谢安作对比时，作者巧妙地引用了“小草”、“远志”的典故，形象生动地把辛弃疾战无用武之地，隐又于心不甘的矛盾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
远志叶又名小草，喜生长于山谷之间，有宁心安神、祛痰开窍的功效。一日，有人进献桓温此物，桓温问谢安：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未待谢安作答，旁边生性诙谐，反应机敏的另一幕僚郝隆，当即接话：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郝隆说到了点子上：藏于地下为“远志”，谓之处（隐）；钻出地面长出茎叶便为小草，谓之出（仕）。这是典型的一语双关，既回答了桓温的问题，又调侃谢安：你隐于东山时是志向高远的“远志”，一旦出山步入仕途，也不过是如“小草”一般的区区幕僚。
稼轩素来推崇谢安，这个典故自然熟悉。经历了几十年宦海沉浮，呼告奔突，到头来终是壮志难酬，于是，稼轩想起了谢安，想起了小草和远志，想起了……到底是该应铅山故友的召唤，回去隐居做“远志”，还是该继续勉强当“小草”呢？真可谓“进亦忧，退亦忧”，不由得感慨，自己竟不如那清江上自由翱翔的白鸥潇洒自如：“声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与愿违。山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又寄当归。何人可觅安心法，有客来观杜德机。却笑使君那得似，清江万顷白鸥飞。”
除了拿小草和远志做喻，作者从辛弃疾词作中抓取了另一个历史人物，从另一个角度探析了辛弃疾的矛盾心理。此人便是东方朔。
被公惊倒瓢泉，倒流三峡词源泻。长安纸贵，流传一字，千金争舍。割肉怀归，先生自笑，又何廉也。（渠坐事失官）但衔杯莫问，人间岂有，如孺子、长贫者（辛弃疾《水龙吟?用瓢泉韵戏陈仁和》）。词中“割肉怀归”的典故，说的便是东方朔的一段为讨汉武帝刘彻欢心自轻自污的趣事。
作者在对东方朔所谓“大隐隐于朝”的处世之道和他的双重人格的局限性做出一番评述后，这样写道：“有得必有失。令人无奈的是，他的自污自黑，虽然能够在保全自己的同时，换来了更多规谏皇帝的机会，却也因此限制住更大作用的发挥。汉武帝只当他是喜剧演员，烦闷的时候招来开开心，却终不肯委以重任。到最后，东方朔也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一腔抱负得不到施展，只能是不隐而隐，以所谓的“大隐”聊以自慰罢了。”
围绕商山四皓的出世与隐退，作者巧妙指出了辛弃疾身处江湖，却仍心忧庙堂的人生宿命，一生郁闷难平，进退维谷，其根由还是源自他不能像商山四皓那样，当隐则隐，当出则出，隐则不着痕迹，出则大展拳脚。
如果说作者把辛弃疾与先隐后出的谢安，大隐于朝的东方朔，出入自如的商山四皓做比照是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以此展现困扰辛弃疾们的终极难题所持有的相同心态和不同选择，进而展示出他们不同的个性品质与人生景观，那么，把辛弃疾与陶渊明放在同一架显微镜下观察比较，就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了。一个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生壮志难酬的大英雄，一个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名士，把他们放在一起说事，实在有点风马牛的味道。然而，当我们通读全文后，又不觉为作者的独具匠心、真知灼见而颔首称是了。
辛弃疾再遭奸佞小人算计，受朝中投降份子排挤退隐江西上饶隐居带湖、瓢泉庄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他便把陶渊明引为知己，树为偶像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成了辛弃疾说服自己，宽慰自己的榜样。作者正是抓住辛弃疾这种心理，从他的词作入手，抽丝剥茧般把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辛弃疾剖析得淋漓尽致，纤毫毕现。
作者在这一小节的末尾这样写道：“他辛弃疾其实是做不好陶渊明的。渊明之隐，是高空中的一抹白云，就在那里随意舒卷，却没人能够抓得住；稼轩之隐，其实是那云在水潭中的倒影，看似一模一样，可一阵微风，一粒石子，都能使他荡起涟漪，那云也自然就碎了。”
当我们读到这脍炙人口，齿颊留香的文字时，相信会发出会心一笑吧，然而，作者如此评价辛弃疾与陶渊明，并无褒谁贬谁之意，恰恰相反，二者都是作者所欣赏称许的人物——“当然，隐与仕本无高低优劣之分，只要不反人类、反社会，怎样选择都无可厚非。陶渊明固然只有一个，但辛弃疾也只有一个，少了哪一个，都会是莫大的缺憾吧。”
三
“回首萧瑟处”第三部分——“英雄·美人”，把笔墨更多集中到历史人物的个性呈现和命运关照的层面上来。“英雄”、“美人”是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最具审美情趣的亮点。英雄的人格构成与命运沉浮，美人的爱恨情仇与悲剧宿命成为作者贯穿这七篇随笔的主线。作者以英雄为经，以美人为纬，用自己见心见性的文字编织出一幅幅令人动心动肺的画卷。
《绿窗谁是画眉郎》记述了西汉宣帝时官场上的一朵奇葩，被欧阳修称为“风流京兆”的张敞“右手温柔画眉笔，左手霹雳杀人刀”的快意人生；《冰肌玉骨桃花血》说的是后蜀亡国之君孟昶的爱妃花蕊夫人的难解宿命——就算没有金铁铸造的利箭夺她性命，也总会有某支看不到的无形毒箭，射穿她的冰肌玉骨，溅出一片桃花血；《一斛明珠照楼空》从苏轼词作中选取了几位才貌俱佳，绝代风华的歌姬，如西晋时期的绝色佳人绿珠，唐德宗年间的名妓关盼盼，北宋与苏轼同朝为臣的王定国侍妾，曾说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宇文柔奴以及苏轼身边那位不离不弃的爱妾朝云，作者以苏轼词作为线索，把这些珍珠般的女子串到一起，用满含真情的笔调，为读者呈现出一道温润柔美又柔肠百结的独特审美景观；《奈何韦郎误玉箫》则是作者以唐中期著名儒将韦皋感情生活中出现过的两个女子的悲情故事为案例，对“痴情女子薄情郎的故事为何总是重演？”从社会根源，文化认同以及复杂的人性层面给予了颇具个性化的解读与认定；《以何报怨堪英雄》，从辛弃疾一阕词化用“一斛贮槟榔”的典故说开去，围绕肚量胸襟与生命的格局加以阐述，尤其文中最后对韩信貌似知恩图报，豁达大度实则小肚鸡肠，虚伪诡诈的剖析堪称入骨三分；《画扇怎不悲秋风》，在对辛弃疾那首以怨妇自喻抒发报国大志难酬，被遭冷落的词作做了一番解析之后，便以词中“妾如手中扇”的典故引出了一个弃妇的故事，读来令人唏嘘叹惋。
《别有乾坤蕴履中》是“英雄·美人”所收七篇作品中最为别致，最富新意的一篇随笔。这篇随笔的副标题是：鞋子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这就不难看出，作者把关注视角集中到了一双司空见惯，普通而又普遍的鞋子上了。说到鞋子，自然会想到脚，说到脚，自然会想到中国古代特有的风俗——缠足，继而自然就想到传统文人恶趣味中一个变态狎昵的审美具象——三寸金莲。
《别有乾坤蕴履中》，开篇就把李清照那首《点绛唇》中的画面呈现于读者眼前：一个在自家后花园秋千上玩得“薄汗轻衣透”的美少女见有人来，忙不迭的躲避——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然而，心里又想着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人儿，就只好提着绣鞋，光着脚丫“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是一幅多么美好清新，生动传神的画面！然而，一千多年前，这样的词作是有伤风化的。因为词句里出现了“薄汗轻衣透”、“袜刬金钗溜”的描写，既然袜刬，定是露足，一个少年女子，提着鞋，光着脚，这成何体统？分明就是“闾巷荒淫之语”。
接下来，作者引用古今中外有关女子绣鞋、美足的词作、论著、文艺作品，指出脚与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更有甚者，我们从作者引文中就看到了这样令人作呕的场景：明初的杨维桢“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鞵，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
如果说上述描写还是笼而统之概括性描写，那么后面提到的几个故事，则是典型再现了。
透过浩繁的诗山词海，作者选取了南唐后主李煜记述他与小周后女英幽会偷情词作《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作者在以调侃戏谑的笔法记述了李煜那些偷情幽会的风流韵事后这样写道：“历史上各色各类的偷情如过江之鲫，是难以计数的，偏偏这次即便穿越千古，艳香仍然浓得化不开。这自然多亏了李煜绝伦的妙笔，硬生生把一件让人不齿的丑事，涂抹成如梦似幻、摇曳生姿的白莲花，永远定格在中国的文学史上。”
倘以为此文仅仅是拿古人诗词中那些“红鞋、玉足”的香艳之句说事，不免低估了这篇随笔的立意格局和文化价值。其实，有关那些男欢女爱，刬袜幽会的勾陈评说仅占了这篇随笔五分之二的篇幅，作者把鞋子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放到了更为广阔，更加深远的文化时空上加以展示与阐述。
此文第三节，一改前两节的叙述基调，由戏谑轻松转而凝重深沉，把一双小小的鞋子放进了历史政治舞台的大格局之中，引领读者跟着作者的讲述去探究那些历史文化尘烟里一个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是非评说。
作者从柳永描写开封繁华奢靡的词作《玉楼春》中择取“珠履三千”的史记典故，对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为门客鞋子上缀戴珍珠炫耀斗富，然而，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土豪之举，虽浪得一时虚名，却换不来真才实学，终究落得个身首异处，万劫不复的下场。
一双普普通通的鞋子，一旦成为操弄权柄者作秀表演的政治道具，便也确立了它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地位。作者就用他生花妙笔为我们讲述了历史上一个个诸如此类的故事。如：官渡之战中曹操“鲜足而行”迎接许攸，汉武帝时，暴胜之倒履相迎隽不疑，蔡邕倒穿着鞋迎接少年英才王粲等等。
此外，作者还以南宋文人刘辰翁长调《莺啼序》中一句“过霜桥落月，老人不见遗履”为切入点，带我们重温了秦朝末年那个人所共知的故事——张良纳履之后，这样写道：“黄石公用这只鞋子，狭隘地说，是试出了张良的血性、教养、德行、眼力、耐力、智商和情商，也替刘邦试出了中流砥柱、左膀右臂；夸张点说，这鞋子甚至试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试出了华夏子孙民族认同感的一个源点。”
同样是一双普通的鞋子，同样是那个历史故事，作者却凭着自己的博学深思和真知灼见为我们洞开了一道意味隽永的阅读景观。尤其文章最后，作者借一双鞋子，抒发了自己对生命存在的终极思考：“在人生之路上跋涉，目的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了所谓的价值、所谓的意义、所谓的成功，而舍弃心灵的宁静、灵魂的平和，真的值得吗？”行文至此，一首苏轼的《定风波》把全文乃至整部作品推向一个更加辽阔、高远的境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结语
“回首萧瑟处”出版后，广受评论界与读者的好评，被《光明日报》列为推荐书目。笔者以为，在当下“泛文化”大行其道，拿古诗文做浅薄消费，商业性写作泛滥的背景下，“回首萧瑟处”却是一部难得之作。
首先，“回首萧瑟处”是一部“寂寞”之作。全书洋洋洒洒十二万言，纵横捭阖，上下贯通，索引诗词典故，史实资料看似随手拈来，所发议论抒情，感怀慨叹读来饱满酣畅，这都是要有渊博的学养作支撑的。没有长期、大量的阅读积累，没有“板凳十年冷”的甘于寂寞，是绝写不出如此分量十足的作品的，因此，也就决定了“回首萧瑟处”带给我们的阅读体验绝非那些从古典诗文里寻章摘句，作无病呻吟状的小情小感之作所能比拟的。
其次，“回首萧瑟处”是一部“在场”之作。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价值的有无，品质的优劣，是与作家自身的生命情怀和写作伦理密不可分的。“回首萧瑟处”的叙述手法与风格看上去是第三人称，是冷眼旁观，是零度写作，然而，仔细阅读，你会从字里行间，章节段落中读出一个“我”来。每当我们读到关节处，心绪难平，非要一吐为快的时候，作者就适时帮你把那些话讲出来，这里，仅举一例：“这歌曲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不仅扫了大家的兴，更是让皇帝没了面子。但桓伊哪管这些，他就是要当众揭一揭这些昏君佞臣卑劣阴毒的假面具，就是要驱一驱朝中那肮脏虚伪的浊流。不合时宜就不合时宜吧，如果时时事事都合了那些人的时宜，忠臣良将更无出头之日，朗朗乾坤更无见日之时。也许，凭一人之力，无法改变什么、扭转什么，但更重要的是态度问题”（《快意笛剑自风流——苏东坡和他的影子偶像》），这样的金石之声，不仅让读者心血沸腾，也读出了作者寓于作品中的拳拳赤子情，耿耿男儿心。没有个人生命情怀在场的写作，是轻佻的，可鄙的，文浩的写作是在场的，是凝重的，可敬的。
此外，“回首萧瑟处”还是一部“清雅”之作。从阅读审美的视角看“回首萧瑟处”，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质，这就是文人意识赋予作品的彬彬之气。读他的作品，分明感受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神情气韵萦绕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和角角落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雅、书倦之态跃然纸上。限于篇幅，此不赘引，相信读者会从自己的阅读中得出自己的审美认定。
文浩的历史文化随笔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是多元的。比如：个体生命存在与整体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妥协；孤独的生存体验与社会价值认同之间的背离与冲突；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与个性向往之间的背道而驰；英雄美人的浪漫情怀与悲剧宿命之间的偶然与必然等等。
2017-11-20 于廊坊“无书有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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