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战科|村医生涯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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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村医生涯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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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淮引来   整理/淮战科

 

村医，地处医疗卫生系统的神经末梢，看似不起眼，实则却是村民生命安全的第一守护神。

——题记

2018年，当我从挚爱的村医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蓦然回首，竟已干了整整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人生的大半辈子啊！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还有中年时光，都默默地奉献给了生养自己的小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倾己所学，救死扶伤，满腔热情地呵护着父老乡亲的健康，守护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回眸四十五年的村医生涯，有坦途，也有坎坷；有辛酸，也有欣慰；有难言的痛，也有激动的泪；有煎熬担忧，也有喜悦幸福。一切的一切虽已成过往，但为了一村父老乡亲，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中学毕业后，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便辍学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正是这时，我赶上了让我走上村医生涯的人生际遇。那时，大队卫生所缺一个卫生保健员。我不知道，村里的老支书是怎么瞄上的我，什么时候瞄上的我。因为，那时候老支书家在村东头，我家在村西头；一共四个生产队，老支书在第一生产队，我在第二生产队，平时很少见得着。只知道，是老支书提议，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一致讨论通过，决定让我担任大队卫生所的卫生保健员。听说，老支书讲，“这娃，我瞄了许久了，好学上进，干什么都是个好苗苗！”

卫生保健员，体面又轻松，这样的好事，我压根儿也想不到会降临到我头上。不禁感慨万千，老支书真是一心为集体，公正无私啊！暗下决心，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认真学习卫生保健知识，努力为社员服好务，不辜负老支书的信任和期望。

犹记得，刚担任保健员是在夏季收割小麦的大忙时节，各生产队社员头顶烈日在地里收割小麦。我背着出诊包，包里装着人丹、薄荷片、十滴水等防暑药和包扎伤口用的药水、纱布、胶布等，精神头十足地巡回在各生产队田间地头。遇到年龄大割麦慢的，还抢过他们的镰刀帮他们割上一截，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那时，全国正在大力宣传赤脚医生好榜样。我决心潜心学医，也争做一名合格的赤脚医生。我拜一些先辈老中医为师，在他们的热情指导下，虚心学习中医知识。从基础入门开始，背中药《汤头》《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药性歌括四百味》。这其中《濒湖脉学》比较抽象，学起来吃力困难。我给自己订了学习计划，每天早起晚睡，抓住一切空闲时间学习，不到两年就背完了四本书。后来又背《针灸歌诀》，自学能找来的中医名著，结合临床案例反复琢磨，给自己后来看病治病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县里和公社的一些名老中医，对我认真好学的劲头交口称赞，认为我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好医生。

七十年代后期，公社医院有一个到县卫校免费学习两年的名额，推荐了我。我十分珍惜这次专业学校“深造”的机会，专心听讲，刻苦学习。因为有些理论基础，我在学校进步很快。晚自习时，还常常给同学们讲一些中医知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医院临床实习半年后，我被分回公社医院干了两年。老支书一再请求院领导，让我回本村卫生室挑大梁。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眷恋的小村，正式成为一名村医，一干就是四十五年。

那个时候，农村交通条件还比较落后，村道、乡道都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晴天土，雨天泥。交通工具除了自行车，就是牛车马车。到城里看病，对村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村医实际上成为村民健康和生命的第一守护神。村民有了头疼脑热，首先想到我。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人叫，我就赶紧出诊。有时候晚上刚躺下，病人家属急促敲门，我抓起手电筒，背上出诊包就走；有时候刚从这家回来，又被那家叫去。四十五年里，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已记不清；四十五年里，风里来雨里去狂风大雪深夜出诊宛若家常便饭；四十五年里，哪有什么节假休息日，大年初一有病人，照样难得走亲戚；四十五年里，村里每一条街每一条巷一遍遍刻下我来去匆匆的出诊身影；四十五年里，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敲打着自己“他们是我的乡亲，我必须看好他们！”

记得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三九寒天的夜晚，村里一名五岁女孩误食了灭鼠药。由于家长在外打工，外婆一人焦急万分，慌忙把孩子抱到了我诊所抢救。孩子口吐白沫，面色青紫，四肢抽搐，病情十分危急。我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基本缓解控制了病情。因解鼠药“乙酰胺”不够用，必须抓紧时间送城里大医院进一步抢救，时间就是生命！没有急救车，怎么办？热心的村民张崇占听说后，忙开来他的旧三轮车，也顾不上这车连车篷都没有，我带上钱，扶孩子外婆上车抱好孩子。崇占把三轮车开到最大马力，在黑魆魆的三九寒夜里一路狂奔，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地区医院急诊科救治，保住了孩子的生命。当我俩放下心半夜回到村里的时候，双手双脚都冻僵了，身体像打了局部麻药一样，冰冷而不听使唤，很长时间小便失禁，我整整睡了一天一夜才感觉身体舒缓过来。

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棉花还是我们村和方圆附近村民赖以挣钱的经济作物。也许是因为连年打农药，棉花上的虫产生了抗药性，有村民曾捉了许多棉虫喂鸡，发现鸡竟然死了，而虫却没事，可见这虫抗药性多强。连续三年酷暑天，棉虫一年比一年泛滥猖獗。棉农几乎每隔一天就要给棉花打一次药，从地里到村里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农药味。七八月正是气温最高时候，因为打药引起农药中毒的本村和附近村民，平均每天拉到我诊所的就有十几个人。当时，诊所里护理代司药，加上我只有三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守护在病人身旁，来回观察每个病人的病情，操心为每个病人更换液体，由于神经弦绷得过紧，顾不上吃饭、喝水、休息，护士卫结弟累得晕倒在病人床边。然而，我们的辛苦付出换来了一个个乡亲康复的笑脸。这三年暑天，每天送来的中毒棉农经我们精心治疗，没一例转院，没一例留下后遗症。

有一次，一位上级领导在我诊所检查工作，看了病历记录、治疗方案和收费情况，非常吃惊：“好家伙！你们看好了这么多中毒病人，就只收基本药物费，其他费用一分钱都没收，这是图什么？”我坦诚地回答道：“中医自古就讲，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看到这么多乡亲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因打药治虫中毒，我实在心疼！我毕竟还是在凉房里工作，能让他们少花点钱，我觉得值！”

说实话，当时我们只顾着抢救病人，哪里还顾得上问他有没有钱有多少钱。根据当时的门诊病例记录，平均每人药费不超过二百元，而按当时的棉花收购价，棉农三亩地棉花卖的钱还不够县级医院的全部治疗费用。我这样做，无形中给父老乡亲减少了支出，减轻了经济负担。而那些年，正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怨声载道的时候。

2009年，村里两家同时过事摆宴席，由于食物保存不当，造成八十多人群体食物中毒，引起了乡里重视，乡医院派大夫亲临指导。我配合乡医院积极规范治疗，没一例转上级医院，平均每人药费不到一百元。

四十五年的村医生涯中，我一直秉承“救死扶伤”的医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队卫生所也不复存在。我就在自己家开办了诊所，虽还承担着村里的卫生保健等公共职能，但因是个人开办，自主经营，也就自负盈亏。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只收取基本药物费，对一些困难乡亲先治疗，账先挂着，有了就算，没了就免。

四十五年来，为了给乡亲们解除更多的疾病折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我不断学习钻研，提高医术水平，拓宽治疗领域，先后学会了心肺复苏、鼻饲、洗胃、灌肠、导尿、针灸等医术，使自己成为一名全科大夫，更好地担负起村民生命安全守护神的使命。在治疗“脑中风”病患者过程中，我积累了不少临床经验，本村和周围村的“脑中风”患者，经我治疗后，生活完全能自理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作为一名村医，我撰写的《活血化瘀在临床上的应用》被广州《新中医》发表。

四十五年的村医生涯中，我坚持中西医结合，凡是西医治疗不了的疑难杂症，我采取中医疗法对症施治，治愈病人不计其数，深感中医博大精深，疗效神奇，不愧为中华国粹。国家要促进全民健康，就必须高扬中医龙头，振兴中医。厚中薄西要不得，厚西薄中更荒唐，以中为本共发展，中西结合铸辉煌，才是医疗事业发展的正道。

四十五年中，要说害怕也有。记得那年冬天，本村老党员淮丕茂煤气中毒，合并脑梗、迟发性脑病，病情严重，危及生命。他昏迷了五天五夜，我守候了五天五夜，边治疗边观察，终于把淮丕茂从鬼门关里给拉了回来。后来想想当时太胆大，只顾救人，不计后果。像这样的危重病在大医院都要送进重症监护室，下病危通知书，不仅花钱多，风险家属担。但在自己的小诊所，治好了是应该，出了人命可就吃不消了。

四十五年来，凭着对医生职业的敬重，凭着医生的天职和良知，凭着对乡亲们天然的感情，凭着认真、细致、精心和耐心，我在第一时间抢救了无数急诊病人，也给需要转诊的患者争取了时间和有利条件，先后多次被卫生系统评为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柜子里摆满了荣誉证书，诊所墙上也挂满了乡亲们心甘情愿送来的锦旗和玻璃匾。但这些对我并不重要，我最欣慰和幸福的是，作为一名小小的村医，我为呵护父老乡亲的健康、守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她对家庭和我的这份职业付出了很多很多。因为在诊所走不开，妻子做了两次大手术，我都没有去医院照料。为了全力支持我，妻学会了打针、输液，在市、县医院临床学习，成为我名副其实的贤内助。

虽为杏林无名木，赤心一片报乡梓。作为一名村医，在名医辈出的偌大杏林里，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地处乡村的农民来讲，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身边的村医，他们离不开离不了！

（注：此文系淮战科根据本村村医淮引来的文字资料整理完善）

作者简介：淮战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西部散文选刊》原创版签约作家，新锐散文重点作者，著有《位卑未敢忘忧国》、《我挚爱的热土·谋略运城》、《我挚爱的热土·仰望河东》，先后有多篇散文在全国性征文中荣获一二等奖，多篇散文被收录于全国性散文选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