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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找不到空间，强奸了我，时间的精液，成了流淌在身体里的一百多种药物。
空间错过了时间，我挡在前，空间的含羞，让守护的亲人眼泪从眼里流到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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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固守的程序，医生固守的智识，亲人与家属固守的观念，在我一旦进了重病监护室，一切的一切，活似电脑里一成不变的编程。
一个方向，飞机的行李传送带似的运转。我的生命，不过是行李传送带上的行李。明知传送带上的行李不能老占着位子，可是医生不愿告诉你，你该被提下去了。亲人与家属呢？他们希望你一直在行李架上转，一直的转，多转一圈是一圈，多转半圈是半圈。太笨重，大家都知道。难道，真是因为笨重吗？真的连上帝也不愿将这笨重的行李提下来吗？
我相信有医生有过想提下来的想法，至少是悄悄告诉你，你到站了，应该下去了，新的行李已经上来了，你不是这般飞机上的行李。医生能这样说吗？我是医生的话，我会告诉这看不过眼的笨重行李吗？倘若告诉了，任何好处也没有，反而麻烦与坏处可能俯拾皆是。我作为医生，肯冒这风险？我不知道！
衣冠楚楚的医生，衣袂飘飘的护士，他们在医院，在科室，在病房，被格式化了，不同医院不同的医生不同的护士，所作所为，定型成了机器式的运作。我的死亡，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判断，他们的治疗手段，他们的抢救，如出一辙。我害怕，害怕到医院，害怕机器式运作，害怕程序式的关怀。
第一个癌症，都作为第一个癌症存在。我的肺癌，就是我的。一个癌症与另一个癌症，肯定有所不同，哪怕都是肺癌。我的肺癌，得感谢广州的那位年轻的医生，正是因为他把我的肺癌与别的加以区别，针对我的专门作了治疗，他说是特别的作为“靶子”试验式的治疗，让我多活了十六年多。那次，既使不成功，我也感谢他的区别对待。不加区别的把某个的癌症，丢进通用的治疗室。幸运的云降临在我的头上，缘分是广州年轻医生的区别对待。
要死了，已经死了。死，也要有区别，自主的，自然的，被刻意拉长了的。
我的死，被刻意拉长了。拉长了，我明确。被刻意，是怎么被刻意的，我说不清楚。
死，反正是死，别矫情了。拉长了就拉长了，顺应吧！
死之前，要是有个医生能拉着我的手，托个梦里也行，但最好是真实的。我想让医生真实的同我说清来龙去脉，告诉我主要的病是肺癌，因为肺癌与长期的高血压引起了不定期的心衰，由于药物作用，肾脏与肝脏的情况也出现了明显衰竭现象，脚由于血脉不通开始浮肿，小便不能排出是因为肾衰与尿道阻塞等等，最后告诉我，你老人家要做好与家人告别的准备，属于你的时光已经开始以天为计算，甚至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我想，这不仅仅只是家属的权力，我有权知道这些。
医院、医生、护士，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天下全部的病症，人类能知道掌握的，安了了一个通用名称的，我想不占多数。虽然，各种的病被归类了，医生也分了各类的科室病室，尽管门类繁多，总体来说，对于每个人的病来说，这样的划分肯定有漏洞，肯定有未知的区域。病，也是发展变化的。病的发展变化，总是走有医疗技术的前面。针对个体的病人，医院也医生，定然有找不到准确具体病灶与病因的时候，这种情况可能还不少。可他们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方向，经验从先前的经验传承与书本中来。经验与书本，太不能解决现实中千变万化的病情。可是，医院与医生，很少很少告诉你，通过了全部的可以采取的手段，依然没找到你的病因。这个时候，往往会安个万能的病名，如植物神经紊乱，或者模棱两可的病来糊弄病人。医院与医生在患者面前，永远是占据智识与话语权的高地。
迟迟不能确诊，还有个责任问题。在医生没有进一步用科学手段接近权威定论时，先前的经验已经在他头脑里形成了有把握的结论，医生一般也不会告诉你结果。不光是让患者多花钱的费用问题，因为多一层的检查，多一份共识，多一份保险，少了许多的责任。这些人检查，排着队等着我，Ｘ光后，照片、ＣＴ、核磁共振、支纤镜、活检、派特ＣＴ等等。
我有肺癌，并不是美国的Ｆ２２隐形飞机，医生的脑袋，在我的Ｘ光片面前，已经成了精确的专门对付隐形飞机的雷达。可他们的担责意识，让他们不得不等待公用雷达的确认。
重症监护室，老干病房，一个悲剧式的告别场。一幕的来，又一幕的走。来的来，走的走，一个接一个。我来到这里当一回主角，回不了家的主角，你，医生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回不去了。当然，还有亲人们。
写于2012年2月，修改于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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