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几十年前，是我所喜欢的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八十年代后期，不怎么读中国小说了。类似的文学刊物，读得很少。可能是偏见，中国小说，没什么好读的了。也可能，我的观点，对自己而言，并没有错，可读的中国小说，实在是太少。说故事，从这头，说到那头，说出花来，真有多少读者，关心你所说的故事呢？
近年，因为有了到图书馆借阅杂志的方便，重新的回头，翻一翻中国有名气的文学刊物。实在的说，《人民文学》《当代》《花城》翻得多些，《收获》少些。又到年底了，到市图书馆借杂志，想借的当月的不能借，其他的借得差不多了。为了凑足十本，借了２０１７年１、２、３期《收获》。往往读书就是这样，你真是觉得不那么期望的，可以在阅读时，会读出期望来。这三本《收获》，如此。
三本《收获》，串着读的，从这本到那本，又从那本到这本。两本以为可以轻读的，放按摩椅边，一本需要重读的，放床边。
最先读的是三本中连载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本书，好多年前，在还没出版的时候，我就见过草印本，是黄老先生的侄儿给我看的。书，借了我好些的日子。那时，还在上班。也许是当时并没有产生十足的兴趣。另外，还存有这草印本，可能不会再要回去。所以，只是大概翻了翻，并没有细读。没想到，黄老先生的侄儿，特认真的说，这本书定然的要还回来，还说黄老先生追得紧，借出去的每本都不能流失。我想，我看的，一定是最初的还没最后定稿的书，黄老还会作大的修改。记得黄老先生，在艺术方面，有五大爱好。如果没有记错，依次是，文学、雕塑、木刻、工艺、绘画。结果呢？阴差阳错，绘画方面，名气最大。他老人家说，用绘画养其他的爱好。读他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原汁原味的记忆上，添以本乡本土风情为背景的创造，在土得掉渣的叙述与描写中，再现远去人与事……作者的笔头，有着比画笔毫不逊色的笔触，让读者顺风而行，拾级而进……“女孩子跟男孩子不一样;跟男孩子来往，像教科书，本本差不多;跟孩子来往你小说诗歌，本本不一样。”（３期Ｐ１８８）我喜欢小说中，类似这样的句子。虽然我对他所说的人与事，并不关心，但只要跟着读，那些的笔调子下，所描述的人与事，会跃然纸上。我以为，这就是人的风雨经历的力道和综合素质功力吧？
接着读了毛尖的两篇文章３期的《奇数：三部命运电视剧》，１期的《老Ｋ，老Ａ，和王》。毛尖的影视评论，挺有名气的。读过她一本书，叫《世界向右的时候》，实在是不怎么样。这两篇，不辱刊登《收获》，写得风生水起，特别是《奇数：三部命运电视剧》。毛尖，文章的开口，在扑克牌上。《奇数：三部命运电视剧》的开头：“从小打牌，打到７，打到９，打到１１，也就是Ｊ，是有些紧张的。”《老Ｋ，老Ａ，和王》的开头：“回想起来，我的新年记忆和牌有关。每年第一天，外公外婆允许我们打一次牌。”为什么拿毛尖的两篇影视评的开头用扑克牌说事？因为她需要将好些的影视评，用一副的牌来统合。除了这两篇，估摸还有几篇影视评，会与扑克相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去用想个信手拈来的“东东”来统合，并恰到好处，这便是创意与笔力。当然，写影视评，得要有相当好的记忆与纵横捭阖的牵来扯去的能力。读了毛尖的这两篇文字，真有点想找了所介绍的影视去欣赏一下的冲动。毛尖这人，认真玩文字，是可以玩得惹人俏皮和有份牵引读者的导引力的。
陈东生发表在３期的《舒婷：我要回到人群里去》，以艾青悄悄从新疆回北京治眼病，１９７５年还在福建流放的诗人蔡其矫去看望艾青，邂逅北岛（赵振开），之后双相继认识舒亭（龚佩瑜）等，并以舒亭为主线，写了同时代的有名诗人。这文，比较对口味，细细读完。
《收获》的小说，感觉比《花城》的好些，与《当代》不相上下。三本《收获》中的小说，只是泛泛的读了，还是不喜欢流于讲故事框框这样的小说。
陈永和的《十三姨》文字细腻，有牵扯力。可离开现实感，或者说离开当下现实议题关切感的小说，再是有个人的好的叙述方式，那又能怎么样？那些的故事，不会引起文学圈子之外的大众所关心。
张翎的《劳燕》，前面几页读得认真，三个人死后，每年月湖的相约，蛮有新意。战争，让人魔幻，也让小说的形式魔幻。“你说以后我们三个人中不论谁先死，死后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里，到月湖等候其他两个人。聚齐了，我们再痛饮一回。”（２期Ｐ９１）小说，只要有这么一句话，便可以牵出小说家们所需要的短篇、中篇与长篇。死后的表达，生死不明的叙述，是拉美小说的一大特点。作者在小说中，亦让死者如是说：“事后证明，我的犹豫是致命的。三十五个小时之后，我死于败血症。我的死，只在两处有所记载，一处是在杰弗逊号的航海记录里，一处是在卫理公会的传教史中，都只有短短的一行字。”（２期Ｐ９１）这段死者的表述中，明显可以读出，死的轻重。而后，小说以“据说”转承，牵出诺尔曼·白求恩……一个死后有五个“纯粹”盖棺，重于泰山的人。我想说，当小说“谜”一般的呈现，当你在一片茫茫大海般的文字里，大致的知道了潮汐的河流方向，大致的知道小说家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包裹小说的那点“故事”，已经失去了意义。不是吗？“就这样，我从一个对和平生活抱有温馨憧憬的传教士，变为了一个在两块大陆之间漂泊的幽魂。可是我并没有忘记和你们定下的那个约定：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我都会按时来到月湖，静静地，耐心地等候你们的来临。”战争，和平，生死，友谊，约定，信守，还有社会人生的价值等等，随着小说故事的推进，一点一点的，在“Ｔ”台上展示，一串串的模特中，读者永远只会记住，其中印象深刻的一两个。
王安忆的《红豆生南国》，与我刚在《新华文摘》中读过她的另一篇小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述方式。生母养母间的话题，牵出生命线路与婚姻认同，以及情感远远的张望。我不喜欢这样的小说。
张悦然这个老外的《大乔小乔》，本是想好好进入的。怎么会是写瑜珈的？结果，我弄错了，我想看的是那个老外，是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记忆生错，即刻地翻了过去，必须的。
我还是那样的说，小说需要表达的全部，只是个意向。这个意向，有时是作者主观的意图，有时是潜在的意图。正因为是意向，而这个意向，无论作者与读者，是不可能将它“手玩”硬件一样，拿在手中“实实在在”把玩的。全部的小说家，逃不出最终心绪中在小说里面的“意向”表达。当这个“意向”趋向共振时，小说的共鸣度就大。而离开了大众情怀，群众关注，社会时点，小说只能在“门缝”间窥望，只能是“殿堂”内自娱自乐。交小说家逼进历史的述说的窄巷子里，是时代的悲剧。
唐诺的《阿伦特的愤怒和契诃夫的笑声》，让我关注。这两人的书都读过几本。把他们放一处，想看看作者在两者的喜怒间，说出些什么道道。读过之后，也就是诸如“死后声誉”“荣誉名望”“时代真相”“美好状态”“幸福目的”“绝对需求”等的说说。说清楚了？肯定还依旧的是是非非。
南帆的《天元》，逐行的读完。因为说吴清元和围棋的。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清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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