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苞先生的卓尼情结
文/杨士宏
先生是学者，在庆贺90寿辰之际，能写一篇理论文章作为纪念最好，但先生门生众多，不乏高才者。因此，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示先生做学问和做人的风采。本来我与谷先生既不是师生关系，也无学缘传承。但说来也巧，从知道有先生其人，到认识先生的过程好像有一种缘分，且说来话长。
我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很少，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如何进行缺失补遗，改善先天不足，则很茫然。加之本人又无其他特长，一有空闲，则只好泡在离学校很近的甘肃省图书馆文献部翻阅旧闻逸事、方志杂记、民国报纸、杂志之类的报刊书籍。尤其爱看反应西北、民族方面的报刊，如《西北通讯》《西北文化》《新西北》《边政公论》等，也看些像《小方壶杂记》《天下郡国利病书》《元和郡县志》等一些似懂非懂的古董。边看边做些笔记，但不知道要干什么，没有目的。另外，那时的甘肃省图书馆文献部条件虽然没有今天好，但不收任何费用，冬天有煤炉取暖，有开水任你享用，还有文献部的柴老先生知识渊博，热情周到，且对馆藏如数家珍，使我找到了一个舟楫学海的港湾。记得有一天下午，在翻阅1941年出版的《新西北》第四卷2—6期和1947年出版的《西北论坛》第1卷第2期时，眼前一亮，有两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作者为李安宅；另一篇是《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作者为谷苞。两篇文章都涉及家乡卓尼的历史文化和土司制度等内容。在出版业欠发达，铅字排版印刷的东西在常人眼中还非常神圣的时代，家乡的名字、历史出现在学术刊物上时，我下意识地掂量到乡土文化的分量，产生了对卓尼文化的厚重感。前文在略述四川汶川、理番、茂县、松潘及甘肃岷县、卓尼、临潭、夏河等两省交接地区的藏族分布概况的同时，重点介绍了以拉卜楞为中心的夏河属地（碌曲，玛曲）寺院、部落领地及人口状况；对洮州地区（临潭、卓尼）“三土司”、“五僧刚”的沿袭略有交代。尤其是《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一文，当时还不知道先生其人，就职何处。此文篇幅虽然不长，但高屋建瓴地将卓尼杨土司六百余年的历史从土司制度的沿革、土司制度中的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土司制度中的“兵马制度”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研究了卓尼藏族的渊源、土司制度的形成、行政组织的功能和土司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势力范围等。其中，虽然没有对政教合一制度的特色展开讨论，但为后来者点到了这种文化信息的存在。谷先生的文章使卓尼土司从民众敬仰、服从的神坛，以一种制度文化的形式首登学术研究的殿堂，使藏民族慣于口耳相传的历史，成为有文字记载的文本文献，对研究卓尼土司六百余年的历史，四十八期的名称、分布范围、历史地理、行政区划、方志编写等奠定了第一手资料基础，是研究卓尼土司制度的里程碑。先生的文章使我少了盲目，有了目标。从此，我开始关注卓尼的各种信息，同时也意识到要研究卓尼历史，除正史《明史录》《清史录》，以及《洮州厅志》、杂记、传说之外，若发挥专业之长，从藏文历史文献中挖掘、梳理有关卓尼历史、宗教、文化方面的材料，取长补短，另辟蹊径，则可能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此，从最熟悉的地方做起，由远到近，由浅入深，开始从人文历史、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搭建研究卓尼土司历史文化的框架，并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走上了学术研究这一冷门。
1981年12月，大学毕业的我被留校，分配到学校民族研究所从事专职研究工作。这样，我在学生期间的一些积累总算派上了用场，并在段克兴、王沂暖等著名学者教授的点化下，研究工作很快上道。期间，由于工作需要，阅读面不断拓展，在查找藏传佛教在新疆阿勒泰蒙古族地区发展的资料时，偶然见到谷苞、纪大椿两位先生的文章，记得好像是《承化寺事件》一文。文中引出了一位爱国、爱教，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藏传佛教僧人—棍噶札勒参。该僧原籍卓尼，受拉卜楞寺的派遣，到新疆阿勒泰地区传法护教。期间，为稳定地方，安置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于阿尔泰南麓，以及反对沙俄对新疆地区的侵略成绩卓著，位至伊犁副总将军、呼图克图。从这篇文章反应的作者信息得知，谷先生在新疆社科院任职。先生为了西北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毅然从兰州大学的讲台上脱下长袍，随王震将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他远离甘肃，还牵挂着卓尼的人和事。在对棍噶札勒参在新疆、西藏及内陆活动事迹梳理的同时，获得19世纪活跃于西藏地方的政要和宗教方面的高僧大德如摄政王、噶丹寺法台等众多信息，使我认识到研究卓尼不能仅限于对土司历史文化的考察，还应研究在卓尼这块肥沃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牵一发而动全藏的人和事，使我的研究范围不受拘泥。
1988年9月—1989年10月，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助教进修班学习。期间，得知谷先生客居兰州，受兰州大学聘请，任历史系教授、民族学硕士生导师。记得1987年的五六月间，所领导通知我参加一项科研活动，项目负责人是原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家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教授谷苞先生。据说先生受当时国家民政部负责人的支持和委托，要在西北地区调研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方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此，谷先生将调查点选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经济类型、文化特点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卓尼、玛曲、夏河三个县。卓尼是我的家乡，可能为了便于工作，则被吸收为调查组成员，这样就有了和先生近距离接触的条件。调查组组出发那天，我们乘车到甘藏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合作，第二天一早先生提出要去州委组织部，到组织部才知道先生持临时组织关系到当地组织部门备案。由此，我感悟到一位党的科学工作者对组织的忠诚及其对事业的责任心。在组织部办好手续之后，分三个调查小组，分赴各自的调查点。我们一组由谷苞先生带队，还有他的两个研究生高永久、李晓霞，四人于当日赶到卓尼。到了卓尼，他回忆起50多年前在当地和迭部搞社会调查的情景。那时的卓尼属土司统治，其辖区迭部一带，因暴利驱使一些外来客和部分当地人私种罂粟，社会治安极不稳定，去迭部的途中，时有劫匪出没。为了确保他前往迭部调查的人身安全，土司授予他一顶帽子，授意若途中遇到险情或打劫或遇到困难，拿出土司的帽子便可得到当地群众的帮助，遇到贼盗则可化险为夷。50多年前的事不堪回首，50多年后的今天翻天覆地，感慨万千。这次先生在卓尼调查比较低调，没有惊动地方领导，住在招待所，吃在政府大灶或在街头寻找小餐馆将就，与住在招待所一墙之隔的省上某副厅长的待遇形成明显对比。该副厅长一日三餐由服务员送到入住的豪华间会客厅，有酒有肉，有人陪吃喝。对个人生活待遇的好坏，先生并不放在心上，只想一竿子扎到底，到基层去。因此，只在县城待了两天，作了些下基层的准备，第三天去目耳乡多坝村搞定点调查，住在老乡家，与群众同吃同住。他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搞活了，来钱的门路也广了。但是，其中有部分人钻林业管理方面疏漏的空子，靠盗伐倒卖木材发财，手头比较宽裕了，加之空闲时间业余文化生活单调而贫乏，游手好闲，精神空虚，为一些腐朽文化之滋生和社会沉渣的泛起提供了土壤。吸食大烟在当地成为有钱人的一种时髦，外来宗教传播蔓延的势头也比较强盛，由此引发的小到夫妻矛盾、家庭纠纷，大到社会治安、森林保护以及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等，无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人民的身心健康。先生走家串户，走访调查，并通过公安部门深入戒烟所，了解烟毒对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巨大危害。他痛心疾首，奋笔疾书调查报告，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用学术论文的形式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此项调查引起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时清除了影响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沉渣和不稳定因素。从此以后，吸食大烟、偷鸡摸狗的行为被人们唾弃而没有了市场，使当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调查过程中，先生严明的组织纪律，严谨的治学方法，务实的工作作风，淡泊名利的处事态度，使我终身受益。
从参与那次考察活动之后，我与谷先生的接触也渐渐增多了，不时地去请教一些问题。他对我在学术道路上的进步与成长非常关注，也非常关爱和高兴。他以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家的眼光，看到的不只是局部，而是整体。他认为新中国培养的少数民族自己的一代学者正在成长，民族研究事业后继有人，民族研究大有希望。
1991年以后，笔者开始兼任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党务和行政领导工作，不仅自己要不断努力，还要协同其他同志考虑全所的通盘工作。如何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为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服务，是民族研究的宗旨和关键。就以上问题，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探索，不断求证。
1997年11月12日，西北民族研究所与甘肃省民族研究所联合召开“西部开发与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先生应邀出席，并敬录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所讲的“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变化”的指示为会议赠言。由此可以看出一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家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我们则把赠言作为指导新时期民族研究工作的座右铭。
2003年，我被调整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任总编辑，谷先生敬录的“三个着眼于”仍然是《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立足西北，服务民族”的理论指导和稿件取舍的标准之一。
作者简介:杨士宏（卓逊道尔吉）藏族，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学报主编，硕导。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并留校从事藏学研究。1994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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