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良心说，我母亲的针线活，茶饭食水的手艺并不怎么出众，有点粗糙，可这也是过去困难年月中，那缺吃少穿的生活条件，影响了母亲手艺的精湛。记得那时候，一到秋天，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在煤油灯下，一边做针线，一边计划计算着每一个孩子的棉衣棉裤，棉鞋帽子。那会儿常常有布票却没有棉花票，而这些票都有了，却又没有钱……
我们每年棉衣棉裤上的外套，也就是罩衣，总是合适的时候少，长一点或短一点的时候多，棉衣下摆，棉裤裤腿儿从裤腿处露出来是司空见惯，见多不怪的现象，有很多孩子的棉衣棉裤上，并没有罩衣罩裤，就那样穿着。
在七十年代凭票证供应的时候，父母亲每年拿着发下来的一大张布票嘀咕，家里的钱能扯多少布，刚刚给老几做个衫子，又给老几缝一条裤子……商量来商量去，还剩下一些布票怎么办？唉！谁家需要了给掉罢，要不到明年失效了。
粮票、布票、棉花票，这些都是我曾经见识过的，像粮票的话，岂止是见识，我手里也用过很多，有“甘肃粮票”，也有“全国通用粮票”。在我们读中师期间，常常有回民老汉骑自行车来学校里卖酿皮子，一碗酿皮子四毛钱，也用粮票换，甘肃粮票是八斤换一碗，全国粮票是五斤。我们那时候很馋，其实肚子也常饿，就用钱买，也用粮票换来吃。相比之下，粮票的“寿命”要远远长于其他的票据，布票，还有棉花票不用好长时间了，粮票还在大量流通着。
那会儿的白糖红糖也是高级货，凭票供应，随便是吃不上的。母亲生前偶尔说起那时候的故事，唏嘘不已，满脸凄楚。她说有一次，县食品公司那里说不要票卖红糖，她当时手里有几毛钱，够买一些，想拿回家了给垫窝儿（最小的孩子）吃，她那天还抱着垫窝儿（我妹妹）排队。从中午一直排到下午，中间有不少人，从商店侧门里进入，提着糖出来走了，可她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老老实实地等着，盼着。里面的营业员是两个特别强势，伶牙俐齿的中年妇女，骂人训人像喝水一样顺溜，非常自然洒脱。
孩子常在怀里抱着不舒服，又哭又闹的，而前后的人都嫌吵，他们训斥母亲，她只能是默默不语承受着，眼看就要轮到她了，前面再有两三个人，可那个营业员却叫嚷卖完了，拿着插板要插窗户，其实那个木箱柜子里还有差不多十斤糖呢……母亲说她那天抱着孩子回家，一路上只想哭。
那时候，乡村学校的条件同样艰苦，我们正读小学，小学校里没有电，老师们就用煤油灯盏，因为煤油也是凭票供应，一个月左右了，老师就会手提煤油瓶去县城里灌煤油，有时也派五年级的某个大同学骑自行车代劳。
学校里没有火炕，只有一张木板床，也不知道当年的老师们，是如何度过冬天那寒冷的夜晚。虽然有火炉，是那种圆盘的铁皮炉子，架的是树根疙瘩，可是也不能一晚上都架着，没有那么多的柴禾。粉笔、墨水也非常少，说出来现在的人可能不大相信，老师买粉笔，每次都是两个教室买一盒，而老师的每一瓶墨水却多半让学生们汲完了。每天上课前，总有不少的学生手端着拧去笔管的钢笔芯胆，排着队去老师房间里汲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