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汉帝国的建立之荡平天下（七十三）
公元前196年2月，大约和颁布献费诏书相近的时间，汉高帝刘邦颁发了另一份诏书：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
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
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
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
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
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
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
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
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这是一份求贤诏书，也是汉帝国颁发的第一封求贤诏书。
此后汉帝国很多位皇帝都颁布过“求贤诏”。
比如说汉文帝在前元15年五月也下诏求贤，《汉书·晁错传》记载了原文。
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
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
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
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
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
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
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
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
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
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
到了汉武帝时期求贤诏一下变得非常频繁，我们简单欣赏下其中著名的元光元年求贤诏：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
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
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
圣主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
陵夷至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
……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后息与？
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
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
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
其明以谕朕。…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后面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再引用了。
三份诏书，刘邦写的显然最好理解。
我听说王里面最伟大的是周文王、诸侯里最伟大的是齐桓公。
他们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身边贤人多。
现在我大汉的贤人难道比不上周文王和齐桓公时期吗？
当然不是，只不过是朕没能及时认识众多贤才罢了。
朕现在秉承天意，扫平群雄，和所有贤良人才共有天下。
贤才们既然和朕一道夺得了天下，朕又怎么会亏待你们呢？朕愿意给你们官做。
所以朕特地下发这个诏书，让天下所有贤才都知道朕的意思。
再往下就是具体文书下达和执行细节。
汉文帝的诏书，一开始也是借用典故，但比刘邦简单说说周文王、齐桓公要复杂多了。
先是说了一大通远古圣王大禹是怎么怎么求贤任能的。
然后又说了一番先皇刘邦是怎么定鼎天下，使用贤才的。
再往后又说了一番自己如何如何才疏学浅，期待向天下贤才学习的场面话。
说了这么一大通以后才是求贤具体内容，最后还有一大段要求贤才们就指定题目才写策论的内容，限于篇幅就不引用和介绍。
前面刘邦和文帝下发的求贤诏书扁舟还敢随口翻译一下，武帝求贤诏书扁舟已经不敢随便翻译了。因为武帝下发的诏书那是真正的引经据典。
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典故，都有来源，都有着深刻的含义。
随便翻译字面意思，不能了解到其背后引用的典故与经文表达的意思，那是要被认为忒没文化的。
当然了，汉武帝洋洋洒洒一大堆，其实也就那么个意思，翻不翻译也就那样。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诏策篇中对汉代前期诏书的文风有过这样的评价：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
意思就是文帝、景帝和之前的刘邦时期，由于不用儒生，所做诏书大多内容浮泛杂乱。
直到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诏书文风才变得宏伟深奥，显得文采斐然。
从诏书的文字习惯我们其实也能看出不同帝王的不同个性。
刘邦的诏书文风粗俗质朴，想到哪就说到哪，很容易看懂，就这睥睨天下气势就可以断定基本都是本人亲笔写的。
这和我们强调的刘邦始终保持乡镇干部亲历亲为的习气有很大关系。（见链接：《霸道总裁》）
汉文帝和汉武帝的诏书一看就是秘书班子起草的，两位皇帝最多是改改文字，再提点领导意见。
尤其是武帝的诏书，只怕是大批任职中朝机构的儒生一起逐字逐句反复商讨查阅资料后拟制的。
武帝每份诏书前都有大段大段的经典引用，文字非常工整漂亮，最后才讲具体事情，而且必夹杂大把修饰。
至于写这么多具体有啥含义，你别说还真说不上来。
不同的诏书风格各有其优势弊端，也很难说具体哪种更好。
咱们回到刘邦下发的这份求贤诏。
对当时帝国各界人士来说，看到这份诏书当然无心关注文学上的问题。
大家关心的是这份诏书背后呈现出来的政治目的。
求贤诏要求各地政府举荐贤良人才来京。
但并不是说地方推荐个人，朝廷就会给他官做。
从后面文帝、武帝时期的求贤活动来看，贤良进京后皇帝都会指定议题要求其写策论。
皇帝亲自阅读各位贤良写的策论，觉得好的才会给官做。
刘邦这次求贤没有相关资料，但从常理来说想必也会有类似程序。
文帝和武帝的历次求贤活动成效都非常显著。
文帝时期晁错的答皇帝诏策非常有名，晁错也因此升官为中大夫，一举进入中枢政坛，迅速成为帝国朝廷核心要员。
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答皇帝诏策更不用说，可谓一举奠定了独尊儒术的千年国策。
可以看到，文帝、武帝时期的求贤诏实际上是皇帝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
有点类似后世的科举，只不过后世科举制度化，从县到省到京，各级考试层次分明。
汉帝国还没法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人才选拔标准，地方层面还要靠举荐，但在中央层面皇帝也经常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相比于汉文帝、汉武帝时通过求贤得以从地方选拔大量官员，刘邦这次求贤就有点尴尬了。
因为刘邦这次求贤既没有传之后世的策论文出现，也没有提拔出得以留名史册的官员。
也就是说，单纯从选拔人才角度，刘邦这次求贤似乎并没有太大效果。
原理也不复杂，大汉帝国是刘邦和众多将领一起武力打下来的江山。
刘邦时期，不仅军队、行政事务主要一把手也以军中功臣为主。
现代著名学者李开元先生曾经对汉初三公九卿等主要高级官吏做过详细的列表整理。
结果指出，汉文帝以前，帝国绝大部分部级以上干部都是由军功阶层担任。
这种背景下，即便有贤良得到皇帝认可，也大体只能暂时被安置为博士、谒者等顾问或者秘书类职位。
刘邦或许有心慢慢提拔这些人才，取代削弱军功阶层。但不久之后他就病逝，这些贤良就变成了先帝遗产。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何况帝国还经历了惠帝到高后的权力转移。
故而这群贤良失去了靠山，也就没有了上升空间，无法青史留名。
虽然这批贤良最终没能起来，但刘邦这份求贤诏意义不在于此。
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
诏书说，请御史大夫周昌将诏书下发给相国萧何，再由相国下发给诸侯王，同时御史中的执法们则将诏书下发到各郡守。
这里的御史大夫昌明显有问题，因为当时御史大夫是赵尧，周昌没在长安，可能是班固不小心抄错了。
御史大夫掌管皇帝文书，皇帝诏书通常由御史机构向外转发。
所以求贤诏书由御史大夫下发到相国，御史机构干部执法下发各郡很正常。
但由相国萧何向各诸侯王下发诏书就很不寻常。这意味着，这次求贤也要在诸侯国执行。
我们介绍过，大汉开国时，皇帝和诸侯国国王享有对等权力（见链接：《亏大了》）
从出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可以看出，大汉朝廷律令通常只在直辖领土实施。
大汉和诸侯国在人员流动上管控很严，各项人员控制律令完全比照国与国关系（见链接：《通奸案》）
可见，诸侯国享有完整的财政权力、军事权力和人事权力。
眼下虽然有好几个异姓诸侯王国被灭了，可毕竟英布的淮南国和彭越的梁国还在。
（灌婴）击破(英)布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
从这条灌婴的官方履历来看，英布的淮南国最高军事官员是上柱国与大司马，也就是说英布的淮南国实行的还是楚国官制。
彭越的梁国虽然实行大汉官制，但其独立性也毋庸置疑。
另一方面，至少到现在为止，刘邦仍然没有敢封功侯入彭越的梁国以及英布的淮南。（见链接：《无奈妥协》）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发现，刘邦的《求贤诏》被相国萧何通知各国意味着各国都需要推荐人才前往京城。也就是说，各国人才向汉帝国首都流通的渠道将被打开。
如此一来，汉帝国在人事上的中央地位将被确认，各国在人事上与汉帝国的对等地位将不复存在。
我们必须要把这道《求贤诏》与上一份征收献费的诏书结合起来看。（见链接：《献费》）
刘邦接连下发两道强势诏书，最核心目的是宣告废除诸侯国财政和人事上的独立地位！
显然，经历了陈豨叛乱，帝国虽然遭遇重大危机与损失，但也除掉了最大的敌人。
河北、山西的反汉情绪得到了集中宣泄，反汉力量也得以集中处理。
随着陈豨叛乱势力已基本失败，与最大军事威胁匈奴的和亲协议大约也已达成（见链接：《和亲》）。刘邦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扫平群雄，真正一统天下的实力。
刘邦认为，统一两步走的第一步已经可以完成，第二步也可以开启了。（见链接：《两步走》）
这两封诏书对于刘姓诸侯国来说不过是平常的政策诏书。但对于异姓诸侯王来说，不啻为一道惊雷，一份催命符。
由于二代长沙王吴臣已早早做出选择，现在一个艰难的选择摆在了梁王彭越与淮南王英布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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