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是爱情，有人说是财富，也有人说是亲情。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自身所作所为，带给他人的具有生命力的，真实的价值。 前不久，一位全职妈妈离婚，男方被判给全职妈妈15000元，作为全职妈妈牺牲自己的工作和时间，全职在家照顾家庭的劳务补偿。消息一出，民众沸腾热议。 大家都觉得全职妈妈获得的这个额外的离婚补偿是应该的。毕竟，一个女人抛弃了所有生存根基操持家庭，这种来自心理、身体、精神上的巨大付出，应该被认可，被理解，被珍惜与呵护。 并且，严格说来，区区15000元，根本弥补不了什么，也起不到什么扎实的作用。也就是民间所说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价值，对女性无形价值与付出的认可，远远大于经济补贴。 要知道，在民法典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之前，中国的全职妈妈们，不仅要忍受失去工作、毫无收入、全职带娃的人生现实，更要承受被婆家看不起、被自己老公欺辱、被左邻右舍斥为“吃闲饭”、被社会辱骂为“寄生虫”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 没有真正经历过人生这种劫难的女人，堪称幸运和幸福！ 而真正经历过，以及正在经历中的全职妈妈们，借着这一新风向，从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那些思想上、行为上、心态上对女人就该无偿带娃、就该伺候老小而不求回报、就该被贬斥为吃软饭的恶俗之人，扔掉旧思想，承认女人的全部劳动与付出。 毋庸置言，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和本次法律的宣判，以及该全职妈妈得到补偿，是女性的一次胜利，更为今后年轻女性们树立了榜样，让更多的女人有能力从法律维度上保护自己，在心理上多了一重安全保障。 从心理层面上来看，社会大众之所以关注此案件，并对此案件的判决拍手称快，主要有以下几个心理原因： 第一， 第一次公开扭转了“女性就应该无偿操持家庭抚养孩子”传统心理陋习，最大程度上普及了民法典新规，为新女性更好的自我维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 拨动了人们内心的敏感之弦，即： 即使是在最为亲密无间的婚姻关系里，男女之间也要树立起责权意识，权责利分明。 在此之前，婚姻中的男性往往不具备这方面的意识。 尤其在对女性全职带孩子这件事情上，很多男性因为自己不曾亲身经历，因此就对女性所付出的身心劳作毫无体会，更无感恩心理。还一味地认为是自己在养活对方，养活孩子，自己是这个家庭中最辛苦的，最值得被感念的人。 进而对毫无经济自主权的女人横加指责，或动不动就大加挞伐。 而女性由于失去工作、失去收入、失去时代环境浸染，又要考虑和照顾幼小的孩子，因此面对丈夫、婆家、社会非议等不公平待遇时，不得不处处忍让，委曲求全。 但是客观来讲，这样的委曲求全，根本无法换来女性的平稳、安顺，反而会让人因此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对待她们。 全职妈妈的日子过得极其尴尬、凄惨，很多人因此患上了心理抑郁症、焦虑症等疾病。 一些无法忍受此种心理折磨和现实折辱的母亲，不得以带着年幼的孩子跳楼自杀，酿成了一幕幕人间惨剧。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讲，其实都源于人们的传统心理陋习，以及婚姻中 女性权益不明朗，婚姻关系中男女权利益混淆不分 。 自己过得好不好，全靠男方的良心和自己对男方的情感。但现实无情地扇来一个又一个耳光，打得女人晕头转向，眼冒金星。 及至此时，女人才彻底明白过来：一旦从爱情过渡到现实利益为主的婚姻家庭生活，夫妻双方就会出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格局。 一旦自己不能给家庭产生价值利益，那么就会成为对方眼中的累赘，彻底丧失人格、尊严与争辩权力的勇气。 第三， 深陷弱势环境下的全职妈妈容易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心理疾病。 从心理上来说，当一个女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时，她们往往会产生弱者心态，即我们常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指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畸形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犯罪的一种心理情结。 这个畸形的情感，往往会造成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人——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 深层次而言，因为自己的生死被操控在劫持者手里，而劫持者又让他们活下来，于是他们就对此活命之恩不胜感激。从此之后，他们就开始与劫持者共命运，表现为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在婚姻中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症状的女性，尤其是全职女性，通常因为生育和抚养孩子，而失去了社会工作机会与能力，因此，在社会和家庭生活各个方面，开始极度依赖自己的丈夫，并且逐渐把丈夫的话和态度，当成了自己的生活核心准则。 久而久之，陷入到了深度自卑、弱势、衰微的心理状态中，进而使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越来越虚弱。而越是虚弱无力，就越是深陷对男方和家庭的依赖之中。 虽然自己也因此备受男方的辱没、承受着男方在人格和尊严上的侮辱，但是由于这种深度恐惧无法消除，因此，即使痛苦，她们也不得不继续以极端矛盾的心理和精神状况待在男方身边。而事情发展到极端情况后，往往就会酿成悲剧。 从上述角度来看，本次全职妈妈获得补偿，实际上是国家从法律层面为广大女性传递出积极信号。意味着女性为家庭和生育抚养所做的奉献与牺牲，从此之后得到了法律层面、社会层面上的支持与认可。 正值三胎政策来临，这一政策层面的积极信号，也将为生育年龄的女性带来利好。 参考资料：[1] Nigel Barber (2003) Divorce and Reduced Economic and Emotional Interdependence,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39:3-4, 113-124, DOI: 10.1300/J087v39n03_06 [2] Baker, L. R., McNulty, J. K., & VanderDrift, L. E. (2017). Expectations for futur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Unique sources and critical implications for commit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6, 7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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