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易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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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把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评价为明神宗人生的辉煌时期，称在此期间，他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力支持张居正以整理赋役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我倒觉得这只是历史的表象。李氏所发挥出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即使那位青史留名的张居正，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李太后“大柄悉以委居正”，他的改革不可能那么顺利进行，在改革受到保守派官员的抵触和反对时，李太后也坚决站在张居正一边，给于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张居正也正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政治上整肃吏治，信赏严罚，一统号令。经济上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增收赋税，使得万历这个时期的财政情况大有改观。隆庆的时候，国库年入大约白银200万两，到这时增加了一倍，到了400万两。在军事上，主要是平南倭，靖北虏。南倭，就是东南沿海的倭寇，张居正重用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屡创大寇，海疆平定。北虏，主要指北方蒙古势力，张居正重用辽东总兵李成梁，取得重大战绩。
有人说李氏借照顾皇帝的名义逐渐干预朝政，这种结论有些妄断。不仅没有直接的根据，而且与李氏的秉性和作为无法对证。皇帝年幼，又有总揽大权的朝臣张居正和后宫阉人冯保鼎力支持，如果李氏权利欲望膨胀，完全可以演变为明朝的慈禧太后，但是，李氏并未真正干政，即使在权利达到顶峰的时候，她依然头脑清醒，对自己的位置拿捏得体。万历六年，万历皇帝大婚后，李氏没有贪恋权位，很利索地归政于万历皇帝，返回慈宁宫。临行前谕示万历“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尔一身为天地神人之主，所系非轻。尔务要万分涵养，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任用匪人，以贻我忧……”即便如此交待，她还不放心，特意召见张居正一再嘱咐：“皇帝大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时常常守着照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学勤政，有累盛德，为此深虑。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比别不同。今特申谕交与先生，务要朝夕纳诲，以辅其德，用终先帝付托重义，庶社稷苍生，永有赖焉。”请张居正时常规劝皇帝，辅佐他成为圣明的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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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对李氏颇有微辞的唯一一处是她“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我想，翻阅历朝史卷，皇帝的太后、太妃大都好佛，企希在宗教中寻求安慰。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李氏在这方面用功过多，超乎常人。万历二年(1574年)，她筹建承恩寺、海会寺，三年修东岳庙，四年建慈寿寺，五年建万寿寺，八、九年间五台山建大宝塔寺等。还曾亲迎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到宫中供养，又广行善事，修桥补路，北方的名山古寺、佛事道场，几乎都得到她的支持与资助。李氏以太后之尊，动用宫中的“金花银”、“脂粉银”与国库的“帑银”建寺事佛，祈天赐福，以期皇朝永固。其中，耗资最巨、规模最大的就是这个慈寿寺。《日下旧闻录》上记载，当时除了由大学士张居正奉敕亲撰慈寿寺碑文外，寺院的殿堂配置相当讲究。整座寺院坐北朝南、规模宏大。自南往北依次有：山门、天王殿，天王殿左右列钟、鼓楼，内为永安塔，中为延寿殿，后有永安阁，东西配有伽蓝、祖师、大士及地藏四殿，又有画廊、百楹禅堂、方丈环绕于寺的四周。除此之外，万历皇帝又赐园三十顷以供给寺中诸多僧众的食用。
我在《北京青年报》曾经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建寺期间，宫中却出现了一件奇事。慈圣皇太后住的慈宁宫，有一日忽然有瑞莲盛开，两天后皇宫里也有瑞莲盛开。太后看到，异常惊喜，认为瑞莲盛开代表祥瑞降临。她记起曾命宦官两次捧观音像到普陀山进香，因为观音乃胎藏界的莲华部主。于是就命阁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撰写《瑞莲赋》以赞之。此后不久，太后又数次做梦，梦见一位骑着凤凰，并长有九首的菩萨，向她传授九莲经文，待太后醒来，竟能将梦中所学经文一字不差背诵出来。太后遍查藏典、寺院佛像，竟无梦中所见九首莲花菩萨，于是太后就将《九莲经》录入大藏。宫女们为讨太后欢喜，就称她为“九莲菩萨”，太后也称自己是“九莲菩萨”转生。相传万历皇帝还封其母慈圣皇太后为“九莲菩萨”。并敕令重修泰山之顶的碧霞祠、建万寿宫的同时，修建九莲殿，殿内供奉九莲菩萨。慈圣皇太后在修建的慈寿寺中，还建了一座九莲阁，阁匾为太后手书。后殿奉九莲菩萨，七宝冠帔，坐一金凤，九首。用以象征太后的前身。
“九莲”一词是佛家语，是“九品净土”的异称，“九品莲台”和简称。佛教密宗认为,九品莲台是佛祖如来所居之地,是极乐世界。历史记载，慈圣太后李氏，的确被奉为“九莲菩萨”。在万历朝修建的寺院中，有一部分就供奉着九莲菩萨。如李氏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所建的长椿寺，按《宸垣识略》记载，长椿寺大殿旁藏佛像十余轴，中二轴黄绫装裱，一绘九朵青莲花，捧一牌，题曰九莲菩萨之位，明神宗母李太后（慈圣皇太后）也。此外在紫禁城英华殿里亦有“九莲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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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李氏崇佛另有目的，因为她上边还有个当过正宫皇后的仁圣皇太后，总是压她一头，出身卑微、自幼家贫的李氏，宣称自己是九莲菩萨转世下凡，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地位。我却不这么看。把自己称之为菩萨转世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且不说李氏太后与陈皇后关系和睦，不存在争持，加之儿子已贵为皇帝，无所谓后宫与谁权利相争，只说这李氏既无篡位称帝之念，又无揽权独尊之实，我们大可不必把她的这些举动说得那么用心叵测。如此超乎常人地崇尚佛教之人，即使自以为哪位菩萨转世，犯不着费尽心机去深究动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明代，崇父母为佛，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早在明初，明太祖就规定下了僧道拜父母的法令：凡僧尼道士、女冠，均需“拜父母，祭礼祖先”。（熊鸣岐：《昭代王章》卷2《僧道拜父母》。）到明朝晚期，更是出现了父母是佛、尽孝即为礼佛的观念，将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观合而为一。还应当注意到，李太后梦中受经、被尊菩萨之前，已经出现了永乐皇帝妻子徐皇后《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保明寺归圆尼师为代表的白莲教系统的宝卷，如此，慈圣太后把自己当成或者身边宫人和臣子把她崇为菩萨，即如保明寺的创始人吕祖被认作老母及观音菩萨的化身一样，不足为怪。讨论中国文化，我们必须注意到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密切联系，否则，就很容易脱离人物的时代背景，而犯主观臆测的失误。
一些文章试图以时间发生先后来证实李氏的动机，把梦见九首菩萨、得《九莲经》确定为建寺期间的奇事，我觉得这对李氏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于君方先生在一篇文章（1995年7月出版的《中华佛学学报》第八期）里提到另外一个时间表：依明人侯继高于1589年为《补陀落伽山志》所写的序记载：慈宁宫瑞莲盛开发生于1586年7月，梦中授《九莲经》则发生于次年，即1587年，为了纪念这件大事，万历皇帝于1587年在慈寿寺为他母亲立“九莲圣母像”碑，并在石碑背面刻“瑞莲赋”。两年后，即1589年，在圣安寺又立类似的碑刻。如果按照这样的时间顺序，李氏太后建慈寿寺的目的就没有那么复杂。关于慈圣太后是“九莲菩萨”的说法，应该是早有传闻，并逐渐成为主流认识，不可能是一朝一夕间就赫然呈现于世人。否则，“九莲菩萨”之说不可能那么深入民心。
不管怎么说，也不论时间先后是什么，历史上，李氏的确留下两部经卷，一部是《佛说大慈至圣九莲菩萨化身度世尊经》，另一部是《太上老君说自在天仙九莲至圣应化度世真经》，两部经卷都是由她的儿子万历皇帝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印施。那么，九莲菩萨什么样？从旁征的一些九莲菩萨碑摹拓分析，九莲菩萨坐在楼台上，面前有一开满大莲花的池塘，左后方有白鹦鹉，二前旁则有善财的顶拜，如果不是碑上注有“九莲”,一般人肯定会把她认作是观音。
要说李氏的大不是，恐怕也只能是如此沉迷于崇信菩萨，并为此挥霍金银。《明史》也明确记载“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那么，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之后，李氏应当不会再有此烦恼了吧！其实不然，涉及万历皇帝一生命运的另一位重要女人这时候已经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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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1582年）阳历三月，在急于抱孙子的李氏授意下，万历皇帝一日迎娶九嫔。这其中有万历一生的至爱，郑氏，后来的皇贵妃。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尽管十四岁进宫，两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按《明史槁》载：“宗贵妃郑氏，大兴人，父宪成。妃狡媚多智，生皇三子，封皇贵妃，帝宠之颛房。崇祯三年七月薨，谥恭属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
郑贵妃确有倾城倾国、羞花闭月之貌。这一点在她由淑嫔晋升为德妃的册文中可以看到：“柔嘉玉质、婉嫕兰仪。九御升华，恪守衾裯之度；双环授龙，弥遵图史之规。宜陟祟班，用漳异渥。”有研究者认为：郑氏一生，她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倒是因为她聪明伶俐，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并能与万历帝进行心灵上的沟通。郑氏善解人意，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这也难怪万历帝在众多的后宫佳丽中，惟独对她宠爱有加。郑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一直都存在许多的争议。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及郑对万历的具体影响，从史书上看，对她的负面评价很多，认为她尽管知书达理，受到皇帝的专宠，但是却不能在事业上支持皇帝，导致万历皇帝整日消磨于宫闱，埋下了万历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这个评价似乎完全合乎中国历史后宫专宠导致王国灭亡的普遍规律，但是，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我们还必须看到，慈圣皇太后前期为培养万历皇帝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适得其反的最终结果。不可否认，郑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万历执政的消极因素，但是，万历毕竟是皇帝，脑袋长在自己身上，最终的恶果只能归咎于他本人，只有他才是导致万历十年之后所有问题的真正内因。
万历大婚之后，李氏“归政”，张居正病故，冯保也被万历找来十二大罪发往南京软禁于孝陵，慈圣皇太后所构筑的“宫府一致”的权力机制宣告解体，他万历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成为响当当的一代明君。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李氏一心想培养成“真龙”的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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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万历帝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他是在“三合一”式的严格管教下成长的。贤母慈圣太后、严师张居正、忠仆冯保将他包围，按照尧舜之君的标准培养小皇帝。但是，想来这万历生来就不适合当皇帝，他不具备作为皇帝所具有的胸怀，也没有阴谋家的凶狠残暴，更没有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按照黄仁宇先生的笔述，万历皇帝从万历十三年（1585）起，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前后达30余年之久。他虽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却不大想承担他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宁愿呆在宫中，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喝酒作乐，醉生梦死，用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也懒得理会宫外的文官，几乎到了天塌下来他也可以不管的地步。他几乎不见朝臣，即使像首辅之类的文官首领也很难见到他。大臣的奏章大多“留中”，不作任何处理。甚至连帝国最神圣庄严的庙祀，万历帝也不亲祭，而是派员代祭。帝国的政治中枢机构实际上处于半停顿状态。黄先生的评价应当代表了普遍的理解，万历皇帝的确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性格上懦弱、优柔寡断，并且是一个很“小心眼”的人，从他清算张居正一案看，他漠视张居正辅佐他十年所作的功绩，完全没有顾及兔死狐悲之后果，只为一己之私，报心中怨气，把事做绝了，以致后人哀叹张居正功高盖主的同时，自然会替张居正鸣此不平。李氏在张居正一案中，为何保持沉默，是因为已经“归政”？还是因为正赶上其父武清侯李伟的去世伤悼而无心置问？还是因为张居正也曾获罪于她？这些猜测，无论结论如何，事情都发生在张居正死后，张居正是不可能站出来说什么。以此心胸和水平当皇帝，又加上有郑氏这样一个让万历连江山都弃之不顾的尤物，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肯定是让李氏大失所望，伤感她这个儿子不争气。小皇帝已经长大，虽为生母，她又能如如何？只能将这种伤感和担忧报之于菩萨，希望菩萨保佑她和她的儿子、保佑大明江山别出毛病。即使如此，在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她也不得不出面干涉，以防止这个荒唐的儿子不至于走得太远。
事件源于影响大明根基的“国本之争”，当然与郑贵妃联系密切。《明史》里还明确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明光宗朱常洛是神宗（万历）的长子，他的亲生母亲王氏原是宫人，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万历皇帝临幸了一回就怀孕了，但直到王氏临产，万历皇帝都不承认。幸亏宫内皇帝起居记载得十分清楚，得以证明朱常洛系万历之子。朱常洛长大后，慈圣听说给事中姜应鳞上疏请求册立太子而被降职，询问万历，万历说：“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太后听后大怒，怒斥万历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万历看到母亲大怒十分惶恐，伏地不敢起。不久，将朱常洛终于被立为太子。而这一事件的背后，则是郑贵妃为儿子常洵能当上太子所作的不懈努力。
在常洵出生以前，大臣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早已心有所向，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常洛十九岁，万历既不为之成婚，又不立为太子。大臣们揣测，万历皇帝肯定是指望常常生病的王皇后病逝，则由郑贵妃继之，常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了。从而，形成了皇帝想把自己所爱的女人“扶正”，而大臣则为了维护大明体制，不愿留下青史骂名，而冒死反对。双方互不相让长达几十年，最终还是由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的李氏出面，“摆平”了此事。尽管郑贵妃仍然没有死心，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上演出一男子手持枣木棒闯入东华门试图加害太子的“梃击案”，但是，立太子一事，的确是在李氏的亲自干预下，万历皇帝改变了初衷。还有一种说法，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以为日后凭据。既然现在时机已到，她就不能不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二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常询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此外，还有一件李氏出面干预的事明确见于史书。当然，还与郑贵妃联系密切。按照大明朝的规定，除了皇太子之外，其他受封为王的皇子都必须离京到封地去。为了限制诸王行动，不允许离开封地，更不许擅自来京城。郑贵妃的儿子受封之后却还赖在宫中不肯离京。郑贵妃声称要为皇太后庆祝了七十大寿尽孝心之后才走。李氏训斥说：“我的二儿子潞王也能随随便便跑来祝寿吗？”祝寿一事肯定没有成行，因为，李氏并未能做寿，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这位一生富于戏剧化、留下不少传奇的皇太后，在她七十岁生日来临的一个月前逝世，合葬于昭陵。李氏去世一个月后，万历皇帝和郑氏终于抵挡不住皇太后“遗命”和大臣的舆论压力，在瑟瑟冷风中，洒泪送福王赴洛阳就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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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尽管没有把万历皇帝培养成为有道君王，万历皇帝却是一个大孝子。李氏还归慈宁宫，他下令为母亲的宫室进行修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想驾。即使万历皇帝不理朝政、稀于临朝那个时期，每当十一月李氏的生辰，他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李氏去世以后，万历皇帝极其悲痛，礼部立即郑重制定了丧仪，宣布全国居丧二十七日，臣民全部服丧，帽子上缠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披麻带孝，不许穿着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纱帽的两翅而代之以两条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鸣钟三万响，昼夜不息。三日之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夫人分批整队前去慈宁宫举行礼仪上的号哭，号哭十五次，全部人员的动作协调，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响曲。根据当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国教士记载，李氏入殓时的一切细节，都出于万历的亲手安排。之后，万历皇帝在英华殿菩提树北侧的别殿，供奉太后的肖像，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都需屏吸静气。每月的初一、十五，万历皇帝都要到这里瞻仰、追念。那种怀念慈母养育之恩、缅怀母亲恩情的情绪，的确惹人同情、感动。
李氏去世六年后的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病重不起，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安葬于定陵。万历死后，郑贵妃，万历的专宠，独居冷宫十年，与自己的爱子福王也终生未见。崇祯三年七月去世，被孤单地葬在了银泉山。
应该说，李氏和张居正等辅佐大臣，前期为培养万历皇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从今天教育学的角度看，强扭的瓜是不甜的，从天性上说，万历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料，他可能压根就只能是个不可能会有大作为的普通人，甚至只能是位公子哥或者市井混混，硬要让他学尧舜之道，实在难为他了。从李氏严格教子的史迹判断，万历皇帝也许就不是那种重压之下有长进的人，严格管教，恰恰压制了他的本身可能具有的优势，使他“叛逆”，而五岁之前那些委屈经历，又很容易使他出现“心理疾病”，甚至走向“自闭”。如此，一个个看下去，除了还能尽些孝道之外，对万历皇帝自小进行的各种王道教育最终只能是失败，当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自小被培养做好皇帝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的又一悲剧式人物。然而，他一个人的失败事小，他在位四十多年所处的时代，整个世界正走向一个新格局的关节点上，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作为中国的最高执政者，不仅没有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反而把一个王朝推向深渊，这个历史责任，他一个小小的皇帝怎么能够承担得起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命运交付到一个人手里，把期望放在硬要“制造”出来的理想人物身上，那无疑是在玩火。如果说，封建王朝虽因其机制所束难以避免，假如那时已经是民主社会，又当怎么办才能避免此类悲剧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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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连着这座寺院似乎都是以悲剧收尾。慈寿寺建成后，传说菩萨很灵验，谁若想求九莲菩萨保佑，就到慈寿寺，绕着永安万寿塔转圈祈愿，可以驱病避邪，求得所愿。因此慈寿寺一直香火旺盛，源源不断的善男信女来绕塔祈愿。到了祟祯年间，在紫禁城内居然还出现了一幕所谓“九莲菩萨显圣”的戏剧性场面。李氏虽然驾鹤西去，这所寺院作为京城独树一帜的风景，存世数百年间，不仅香火旺盛，而且引来许多文人墨客兴诗作赋，留下诸多的赞叹。临朐人冯琦题《登慈寿寺阁》：慈寿人间诵，非惟仗法筵。楼标香象伏，塔影玉龙悬。咫尺九陵树，摩挲万井烟。满衣香不散，知是近诸天。仁和人卓明卿作《慈寿寺》：梵刹凌青汉，幡幢拥碧莲。法王开宝地，慈后布金年。画壁光常寂，神灯影倒悬。臣民瞻大士，圣寿与绵延……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修葺慈寿寺和永安万寿塔，并为慈寿寺题联：“智珠朗映光明藏；意蕊常舒欢喜园。”到了清朝末期，慈寿寺逐渐衰落，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残存的建筑尽数烧毁，只留下一座佛塔和塔前的两座石碑。玲珑塔虽然经历此次大劫难，但是，它犹如一位经历血雨之后的美妇人，余韵仍然迷人。据说，玲珑塔檐角原挂有风铃3000多枚，由于风的强弱、长短、方向的变化，铃声也随之产生微妙的变化，每逢微风拂起，塔铃随风而响，抑扬顿挫，优美悦耳。之后，这些铃铛也不断丢失，塔上装饰风吹日晒，经历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也就是我眼前看到的这个模样。
当一切都已经划归过去，恩恩怨怨、富贵贫贱的也都灰飞烟灭，路人已经模糊了这一段段的故事，只觉得这座塔灵秀可爱，永安万寿塔最终连名字也一并隐去，逐渐被“玲珑塔”所取代，以至于这一地区也随之起名为玲珑巷，并随着那段绕口令，新名远播，斐然于市。
举头仰望，掩卷而思，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看到的是曾经辉煌的永安万寿塔和慈寿寺，能够还原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演绎的历史剧，耳畔回响的却依旧是：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说说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盏灯，一个磨砺一个磬，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口铜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吹是嗡嗡响、响嗡嗡、嗡嗡响那个响那个响那个响那个响嗡嗡……
也许，永安万寿塔本来就应该起名叫玲珑塔，因为，除了“永安万寿”几个字所赋予的对特定人物和特定朝代的祝福和期望之外，这座塔能够有别于京城其它塔的就是它的灵秀和精巧。“玲珑”应该才是这座塔的本色。
☆ 作者简介：易书生，闻道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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