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曹昱
频繁的秋雨，让八月的北京城已经感触到丝丝寒意。望着窗外氤氲环绕的西山，我想起了我的姑母。
生活在许昌市光明路的一些老住户，至今应该还能记得一位老人：花白的头发，满脸沧桑，却总是面带微笑，驼背着几乎已经九十度的腰，蹒跚地走着，或者蹬着一辆三轮车，奔波在樊沟村居民区、集市或村办预制板厂之间。她就是我的姑母，讳名桂枝。
我父亲的性格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就怕我姑母训她。长姐如母，我奶早就不屑与他争执，但我姑母却是逮着机会就是一顿臭训。我父亲再倔强，再膈缭，也只有听着的份儿。
父亲曾给我说，我有三个姑母，或者说是四个，因为有一个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那时候还是民国年间，贫苦老百姓生养都不易。另外的两个姑母，或者按排行称之为二姑母、三姑母，都是在解放前过年馑的时候，奔着能活下去的念头，很小就远嫁到了山西，所以，除了通过两次电话，其他的，我几乎没有多少印象。而我从记事开始，就知道距离村子不远的城市边上，住着一位姑母，逢过年或赶庙会的时候，姑母就会弯着腰，带着表哥或表姐，笑呵呵地回到村子，先是到奶奶那里，有说有笑地说上半天的话，我们几个小孩子都等得着急了的时候，她又去了大伯家，再之后，就来到我们家，屋子里坐下，一把抓住我和哥哥的手，拽到她怀里，就往我们兜里塞“压岁钱”或糖果。小孩子懂的，只是那点好处，所以，总是盼着姑母经常回村子里。一说去姑母家，更是急不可待。后来，我们家搬进了城市，距离姑母家更近，没想到，却是方便了父亲。
父亲与母亲感情不合，矛盾激化直至分开过日子，再之后，法院判决，干脆终止了婚姻，我跟着父亲，哥哥跟着母亲。一有什么事，父亲就把我领到姑母家，先是指着表哥读书学习的身影，把我好一番地教育，然后，对我姑母说：“姐，我出去几天，他就放你这儿了。”一次，两次，父亲似乎已经很习惯这么安置我，而我也很习惯姑母家的饭菜。一听到父亲要外出的消息，就开始收拾自己的物品，背着书包去姑母家。
姑母家的趣事多，日子过的肯定比父亲眼皮子底下快活。
那年，去山西二姑和小姑那里串门的奶奶病了，父亲又把我放在了姑母家，只身去山西探视。我也乐得再次来到姑母家，夜里就跟着姐夫福杰，去八里桥钓鱼捉蛤蟆，抓到大半夜，被一条青蛇吓得狼狈逃窜。回到姑母家，姑母把姐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又是安全，又是影响学习，一大堆的话。此后尽管再没这方面的玩乐，却是我许多年都津津乐道的一个经历。
姑母看我喜欢收藏古钱币，手里像捂宝贝一样攥着一块老黑玉猴，朝我一招手，神秘地拉我到她的卧室，伸手拉开老旧家具抽屉，摸出来一个布包。摊开布包，我的眼睛都看直了，那是好几块玉。姑母告诉我，这是“玉饼干”，那是“帽花”。后来有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我才知道，姑母给我看的这些应该是民间玉饰，可以缀在帽子或插在头发上，估计是“破四旧”时藏起来的老物件，让我大开眼界。
我没有见过姑父，但却信誓旦旦地告诉父亲：“我的确是在很小的时候，在姑母家的老宅子，亲眼目睹了姑父的丧事，唢呐声咽、花圈成排、白布丧服，一幕幕就像刻在脑海里一样。”弄得父亲大惑不解，连声说：“不可能，不可能，你姑父1968年去世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记得？”。我详细描述记忆里姑父家老宅子的位置，以及去世时的场景，说得真真切切，父亲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是我脑海里相邻的两段记忆出现了串行，亦或是曼德拉效应，不得而知，却成了我对姑母家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听老家的那些亲戚们说，姑母以前并不驼背，外柔内刚，非常要强，小时候吃了很多苦，深恐家族里那些爷们看不起女孩子，更害怕给要强的母亲也就是我奶奶丢脸，四五岁就跟着奶奶下地干活，不到十岁，收割麦子，不抬头甚至不吃饭，埋头苦干大半天，割的麦比家里雇的大板（方言，即长工）还要多，大板都羞愧地抬不起头。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区里组织的扫盲班，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是远近几个公社闻名的“明星”，粗通文字后，到老都在坚持学习。此外，年幼时的姑母，还要代我奶奶照看几个弟弟妹妹。特别是我四叔与她感情甚笃，乃至于三十多岁遇到大委屈，还跑到她那里哭诉。
姑母嫁到樊家，好日子没过几年，姑父去世，给姑母留下了并不厚实的家和四个孩子，三个表姐都年幼，排行最小的书印哥时年才一岁半。姑母含辛茹苦把他们拉扯成人，人也累得走了形，腰驼得根本直不起来，落下终身残疾。
艰苦的环境，磨难中成长，本就聪慧的姑母，所说所作多了许多朴素的哲理，乐善好施的她，也经常会被遇到难题的村民请去参谋意见、拿拿主意，久而久之，成了村中有名的“女诸葛亮”，做人行事，深得村子里那些长者赞许。
家族里关系复杂，但是，姑母对公婆的孝敬上始终不打折，没有半分不敬。表哥樊书印曾给我说，我姑母曾一再叮嘱他：“孝敬和辈分不可违制，长辈做得好不好，晚辈都不能计较，要有教养，要有所进步……”，这些做人的道理，影响了他和表姐们的一生。
姑母以她“人要上进而不能无所作为”的处世风格，为表姐和表哥做好人生奋进的示范。每遇磨难和极端困苦，姑母总是充满坚毅和淡定鼓励他们“没什么大不了的，有妈呢，没有过不去的事”，给他们战胜困难的底气。三个表姐先后成人出嫁，表哥也考上了大学，拮据的日子稍微宽松一点，又咬紧牙关，推倒家里的房子，盖起了二层楼，成为村中翘楚。每提于此，姑母会露出一副自豪的微笑，说：“书印姊妹几个跟着我这个残疾妈，受尽了人间疾苦。那么艰难的生活，能把他们都养活了，没有一个走掉，没有一个落下残疾，这是上天的恩赐。”
姑母牵肠挂肚的，还有我和胞兄这两个遭遇家庭破裂的侄子。我们的父母离婚之后，姑母每次见到我或哥哥，都会拉着我们的手，泪流满面，问我：“最近你去你妈那里没有？你妈日子过的咋样？你爸那'二杆’，谁劝都劝不住，骂也没有用，苦了你妈了。他俩都是知识分子，很多话，我也不好多说。有两回在菜市场见到你妈，想说说话儿，你妈却总是躲着，我心里也难受。”
父亲的事业波折，原因有多方面，主观努力不够肯定少不了。那一年，姑母又是很不客气地当着我哥的面，教训我父亲，怒其不争：“你是我兄弟哩，别人不说你，那也是懒得说你。我是你姐，咱妈不在了，我再不说你还有谁说你？你这一天天的日子是咋弄的，那街上卖老鼠药的，干几十年也扎住事儿了，你看你自己都做出了什么成绩？”这是我所听到了，姑母教训我父亲最狠的一次，乃至于许多年以后，父亲出版著作，事迹列入《许昌县志》，兴冲冲之余，因为姑母已经去世，看不到这个成绩而有些遗憾。
我在许昌出生成长，大致也就十五六年的时间，每年的冬天，手脚经常会被冻得像是胡萝卜一样，又红又肿，每次见到这样的情形，姑母就忍不住又会把我父亲斥责一顿：“你这当医生的，自己孩子冻成这样，你心里亏不亏？”然后，就去烧热水，轻轻地给我热敷，听说有一些偏方，就想办法找来干枯的茄子秧、辣椒秧，煮水泡手脚。其实，也蛮奇怪的，我的手脚在许昌那些年，无论怎么防护，冬天都会冻伤，当我参军入伍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手脚反而不冻了，但是，姑母捧住我的小手，眼含热泪的那一幕，让我至今一直铭记。
1986年10月，我接到入伍通知书，与父亲骑着自行车，在樊沟村预制板厂门口，见到姑母。听说我马上要去部队，姑母的眼光猛地一亮，着急八荒从怀里摸出用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包着的三张“大团结”（拾元），那在当年相当于一个人的月工资，足够一家三口人基本的吃喝用度，却尽数塞给了我，说是给我的路费。后来，我几次回许昌探亲，姑母看我穿着军装、上了军校、当上干部、成家立业、进京工作，脸上都会洋溢起一种喜悦和光彩。我也听说表哥已成为许昌颇有名气的律师，姑母苦尽甘来。正是在这样的欣喜中，该当享福之年的姑母，却在2004年8月的一个夜晚，因病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曾经久留我心间的那线浓浓暖意，自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再也无从替代和寻觅。
2021-8-26草、9-10修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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