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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院折页08】：（宁夏）李耀斌‖《打开生命秘境的钥匙——我的学习笔记和三首诗 》
西海固作家研修班
学员作品巡展
打开生命秘境的钥匙
——我的学习笔记和三首诗
（宁夏）李耀斌
题记：
吉狄马加：让文学和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
在开学典礼上，吉狄马加说，宁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宁夏西海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这里的作家始终秉持虔诚的文学姿态，取得了骄人的创作成果。“明确自身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认真对待每一次课程与交流，圆满完成本期培训任务，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为中华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吉狄马加这样说了，鲁院六十七年浓缩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告诉我，坚定文化自信，让文学和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
胡平：“地球像桔子一样蓝”
创作是需要逻辑的，没有逻辑，作品就会“板结”，因而，好作品的背后，应该隐含着一条“生活逻辑”，胡平说，“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的模仿”，“小说表面上是虚构，但其想象力是有限的，最精彩的部分是生活中的人文素材，有些东西是观察得来的。”
但创作也离不开感性思维，“作家第一位的不是思想深不深刻。而是感觉好不好”，像刘舰平的诗《重拾汉字》：也曾把圣经当词典，却查不到天堂的地址。胡平说：小说不要做故事，重要的是从生活表面看到了什么。
巴尔扎克说：野心想奔马一样驰骋，因而街上的路途也显得缩短了许多。
保罗·艾吕雅写道：地球蓝得像一颗橙子。
白烨：人民应成为文学艺术的“剧中人”
白烨说，像《大江东去》这样的作品在今天不多，这说明今天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太少，文艺应该是时代精神的形象化，人民应成为文学艺术的“剧中人”。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这个“食”不是简单的物质，还包括精神食粮，因而说，“文艺应该是民生问题。” 文艺的精神，应该“通过作品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是文艺作品情感的“最大公约数”。
阎晶明：“借那个壳下自己的蛋”
“老实”的写作显得庸常，叙述需要“讨巧”，需要“讨巧”的眼光和预判，如何“讨巧”？历史的真实里需加进去传奇色彩，严肃叙述要与通俗元素结合，在叙述当中自觉地加进去非小说的元素，例如传统的文化元素，地域文化元素等，在叙述当中自觉地去凸显地域或者别的文化的标识，像《故乡》的乡土情怀，贾平凹的《秦腔》，叶广芩的京味小说。其实小说就是多种元素的揉和，“魔幻”就是非庸常化的叙述。
张柠：一呼一吸，诗意与宇宙的合拍
张柠说，古典诗是中国人的精神秘密，古诗的消亡是中国人精神的巨大创伤，新诗的诞生是至今未愈合的伤疤。古诗节奏的生理学秘密即符合“地球引力——克服引力”这么一个二拍节奏，它与地球在宇宙中的宿命有关，它是中国文化“龙的文明”所特具有的根性秘密，“重复”里隐含着一种生命密码，“二拍”把原始的生命节奏重新唤醒。“身在其中的世界是有疑问的，所以我们很怀念那没有人为的世界的两端”，柏拉图说：我只用灵魂回忆那种原初的世界，张柠说，《雨巷》是对农耕文明的唐诗宋词现代诗化的翻版。
何建明：孤独是写作者必须的内在情绪
何建明提出真相对文学的意义，真相才是文学的本质，写作者因为不能发现真相，孤独才成为必须的内在情绪，“我们生活在北京，我们对北京有那么模糊”，“所谓的真实其实是极不真实的”。左拉第一次提出了“非虚构”的文学理论，左拉说，“我们对生活都离得远了”。何建明说，主观的真实是生活进入我们主观意识的部分：“当我们笔下的人物真实的时候，我们到底还真不真实？”因而，文学创作从客观真实到主观真实，再到本质真实，本质的真实才是“文学创造思想和光芒的部分”。
贺绍俊：“西海固是我仰望和尊重的地方”
贺绍俊说，文学是一种精神力量，“现代化”对文学的威胁是“粗暴地否定前现代社会的文化”，而中国的“现代化”又是被迫启动的，而文学的优势是大西北成了中国前现代的大本营，而宁夏文学又能精准地表现前现代化的精神价值。像季栋梁的《军马记》， 借军马祭奠英雄时代的逝去，通过孩子的眼光看军马的英姿，表现“孩子”的敬仰。“时间”成为石舒清小说的重要角色，“平静”成为他小说的基本主题，在今天烦躁焦虑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因而宁夏文学保存着前现代化的文化：“西海固”又是中国前现代化的现实存在，宁夏作家的眼光能够往回看，但又没有陷进去，神圣感和纯洁的心灵使得宁夏作家坚守了人类的精神价值，自然、人民、土地，这些令人敬仰的内容成了他们描写的对象，郭文斌沉静的面对纷繁人生，天高云淡式的叙述自己的精神追求，读《吉祥如意》、《点灯时分》，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小说描写的像遥远的童话世界，但活生生的存在于作者的身边，另外，了一容的晶莹透明、漠月的诗意、马金莲叙述苦难和悲情却不愤怒，读宁夏小说，首先获得的不是故事，而是精神。
施战军：“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这是穆旦《春》里面的诗句，穆旦的《春》是一首写欲望的诗，施战军引用穆旦的诗是认为文学创作者首先应该思想境界里处理好“我”和“所有”之间的关系，“我”是创作者自我，“所有”即包括“我”在内的我、他人、历史、自然等等，，这种关系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施战军说：颠沛流离使中国当代文学很丰富。“我”包含着现在的我、过去的我和将来的我，是个流动的概念，“我”饱含着一个人成长的自审。
我和他人的关系是一种最难处理的代际的关系，张承志的小说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亲情和母爱的赞美，都来自于自己的经验。《白鹿原》是寻根文学的大作品，八人看得太透，有鲁迅的一面，但鲁迅的认为没有承担，陈忠实的人物有承担。
虚荣产生自恋，虚荣是人性的顽疾，以自我为中心会产生很多问题。真正的写作者把和善装在心里，而虚荣和自恋是不容别人的。文学的本义是体贴人、救赎人，安徒生是世界文学大师，但他的生活极度艰难，并常遭受戏弄，他从欧洲回来说了一句话：“我幸福，我原谅你们。”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作家，《复活》写尽了男性问题，《安娜·卡列尼娜》写进了女性问题，这是因为作家的背后有的的支撑。
我与历史的关系如家族小说，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陈忠实的《白鹿原》。家族史就是国民史，总有一些重大的关节考察一个作家的辨识，有些东西不可以动摇，这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涵养，尤其在关乎民族气节的重大问题上，文人不能用文字做汉奸。
我和自然万物的关系：自然万物是我们的精神资源，老庄最早奠定了中国的哲学基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二元对立”是人鼓捣出来的，野生沙文主义跑的再远也没有跑出人的漩涡，伟大的人能够心游万仞。凭什么强迫别人进入自己的逻辑？自以为是使人类的幻觉对人类产生杀伤力。好的小说读者的某些预期往往会“理性的扑空”。文学是干什么的？这是作家思考的问题。
写作是自我的事，但丢开“所有”，写作便是萎缩的，甚至是猥琐的。
李一鸣：“有时候想起来，我就是那把夜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也曾在鲁院坐过，还有很多人，都在鲁院坐过，我之后，还会有人来鲁院坐一坐，鲁院，红尘中的一方净土，鲁院是滋养我们心灵的地方。但是坐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来？
李一鸣做了一个讲座，题目叫《葆有不忍人之心》，李老师建议同学们读两本书：袁枚的《随园诗话》和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渔有这么两句话：凡有传世之文者，必先有传世之心。什么是传世之心？李老师把它分为天下之心、人民之心、自然之心等几个方面。
毛泽东说：“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对于作家来说，我们不做，谁做？而我们常常把“天下”忘掉了，尤其在强调“个人”或“个性”写作的时代，创作者讲心性，讲内心，忘掉了“天下”，觉得“天下”是个很空很远的概念，事实上，传世之作，比怀天下！像左宗棠“心无旁骛，心忧天下”，吉鸿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等等，一些人把它们当知识当警句，如果当成人生体验看，就会有很多的感悟，它们便成了中国文人传统精神的养料。
诸葛亮在草庐里把天下三分，谭嗣同变法失败就以前友人劝他去日本躲一下，他说过这样的话：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当时谭嗣同三十来岁。再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一鸣老师说到这两个人时，说了这么一段话：“两颗头颅落在中国多难的土地上，种子被烈士的鲜血浇灌着，开放出自由之花！”“镜子破了，每一小片，都能反射太阳的光芒！”对于作家来说，“我”写的是“我个人”，但他的后面反射着“我们”。文字背后是艺术，艺术背后是情怀，是境界！
“人民之心”，人民不是政治概念，而是父母兄弟姐妹，老百姓……文学的本质是同情，父母兄弟姐妹老百姓等等这些人有很多要倾诉，作家就要去做弱者、受苦者的代言人，表达他们的情感、痛苦、向往和追求。
自然之心：一个作家，是否可以在花草树木身上悟道人生？李老师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茶壶和夜壶本来来自同一块泥巴，经过相同的烧制，因为不同的功用却使命运不同，夜壶放在床下，我们把最脏的东西倒进它的嘴里，白天放在见不得人的地方……“有时候想起来，我就是那把夜壶！”一个作家可也面对一直破鞋子大发感慨，曼德拉为了一条为黑人争取平等的法律走进了白人的监狱，出狱时他说：如果不能把痛苦留在身后，我的心就一直在监狱。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老吾老幼吾幼。
文学是心灵化的世界，作家要用心灵感知世界，表达世界，用哲学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社会、自然和人生，要“仰望星空，俯瞰大地”。在作家的眼里，一窝蚂蚁就是一个王国，一个人的一泡尿足以毁灭一个“王国”，“我们是不是一窝蚂蚁？”李老师说：上帝撒了一把小米，地球就是其中的一粒！意象派名画高更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提出了一个终极的哲学命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是个有病的人》写出了”我们”的 “病”。史铁生说，死亡是一个必然要降临的节日。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死亡的关怀和认识。
世界是混沌的，我们的作品应该是一个“混沌”的作品。
刘兆林：我是谁？
刘兆林在《小说创作谈》的课堂上提出了“我是谁”这样一个创作者必须拷问心灵的问题。刘老师说，作嫁最难的事，就是你知不知道你是谁，在这个世界上，你站在什么位置，大部分人都知道，大部分人有都不知道。比如我是父亲、儿子、老师等等，这些自然称呼很多，但在内心深处到底是谁，还是不知道。以那些外在的符号的身份去写作，肯定不行。在人生的坐标上，你在什么位置？和周围的人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方可以写作。这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特别简单又十分复杂，它是人生的困境。
刘老师说，这样拷问的结果会分泌出语言，所以语言应该是“内分泌”。
吴仪勤：如何认识我们的时代文学
吴老师认为，中国当代大陆文学在认识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出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的肯定，比如中国当代作家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认可。余秋雨十二年前在一次青工会上说：“中国当代文学成就超越了现代文学”，这个判断是相当惊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标志性人物刘再复高扬文学主体性、本体性和“纯文学”的旗帜，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超越了现代文学”，这种评价打开了一个禁区。但客观地说，五四文学成就是超文学的，都有超文学的价值，“文学”是一个载体。曹文轩认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个伪命题，中国文学一直就在世界文学里，“中国文学的高度就是世界文学的高度”。
第二个极端的认识是极端的否定，这种认识有时候还是主流。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顾彬的判断代表了很多人的声音。针对莫言获奖，顾彬认为如果一定要给中国人，那这个人就应该是北岛，顾彬认为“莫言的成功是翻译的成功，莫言小说艺术落后现代西方艺术一百年”，莫言的小说“以物理长度见长追求传奇，”属“通俗读物”，让莫言感到“获奖是罪过”，“心灰意冷”。
吴老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很难对话，分歧将成为常态。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没有真相，没有真理，主观性很强”，同时使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三大危机：
信任危机：应该大家都认可，比如很多重大的事件，官方的发言总被怀疑。科技危机：科技也在改变着精神生活，科技的发展给文学造成巨大的冲击，比如“机器人写作协会”的成立，“写作软件”的出现等等。全民阅读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狂热阅读造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马原、莫言等先锋作品读不懂，但却受到崇拜，而今天阅读却成了文学的“敌人”，因为“根本不需要”，即使阅读也是“电子阅读”，那种“加速性”的阅读其文学性的流失是很大的。另外，文学批评的失效、失语，没有发挥自己的最大功能，没有阐述文学的价值，也是“阅读危机”的一个因素，文学批评“代言人”意识取代了批评家“个人”意识，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感觉，而做一个时代的“道德化”判断。吴老师说：批评家首先应给是一个读者而不是法官。而实际上今天的批评家是与自我分离的。畸形的文化社会心理导致了扭曲的文学批评。
2017.7.26
三首诗
⊙触摸一扇门
谁拿着一把钥匙
从繁华里打开宁静
象形的蝴蝶翩然飞动
灵魂的迷境渐次延伸
一觉醒来
繁华恍若隔世的梦
⊙在一零九房间
一把椅子
一张桌子
一台电脑
每天晚上
我把自己放在这里
陆陆续续的
有人重温旧梦，来和我握手
说这是一间安静的房子
我们交谈
享受着难得的安静
⊙蛹生
在首都北京
朝阳区八里庄南里二十七号
院子里的灰白
婴儿的摇篮一样朴素
先生的头像雕刻在墙上
冷峻的目光含着母亲的慈祥
如歌岁月抚摸过六十七个年轮
院子里的梧桐已然参天
却高不过那栋五层大楼
那是一座山的高度
也是一个人的高度
是一个孩子一生一世仰望的高度
北京的七月
天空依旧笼罩着雾霾
汗流浃背的小汽车咬着时间的尾巴
闷热的空气裹夹着躁动的红尘
谁在这里投胎
谁在这里降生
药和呐喊
新编的故事以及远古的神话
以奶水的形式流淌
粮食的光芒照亮夜色
仍旧一日三餐
仍旧有一些东西注定不能留在身体里
临睡前来一次酣畅淋漓的沐浴
洗掉满身的汗渍干净地进入睡眠
沿着干净的睡进入一种真实的醒
享用一场圣宴
在八里庄南里二十七号的每一个夜晚
夜夜狂欢
四十八个春秋在这里淬一次火
淬掉四十八层俗世的锈迹
用十五次的日月交替完成一次粗糙的蛹生
婴儿张开眼睛回望故乡
我看见我的西海固裸露着母亲的胴体
那么多情那么迷人
我站在先生的头像前
谁的目光如剑
谁被夏天的闪电击穿
七月末的天色开始变得乌云滚动
象酝酿着一场风暴
2017、7、20于鲁院
公 告
维护原创，允许转载，
但须注明来源。
不论大漠烽烟，还是长河落日，亦或一条小溪、半弯清流，每一颗文字都是甘宁界人的精神绝响，石头在此向倾情抒写甘宁界风物、展现甘宁界人情感世界的每一位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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