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门之“和”风——
我对汤门的认识与理解是缘于对汤一介先生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之事业的追随。
先生之太祖父正谊公，一生授徒教书为业，引以自豪者是培养了三个进士，而其中之一就是汤一介先生的祖父汤霖。先生之曾祖父虽不曾为官，但曾助力胡林翼治理水患，还“好读书，尤喜《左传》，七十余背诵不遗一字”。
先生祖父汤霖，号雨三，清光绪十八年进士，好《易》、好诗文，在甘肃为官，有“汤青天”之称，为汤门立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此家训是汤雨三公前代德风之总结。
到了汤用彤（字锡予）与汤一介先生，汤门家训家风得以光显。先生父亲锡予公在解放前夕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蒋介石逃离大陆之际锡予公也在被迫去台湾的名单之列，锡予公坚决不从，留在大陆，迎接共产党之执政，共建社会主义大家庭。此“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精神可见一斑。当时由于胡适离开北大，汤用彤先生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了北大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其实就是校长），自1948年至1951年主持完成了国民党的北大向共产党的北大的过渡。1951年降至副校长（此为毛泽东亲笔任命），分管财务与基建。锡予公“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将北大后勤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
锡予公之为人，更见功夫的还不止于此。学者做学问，见面好辩论，甚至有人还认为理不辩不明，当时的北大大师们也不例外，熊十力与蒙文通等在佛学、理学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争论不休，然，独锡予先生“每沉默不发一语”（钱穆语）。众人均与锡予公相得。
若从其为人而推及锡予公的学问，会以为锡予先生做学问也是谨慎而含糊的，非也！锡予先生在写文章做学问方面从不模棱两可，只要是自己认定的真理，从不妥协。读锡予先生文章，诸如《道德为立国本议》一文中讲“中国立国，首重孝悌”，还有《理学谵言》一文中讲“夫以古之理学与今之科学比，则人咸恶理学而求科学矣，不知理学为天人之理，万事万物之理，为形而上之学，为关于心的；科学则仅为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驭身而不能驭心，驭驱形骸而不能驱精神，恶理学而乞灵科学，是弃精神而任形骸也”，这些认识，时过一百年至今，仍然是真理至言。也许正因如此，钱穆先生谈锡予先生时说：“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锡予先生在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确实做到了汤门家训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而在做人方面则“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兼容并包，温润如玉。
钱穆先生说：锡予先生为人一团和气，“斯诚柳下之流矣”。“柳下之流”是指“圣之和者”之代表人物柳下惠，这是孟子谈天下圣人时提出的，除孔子“圣之时者”无人能及，其次则有“圣之清者”之伯夷、“圣之任者”之伊尹与“圣之和者”之柳下惠。钱穆先生正是称赞锡予先生也是“圣之和者”之代表，与柳下惠相类。
这种家风一直传至汤一介先生。先生在“文革”时期虽几经磨难，但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文革”结束后，先生倡办中国文化书院，以和而不同的精神容纳了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使其各自发挥所长，为中国文化做贡献。由此可见，先生对于乃父之 “圣之和者”精神之领会、功夫之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伴随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文化西化之色彩日见浓厚，先生高举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旗，继中国文化书院后，又组织学者展开与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之对话，旨在消除亨氏冲突理论造成的不和谐影响。此辩论伴随“9?11”事件的爆发而中断。此后，先生将全部精力转向编纂《儒藏》的伟大事业之中。虽困难重重，但先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终于使《儒藏》编纂工作得以启动，并且已经在先生离世前取得了累累硕果。先生的这种忘我之工作精神正是汤氏家训的精神所在。
汤门以读书育人为业，坚守读书人的使命与志向，代代相传。自雨三公留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的四句家训起，历经汤雨三公、汤用彤、汤一介及汤双等，已有四代，形成一种家风。此家风之灵魂是什么呢？我以为可以用“和”来概括。凡是接触过汤门者都对他们有一种和谐儒雅的感觉，无论是汤一介先生，还是其子侄汤双、汤丹、汤方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看似与“和”无关，其实是要追求与实际处境之和谐。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我当以舍我其谁的大义大勇，肩负使命，与困境相和、与义相和、与我心里的价值观理想相和，不如此，则问心有愧，反而不自在。“素位而行，随适而安”仍在讲和，与职务相和，在其位谋其政，此乃与位和；与处境相和，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要坦然面对，不怨天不尤人，从当下做起，从自己做起，此乃随适而安，从脚下做起。正如《中庸》所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
先生几乎从不拒绝他人的拜访与交流。《论语?述而》有则记载：“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说孔子不拒绝所有要求进步的人，即使是诸如互乡这样难与之为善地方的童子，不问其以前之善恶，也就是不咎其既往，只要与我相见而能亲善，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善也是值得的。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以圣人之言要求自己的人，广结善缘。先生交友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朋友既杂又多。正像《荀子》讲，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意思是讲孔门弟子杂而不齐，各类人才应有尽有。这与良医门前求医治病者多是同样的道理。先生也正是因为不拒绝别人的拜访、交流，因此弟子众多、朋友众多。当然其中也不乏品德不端的人，欲通过先生的威望声誉谋取私利。对于这类人，先生一是减少往来；二是告诫身边亲近的弟子要予以提防，不能上当受骗。这正体现出先生“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处世原则。
钱穆先生称道锡予公是“圣之和者”之代表，后又进一步讲：“今再扩而论之，世界人类三大型之思想，亦尽由于民族性之相异。而民族性之相异，则根据其区域之天时地理积久酝酿而来。亦可谓欧洲型近于伊尹之任，印度型则近于伯夷之清，而中国型则近于柳下惠之和。故欧洲型——主于进，印度型——主于退，而中国型则主执两用中。即中国高僧，亦多为慈悲救世而出家，不为逃避生老病死之四大苦痛而出家。而其救苦救难，亦似偏少耶稣之十字架精神。唯谓中国人乃无视于一世之苦难，则大不然。则锡予之为人为学，与世无争，而终不失为一性情中人，亦正见其为一有意于致中和之中国学人矣。”钱穆先生此意已将汤门之“圣之和者”之家风推至国风。的确如此，汤门之“和”风属于汤氏家族，但更属于中华民族，弘扬汤门之家风，亦乃弘扬中华民族之国风。家国实乃一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正是中国人理想之所在。
作者：雷原
演播：柴巍
雷 原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西北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调查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汤用彤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中国人的管理智慧》《农村土地承包制研究》《论语：中国人的圣经》《东方管理与中国前途》《国学经典选读》等。
柴巍
天津人民广播电视台小说广播主持人，《微国学》演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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