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凡是可能出错的事必定会出错”，在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300个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3月22日上午，河南濮阳一小学发生踩踏事故，致2死20伤，吓坏了孩子，伤害了家长。从踩踏事故到“电梯吃人”，从港口爆炸到船沉江底，那么多类似的悲剧一再发生。伴随着事故新闻密集登上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也引发了公众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深层次担忧。
其实，公共安全事故最近几年开始呈现高频次、多领域发生的情况绝非偶然，这与国内高速的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
中国将西方两百多年的城市化压缩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内完成，在带来巨大的规模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规模风险，即城市功能越复杂，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就越多，系统本身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首先
城市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水、电、燃气、交通、通讯、物流等每个环节看似无关紧要，可是一旦出现问题却会引发城市整体的瘫痪；
其次
城市地区的资源有限，如粮食、能源、原材料供应以及产品销售等对外部的依赖性很强，一旦内部出现问题很难自我救助；
另外
现代城市安全的威胁已不限于传统的自然灾害，更具不确定性、偶发性的人为因素扰动，甚至是恐怖袭击，类似昆明火车站砍杀、911恐怖袭击，以及《查理周刊》等因政治、经济、文化原因导致危害公共安全事件，造成损失和危害往往更为严重。
因此，简而言之，城市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其脆弱化的过程，习惯与事故相伴是必须的，但关键在于应该如何化解种种安全危机。
不能否认，大部分的城市公共安全事故都属于“小概率”的突发事件，其常常是在人们做好了99.9%的准备情况，用0.1%的概率不断印证“墨菲定律”的残酷，即“凡是可能出错的事必定会出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安全事故是无法避免的。
相较于悲观的墨菲定律，“海恩法则”所揭示的规律或许更具积极意义：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300个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任何重大事故都是有端倪可查的，最终的悲剧经过了“萌芽－发展－爆发”的量变到质变过程。
譬如佛山爆炸的直接导火索是工人违规电焊操作，但简陋的消防措施（仅在工厂外有一个消防栓）却成为事态不断恶化的“幕后黑手”；
哈尔滨仓库“火烧连营”20多个小时难以救援，源于长期以来生产、仓储、居住三合一的混乱格局，消防通道变“堵塞胡同”，付出的是5名消防战士牺牲，14人受伤的惨痛代价；
至于在广东省惠东县发生的电影院大火（造成17人死亡，大部分为学生，最小的仅5岁），商场为了让观影者多买展销商品，故意把进出通道弄的弯弯绕绕，40辆消防车面对内部结构复杂的“迷宫”无能为力，持续13个小时大火的隐患其实早已埋下。
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各地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是由于消防通道堵塞；而近一半的拥挤踩踏事故是源于观众数量失控和组织工作疏忽，之所以“小概率”事件屡屡酿成重大事故，关键并不在于问题“发现难”、“成本高”等技术方面，而是管理者的侥幸心理与责任心不足。当他们忽略了危机萌芽之初的种种征兆，也就怪不得最终酿成大祸了。
当然，除了主观上的疏忽大意之外，安全事故频发也折射出现有管理体制机制上的积弊。
首先是规则欠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飞速发展，但在规则建设上却严重不足，由此引发的混乱绝不限于城市公共安全领域，股市踩踏、食品安全、医疗纠纷皆受其累，而由于全国没有统一的公共安全管理法，部分领域甚至无法可依，管理者在城市安全治理上自然也难有作为。
其次是协调不足
从横向来看
城市安全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复杂的行政力量配备，不仅需要公安、交通、医疗、旅游等多个部门协调，甚至还应该有社会（媒体、通讯、企业）和军方力量的参与，而目前的管理仍处于粗放型的“分散管理”阶段，不同部门处理不同类型安全事件的“九龙治水”效率低下，尚无“横到边”的联合协作机制。最后是执行不力。
从纵向来看
目前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以顶层设计为主，大多停留在笼统的概念、口号层面，相关法律法规的操作性不强、实施不到位，尤其是社区基层的力量极为薄弱，既无深入群众的公共安全反馈机制，也无针对性的危急自救技能和日常安全教育，有些部门屡屡在突发的危机事件时与民众“失联”，正反映出公共管理执行力亟待提高。
因此，偶然的背后是必然，“大概率”事件上的管理不到位，才是“小概率”事故爆发的根本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看，现代化城市正在进入“细节决定成败”的时期。城市越来越像一台的精密机器，由无数个零件组合构成，任何一个没有拧紧一个螺丝钉，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不难想象，在方方面面追求细节完美的精细化管理，未来或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必需品。
在这方面，严谨的德国人一直备受称道。源于对于细节的“完美主义”追求，德国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极为强调标准化（降低复杂度避免出错）、模块化（分解生产流程）、秩序化（明确责任承担），其具体内容已细化到每台设备、每个工具的摆放位置都必须固定，极致到生产的玻璃杯多了一个气泡都要对生产线全面检修的地步。
虽然德国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但略显刻板的管理模式亦不能生搬硬套，否则难免水土不服，这是中德两国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已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德国，企业生产和管理的主要对象其实是机器，用硬性、细化的规章制度来保持高效、避免风险是理性的选择。
而对于中国来说，面对着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如果仅仅依靠冷冰冰的制度约束、绩效考核来完成思想、行动上的统一，企业尚且很难做到，更何况是系统高度复杂城市治理。趋势上看，当精细化控制遭遇难以预料的“人”之时，突出个性诉求的软性管理将越来越重要，未来的城市安全或许比城市发展更受关注。
目前国内的城市安全管理尚处于“初级阶段”，要想避免“小概率”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爆发首先要摆脱误区，即不仅仅要看到水面上的冰山，更要学会如何探索水面下的冰山，评估和测量潜在的风险。
以纽约时代广场为例，其跨年夜的庆祝活动举世瞩目，全球各地的超过百万民众都会聚集在“世界的十字路口”等待水晶球降落倒数计时。虽然压力巨大，但时代广场110多年未发生踩踏事故，对于大型公众聚集活动的风险控制值得称道，其包含以下几大方面内容：
一是预测人数，时代广场对于大型活动会进行事前的模拟预估，一旦现场聚集的人群超过预测时就立即采取限制措施，送外卖要看送货地址，住户要求展示ID等。
二是分隔区域，把人群分成若干个区域，从晚上六点离时代广场10多条街就开始管制，每个街口分段控制人数，设置栅栏由安全人员守卫。
三是单向分流，大规模人口聚集如果加上无序运动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单向分流是超拥挤环境中的普遍规律，因此每个区域都遵循“先出再进”原则控制人流方向。
四是重点防护，凡是在易发生挤踏的高危地点，比如台阶、复杂地形、装有玻璃的建筑物等附近，都应当设立警示牌和应急通道，必要时设专人值守。另外，时代广场还对于旅客安全意识的进行教育和指导。
在如今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日渐成熟的大背景下，新技术实际上已为城市安全的事前管理的风险预测、隐患发现等提供了更多的应用空间。
政府管理者
在整合体制内外各部门的数据、信息平台的前提下，利用大数据技术形成“挖掘数据-量化分析-寻找相互关系-突发事件预测”的科学决策流程已非天方夜谭；
市场企业
来说，协助政府管理者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益信息将成为巨大的商机，例如谷歌公司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几周之前，就曾根据大量互联网信息的汇总、比对，得出了对流感来源与传播态势的判断，其商业价值难以估量；
普通百姓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基于互联网的实时互动与LBS定位技术的成熟，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公共安全危机治理的参与者，管理者发动群众对于身边的危机苗头进行举报、宣传，不仅能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安全治理的效率，还间接起到培育安全意识的作用，城市安全的“大概率”治理也将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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