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2008年开始。 在这年的全国“两会”上，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内、外资企业税率分别由原来的33%、15%统一为25%。 同年8月，《反垄断法》实施。在此后的五年内，强生、葛兰素史克、美赞臣、多美滋、恒天然等数家医疗、乳制品公司先后收到发改委开出的数亿美元的反垄断巨额罚单。 2010年12月，正式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其税收政策红利彻底终结。 十年之后，“外资撤离潮”更是甚嚣尘上。 当年那些响当当傲娇的外企不复往昔，如三星逐步转移至越南，飞利浦关闭深圳工厂，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工厂…… 统计数据也显示，2016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仅为1211.97亿元，相比2011年3269.81亿元这一数字，短短五年间便下跌了62.94%；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比也在2年内从9.41%下降至2016年的9.1%；2016年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同比增速一年内下滑6.8%至5%。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在2011年达到1100亿美元的规模之后已经到达极限，无从增长。 而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兴起了对外投资，开始全球布局。 凡事皆有因果，中国对待外资态度的嬗变有其时代背景，只不过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家竞争加剧，加速了这一进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资本和外汇双重缺口，技术和管理经验匮乏，亟需系统开放带来经济活力，对外资存在着客观需求，不惜给外企以超国民的优厚待遇，就是指望借重外企的资金、技术、管理，打破封闭系统的僵局，搞活中国的市场和经济。 却不料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一战略在成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超乎预想。 其一，转移到中国的“两高一资”产业，不仅加剧国内资源能源短缺局面，还把污染留在了中国，发达国家却由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中占据道德高地和强势话语权。 其二，外资在产业上攻城略地已危害到中国产业安全，如大豆产业被外资掌控，玉米、种子产业重蹈覆辙；汽车业让了市场却拿不回技术。 其三，内资与外资从合作步入竞争阶段，如VISA封杀中国银联，两者从师徒关系蜕变成竞争对手；而支付宝、微信支付又边缘化了银联，只好由国家出面成立网联对其“一网打尽”。 更让人愤愤不平的是，外企吃着中国的市场红利，却并不善待中国市场，在中国执行双重标准，诸如服务与产品质量对中国内外有别，产品被爆出问题在其他市场召回而对中国却“另眼相待”等，无不屡屡刺痛国人的神经。 与此同时，随着生产成本上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外企高利润时代已过。 从欧莱雅在华营收个位数增长，到东亚中国2016年净亏损4.61亿港元，再到“干一年、赔一年”的乐天超市，可窥一斑。 而中国本土企业逐步由“为他人做嫁衣”转向“自己打天下”，2016年苹果在华市场份额跌落23.2%至16.6%，而抢走市场的正是本土手机品牌，OPPO、华为、Vivo市场份额共计48%，占半壁江山，可见中国已不再是外资长驱直入、所向披靡的“新兴市场”。 除了外企“自作孽”，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近4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摆脱资本短缺制约，已从需要倚重外企发挥鲶鱼效用的阶段，走到了要扶植本国企业，提升本国企业市场影响力的时期。 毕竟外资企业并不代表中国的竞争力，更何况中国早已饱尝众多领域核心技术、话语权以及市场被外资掌控之苦。 再加上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内外扩张时，不但倍感外资企业的“压制”，且还屡遭某些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发起的“刁难”。 显然，不是中国“翻脸不认人”，而是中国与外企原来的界面已趋向“支离破碎”。 而享受惯了“超国民待遇”、吃惯了政策偏饭的部分外企显然会一时不适应，外资的忧心潜意识里其实隐藏的是对“超国民待遇”丧失的担忧。 然而，外资撤离中国并非真的就撂摊子不干了。 摩托罗拉撤离中国后又借Moto X投石问路，Google借Google Scholar希望撬开中国市场一角，不少已退外资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之所以如此，缘于精明外资看到中国将从“世界工厂”到“消费大国”转型的趋势，谁也不会舍弃中国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就连苹果也要依靠中国“果粉”出货呢。 从总体上看，中国消费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我国人均GDP8000美元，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看，正值消费加速期；消费也已经连续3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驾马车”，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3.2万亿元（增10.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6%。 具体来看，中国庞大消费潜力和消费结构升级构成我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 ① 消费潜力方面 作为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迅速崛起。《The Economist》称，中国大陆中产阶层规模在2016年已达2.25亿人，2020年预计增至4.7亿人，为消费带来一波新的人口红利。 ② 消费升级方面 消费从单一的“盯价格”扩散至追品质、玩概念、求体验。商品附加值取代“性价比”成为关注重点；品质消费替代低质消费，买不是“剁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享乐型消费逐步形成，取代温饱型消费。 对此，外企将重新谋篇布局。 一是分散经营，“一条腿在内，一条腿在外”。 研发、生产、销售等多线布局，则可避免“在一棵树上吊死”、实现自由进退，此外更享税收洼地效应。 二是升级与替换。 外资中低端产业撒手离去，但高端产业正在加速进入中国。 据商务部实际使用外资数据，2016年服务业中，信息和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分销服务、零售业分别同比增长59.8%、112.8%、66.4%、42.9%和83.1%。 制造业中，医药、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分别同比增长55.8%和95%。 伴随外企重新调整与布局，未来或将在中国重新看到不同形式的“外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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