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了这个题目，心里如波涛汹涌。说实在的，母亲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每每想起母亲，眼泪就忍不住地流淌下来。母亲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是胃癌夺去了她59岁的生命。母亲患病期间，有时候彻夜难眠，用枕头顶在胃部，疼得蜷缩在炕上，无助的她为了不干扰到我们睡觉，使劲地用嘴叼着被角，忍不住时就发出一声呻吟。瘦弱的她就像是一个小刺猬，生怕受伤，无奈却遍体鳞伤。母亲的病没有确诊时，近一年的时间，她的夜晚都是这样度过的。后来，父亲把母亲送到了老家张家川，医生通过仪器查到了母亲的胃背后有个瘤子，也不能确定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做手术，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在切除了肿瘤后会好起来，如果是恶性的，那么手术做了后，只会加速癌细胞的扩散。母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她曾经说不管怎样，她都不会带着刀口离开人世。她最怕做手术。然而，也许是对生的渴望，也许是觉得她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母亲竟然平静的接受了医生手术的建议，想去争取那百分之五十的生的希望。做手术的时候我不在身边，那时我刚刚上师范，我收到家中来信的时候，母亲已经做了手术，等我从固原倒了好几次班车来到甘肃张家川县城，见到母亲的时候，母亲显得特别兴奋，她让我大哥把从她胃中切取的东西拿给我看，并安慰正在流泪的我说医生已经治好了她的病，休息一两个月就好了。我当时信以为真，在陪了母亲两三天后在母亲的劝说下回到了固原师范，继续了我的学业。虽然我也惦念着母亲，但总觉得母亲会好起来，所以就再也没有回老家探望，那是一九九零年的三月份。等我放假回到家已经是七月了，想着能看到母亲健康起来的样子时，心里特别兴奋。没想到一踏进家门，看到的是炕上放着一个单人沙发，母亲坐在炕上的单人沙发上，已经瘦得没有了人形，更加急遽的疼痛使她无法躺下来，她整日整夜的坐在沙发上，每天靠大哥打止疼药减轻疼痛。母亲如一片黄叶，在枝头挣扎，稍有一阵风，随时都会从枝头落下，回归到泥土之中。这是我的母亲吗？是我那个养育了一大家子儿女，撑起了一个大家族的母亲吗？曾经宽阔的肩膀，挺起的脊梁呢？我的坚强的母亲，在洒干她的汗水，流干她的泪水之后，终于要永久的休息了吗？母亲算是童养媳吧，母亲在十三岁那年被外公带到了山河镇，就是爷爷家，那时爷爷家生活比较好，爷爷是当地著名的“大善人”，山河镇是南北交通要道，不时会有逃荒要饭的路过，爷爷吩咐家里人无论怎样都要接济过往的穷人，外公家在宁夏西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家里人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没有烧的柴，没有盖的被子。外公从家里跑出来，靠贩皮子挣两个钱，多次经过山河镇后，被爷爷的乐善好施所打动，他们在一次闲谈中知道了父亲和母亲只是相差一岁，外公为了让母亲吃饱饭，就把当时只有13岁的母亲带到了爷爷家，只有12岁的父亲当时正在上学，年幼的他每天晚上还要和爷爷奶奶睡一个炕，每天晚上睡着后，才被奶奶偷偷抱到母亲的炕上。母亲22岁生的大哥。在爷爷家，其实开始母亲是没有地位的，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做着一家人的饭，还要挑水，劈柴，每年到了交公粮的时候，母亲和奶奶她们又没日没夜的用簸箕筛子把粮食收拾干净，一袋一袋的装好，等待上交。父亲个子很高，人长得十分帅气，18岁参加工作，上学期间是学生会主席，年轻的他不乏追求者，对于一身土气的母亲自然是看不上眼，父亲一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回家，母亲都把父亲奉为上宾，极尽自己的本事取悦父亲的味觉。一个冬天的晚上，父亲已经睡着了，母亲看到父亲的袜子上有个破洞，就在昏暗的油灯下，用满是裂口的手细心地为父亲缝好了袜子。父亲一觉醒来正好看见了母亲的手，裂开的口子上还向外渗着血，母亲细心地缝补着袜子上的破洞，有时候针碰到了伤口，母亲口中轻轻地吸一口气。父亲心中第一次涌上了一丝感动。1952年，我慈爱善良的奶奶去世了，那个时候，我的五叔只有三岁，三叔和四叔年龄都不大，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母亲毅然用她的坚强，温柔，善良撑起了这个家，几个叔叔年幼，有时候难免淘气打架，有一次弟兄三个正在打架，母亲过去劝架，正在气头上的三叔从厨房里拿出一把菜刀向母亲扔过去，母亲一躲，菜刀扎到了厨房的木门上。母亲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坚持给他们讲道理，让他们尊敬兄长，爱护弟弟。后来几个叔叔都上了学，得到了好的学校教育，三叔后来当了隆德县杨河中学（一个回族聚居区）的校长，当时的学校几经倒闭，家里穷，很多家长都不愿让孩子上学，男娃放羊耕地，女娃做饭学针线。三叔亲自上门动员，硬是把适龄儿童都动员回来，让很多的孩子依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四叔命短，三十出头死于非命，五叔做了好多年的乡级领导，为家乡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做了很多贡献。在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三叔五叔想尽办法照顾母亲，在他们的心中，认定这个嫂子就是跟自己母亲一样的人。那个年代，点灯多用清油，一个碗型的灯具，装上清油，放一根棉花做的灯芯，很暗的灯，并且要时时用针拨去灯花，才能看清字迹或灯下的针线活。母亲在这样的油灯下为老人孩子做衣服，做鞋。当时穿衣是很困难的，能买到老粗白布就是幸运，母亲有时候就用锭兰或墨水把白布染一下，有时候用锅墨染成黑色，多少个夜晚，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把染过的布缝成夹衣，冬天装上棉花过冬，夏天再抽去棉花过夏。母亲的脚是缠过的，一双小脚不知在磨房里推多少圈才推出一家人吃的面，还要挑水砍柴做饭，当时的辛苦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奶奶去世后，家里的情况一年不如一年。爷爷去世于1958年，当时爷爷和父母已经张罗着为三叔四叔娶了媳妇,正是大跃进吃食堂的时候，孩子都饿得皮包骨头，家里仅有的一个抬沫胡（以前对食堂里烧的汤的称谓）的小罐子被两个哥哥抬汤时打碎了，汤洒了，一家人那顿就饿着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有好几天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两个哥哥饿的趴在炕上，本该活蹦乱跳的他们饿的头都抬不起来了，母亲于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第一次为了孩子偷偷跑出去背了生产队的两捆麦子回家，母亲把麦子藏到炕眼里，第二天一大早生产队就有人发现少了麦子，于是挨家挨户搜查，母亲在家里吓得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出，那几个搜查的人来到我家门外时，其中一个说，这家女人平时胆小的，两个孩子年龄小，谁是偷的人呢？然后就走了，没有进家搜查。于是母亲在剩下的日子里，用手挼出麦粒，总算救了孩子的命。这些都是我断断续续听母亲和哥哥他们回忆的。说后来文化大革命，父亲成天遭批斗，母亲那个时候不懂，听人说父亲要被人要命了，于是就连夜变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铜香炉，买了几个苹果，带着年幼的二哥去探望父亲，父亲回忆说当时二哥稚嫩的小手从门缝里给他给苹果的样子他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父亲没有说到母亲，我想他一定是想到母亲的小脚是如何背着孩子艰难的走了几十里的山里赶来的，母亲告诉父亲要保重，不要惦念家里，其实我想母亲当时一定是绝望的，无助的。父亲又一次被母亲所感动，父亲现在已经87岁的高龄了，在回忆中他多次动情地说是母亲的关心照顾支持，患难与共，才使他能够健康地活到今天。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我的家又辗转搬到张家川一个叫毛山的偏僻的山村里，全村几十户人守着一眼泉水，凌晨三点就得起床挑水，去得稍微迟一点水被别人担走了，全家人就一天没有水喝，那泉水的泛眼（源头）很小，一泉水养活不了一村人。母亲就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在毛山生下了我和三哥，我是七四年出生的，当时父亲已经被平反，被任命为隆德县张程乡的乡党委书记，父亲住在张程公社，母亲独自在张家川养育着六个儿女。不知别的几个哥哥姐姐是怎么来到张程的，我只记得那时候我跟着母亲，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影响最深的是我们碰到了一个老夫人，下巴下面长着一颗美人痣，她告诉母亲：“毛主席老人家他已经不在了。”我记得母亲当时就哭了，哭得非常伤心。现在算来，毛主席去世是在1976年9月，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两岁多，按理说是不记得很多事，但那位老夫人的话和母亲的表情至今还记忆犹新，母亲虽然没上过学，但在山河镇时，她曾上过夜校，背过毛主席语录，认得许多汉字，母亲那代人对于毛主席的感情，要高于对自己父母的感情，母亲一路十分悲伤，多次流泪。我们搬到张程后，父亲已经找人用胡基（过去用土铸成的用于砌墙的东西）盖起来一间上房，并套着一个套间，还有一间厨房，当时三父也刚刚平反，没有一个像样的家，父亲就让三父一家住在我们家的厨房里，厨房的炕也很大，当时一家大人孩子都睡在一个炕上，两家人一起吃饭，直到父亲帮三父一家在同村找了一块地为三父家又修了一道院。父亲是个知识分子，重视教育，他不仅供我们姊妹上学，还把四叔的两个儿子，姑姑的女儿，都接到张程来念书，当时张程的教学质量很高，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中专人才，也吸引了不少县内县外的学子前来求学，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抓学校的质量，办医院，修路，我们姊妹外加堂哥表姐都去上学，家里的大多数的家务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常常是天不亮就起床，到深沟里去挑水，一双小脚，一米五的个子，两个大桶，记忆中，等我醒来时，母亲已经担满了一缸水，然后急着生火，为我们准备上学吃的馍馍。记忆中，白面总是那么缺，母亲常做的是玉米面莜豆面干炕子，有一点白面馍馍，她都省下来给几个亲戚家的孩子吃。大姐也是我们家的牺牲者，早在张家川的时候，母亲得了一场重病，几近瘫痪，就把当时正上一年级的大姐硬从学堂里拉出来，带弟弟妹妹，帮助母亲撑起了这个家。在张程时，在我们姊妹眼里，父母是偏心着亲戚家的孩子的，有一次，父亲买了一双女娃穿的凉鞋，送给了我的表姐，正是爱美的年龄，当时十几岁的大姐生气极了，因为父亲从来就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东西，不敢跟父亲说，于是就想法找表姐“报仇”，给她使绊子，用小土疙瘩偷偷地打表姐。母亲看出了大姐的心思，就教大姐绣花，做鞋，家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时候，父亲买了个缝纫机，母亲自己学会了做衣服，并教大姐缝纫，大姐结婚后，近二十多年一直靠给人缝衣服挣两个零花钱，也算有了谋生的手段。二姐回忆说，她在张程中学念初中的时候，四叔的大儿子已经做了民办教师，母亲惦记着他，一大早烙好了白面饼子，就让二姐带给堂哥，二姐自己装的是粗粮馍，母亲还嘱咐二姐不要吃白面馍，说堂哥是老师，吃杂粮馍人笑话呢。二姐心里带着气，来到堂哥门前也不喊老师也不喊哥哥，直呼堂哥的小名。于是全校的老师都知道了堂哥的小名，堂哥为此还找母亲告过状。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很多东西，一看就会，我记得她曾经给我做过一件军绿色的衣服，在领子上还用红布做了两道杠，穿上十分精神。有一年过“六一”，要跳舞，学校要求每个女生穿裙子，母亲没有见过裙子，就自己摸索着为我做了一件自己心目中的粉色的裙子，当时穿到学校，有两位女老师看着我的裙子指指点点，我当时是很自卑的，不知她们议论什么，只觉得她们嫌我的裙子不好看，回家就任性地在裙子上剪了个小口子，母亲发现后，没有骂我，又把裙子改成了一个小马甲。母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想法让孩子们吃好一点，学好一点。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忍自忍，饶自饶。忍字要比饶子高”。母亲遇事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让别人对我们家的大人孩子说三道四。父亲在张程担任党委书记期间，看见张程的水坝常年泛滥，经常发大水，坝这边的人要到坝那边去十分困难，更不用说运送东西了。父亲决定带领全公社的人打坝修路。家里其他的孩子上学的上学，我和三哥年龄尚幼，于是我们家跟着父亲打坝的任务就落到了大姐头上，母亲告诉大姐一定要好好干，不要给父亲丢脸，父亲每天和社员们一起推土拉土，他给社员们定了任务，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到场，带头完成自己的任务，姐姐也不甘示弱，当时我记得父亲还订了规矩，超额完成任务的还有油饼吃，油饼当时是奢侈品，记得有次母亲让我给父亲和姐姐送饭，我送完饭，提着那个洋瓷罐子从水坝上走回家，脚一滑，手一松，就把罐子掉到了坝里，我提心吊胆的回到家，跟母亲说了丢掉罐子的事，母亲气得就要打我，我赶紧把姐姐挣的两个油香递给母亲，母亲举起的手放下来了，叹口气说：“那个罐子是你爷爷留下的唯一念想了，我去找找！油香你吃吧！”我看着诱人的油香，实在等不到母亲回来，就把两个油香都吃了，年幼的我被饥饿和馋虫所包围，现在想起来，那是多美味的东西呀！姐姐舍不得吃，留给了母亲，而母亲又把美味的东西留给我。母亲在我丢了罐子的地方找了一大圈，没有捞到罐子，当时人们打坝，土把水都弄浑了，母亲回来看着我，叹气说：“唉！一个罐子，丢了就丢了吧，路那么难走，只要我娃好着就行！”后来姐姐他们在水稍微清澈一些的时候，捞到了罐子，母亲于是把这个爷爷唯一的念想收藏下来，再也不让我们用了。后来本来家里的孩子都长大了，家里的条件也稍稍好一点了，在张家川的大嫂超生了一个女儿，由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特别紧，大哥又是国家干部，自己不敢抚养，在孩子六个月大的时候交给了在张程的母亲，于是母亲又开始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自己的孙子，记得当时洗衣粉很缺，孩子拉稀了，母亲就用土疙瘩擦一下，然后拿到涝坝里洗，母亲是个干净的人，也常做礼拜，自从有了这个小孩子，她炕上什么也不敢铺，就在光席上睡。大哥的女儿刚刚会走路会说话了，大姐又怀上了三胎，姐夫说什么也不想留下这个孩子，大姐去医院准备打掉孩子，医生仔细给姐姐做了检查，说月份大了，况且姐姐的身体不好，打掉孩子对大人也不好，母亲说：“留下吧，我给你们养着”。姐姐大概在孩子八个月大的时候就来到了娘家，边帮母亲干活边准备生产，孩子是母亲接生的，孩子刚刚四十天，姐夫就接走了姐姐，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留在了母亲身边，那个时候哪里有奶粉呀，母亲就炒些熟面，一点一点地喂给孩子，由于孩子只有40天，吃面糊糊消化不了，孩子的眼角满是眼角屎，成天哇哇大哭。母亲愁的不行，到处打问看谁家的羊产了羊羔，挤点羊奶，喂给孩子，就这样，母亲把两个超生的孩子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拉扯到会走路，能上学了，我的这个侄女后来上了中国传媒的研究生，现在在宁夏附属医院院长办公室工作，这个外甥考上了公务员，现在在吴忠市组织部工作，曾受中组部的表彰，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母亲用她瘦弱的肩膀，挺起的脊梁，抚养了三代人，并使他们走上正道。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不仅对家庭负责，抚养了三代人，对邻里朋友也总是以诚相待，尽其所能去帮助，关心他们。母亲继承了爷爷的品格，乐善好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家里常常人多，有时候也会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是只要有点稀罕的东西，母亲总是小心地分给邻居，让他们也尝尝鲜，我小的时候，家里凭父亲的粮票才能打到一点点白米，母亲在夏天收麦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拿出大米烧点米汤在大中午正热的时候解渴。但是听到村里有那个老人或孩子病了，母亲就从袋子里不多的米里挖出一碗，去看望老人孩子。第一次吃香蕉桔子母亲不知道剥皮，后来如果父亲或二哥偶然买了这些东西，母亲给孩子们分一点，然后就拿给村里的老人吃。有一次母亲刚刚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出去担水时看见有个上庄的放羊的孩子赤着脚，脚上裂着口子，母亲当时回来就把我那双新鞋送给了那个孩子，记得当时不懂事的我还大声嚎哭，询问母亲为何不把旧鞋送出去。现在想来，善良的母亲应该是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母亲常说我们是离乡人，要和邻里搞好关系，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父亲后来调离了张程乡去新的单位任职，临走时，十里八村几乎家家都请父亲去做客，还吩咐一定要带上母亲同来。父亲自有父亲的威望，因为他在张程期间，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大事实事，很多穷苦百姓吃不饱饭的，父亲帮他们吃上救助粮。但老百姓也赞念母亲的乐于助人，贤德淑慧！母亲病了，她的病应该是老早就得了，由于操劳过度，由于长期吃腌菜，浆水，母亲曾说她生完孩子几乎都没有个烧炕的柴，饿得心烧的不行，就吃一大碗酸菜充饥。小时候碳也是很缺的，我记得冬天母亲在古窑里洗完澡，出来梳头，头发上很快就结了冰，梳都梳不开。父亲调到县城后，我们姊妹都跟着来到县城求学，在县城冬天还有个炉子，但是张程路远，那个时候拉点碳好像比登天还难，母亲长期守在老家，其实是抑郁的，无助的，虽然父亲是干部，但是父亲是公家人，家里的事情其实顾得很少，家里的庄稼，孩子的抚养，许多琐事都要母亲操心。别人农民家的妻子无论怎样晚上还有个说贴心话的人。母亲没有，母亲虽然坚强，但终究不是金刚。母亲病了，进入到了生命的倒计时，做完手术后，医生断言母亲最多能活三个月，但是母亲闭不上眼睛，因为她的小儿子我的三哥在广州上学，她要等他放假，别人都说让孩子请个假回来见你一面吧！母亲说不了，不要耽误孩子！后来母亲每天就喝半碗汤，疼得受不了了大哥就给打止疼针，母亲在炕上的沙发上坐了三个多月，无法入睡，大姐每天晚上陪在母亲的身边，母亲一辈子都没有穿过一件有颜色的衣服，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穿着一件蓝色的大襟衣服，脚上的鞋也常有破洞。大姐陪母亲期间，给母亲织了一件毛衣，母亲爱得不行，在身上比划了一下，说：“唉！怕是没机会穿了！”三哥终于回来了，母亲很高兴，后来二哥二嫂都扔下了家里的活，也来到了母亲身边，有人提议照几张相作为留念，母亲以前是反对照相的，她说人不在了就要把相收起来，再不能让活着的人看见。但是这次，虽然灯尽油枯，母亲却又一次没有拒绝，炕上的沙发被抬到了院里，家里其他人表情都很悲痛，没有丝毫的笑意，但是母亲却始终微笑着，把她最后的最好看的容颜留给了我们。母亲比医生预期的多活了近两个月，在农历的六月二十也就是阳历的八月十日赫然长辞。她去世在假期，见到了她的儿女，也没有耽误孩子的学习和工作，一如她活着时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一样。母亲去世那天是个礼拜五，伊斯兰教说人如果前世集修的好，真主就会在星期五收了他！母亲安葬在了张家川的老坟里，她不愿在张程睡土，因为张程当时还没有一个家族成员在张程入葬，母亲说她害怕！是的，母亲想在去世后得到阳世没有的安全感。母亲去世前，就嘱咐父亲她去世后一定把四母接过来给他做饭，四母守寡十五年，母亲把她当姊妹一样照顾，待她的孩子比自己的还亲，现在又给她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希望她有一个好的晚年生活。母亲走了，耗尽了最后一滴血，挺起的脊梁化作了无数人上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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