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封信看周作人的私德
做文人，周作人真做到了很高的境界。他思想之深刻，文字之老道，涉列之广泛，在中国现代文坛绝对是凤毛麟角。将一些同时代的文人放在他面前，即相形见绌，或浅薄，或轻浮，或猥琐，或偏狭，或做作，真不堪比。然而，周作人的精神层面和现实状态却常常是隔离的，可谓天壤之别，中间全没有衔接的过渡。他精神的高度和宽度，令人仰慕，现实中的行为有时却让人实在无法恭维。读其1961年11月28日，回复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一封信，即可窥其私德一斑。
鲍耀明读过许广平的文章后，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近读某女士著《鲁迅回忆录》，语气近乎泼妇骂街，妇人之见，殊不值一哂也。”周作人于是复信道。
耀明先生：
日前匆匆寄信，关于某女士回忆录之事忘记答复，兹特补述之。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说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此系家庭私事，因便中一并说及耳。匆匆不尽，即请
近安
作人 顿首 十一月二十八日
此系启事便章，其中有作人二字，虽属颠倒，通事者启事之谓，周字《说文》训从用口二字合成，义取周密，即慎言之意，故以“哑”表之。
再启，此种议论无辩解之价值，故一向不加注意，将来在《谈往》中亦将略去不提，拼出自己挨骂，不愿与魑魅争光，乐得省些笔墨，且此等家庭内幕发表出来，为辩解之资料，亦似乎有伤大雅也。
哑人又白 廿八日
此信可见周作人文字的功力实在老道，娓娓的，平和的，让人觉得可信。实则不但推卸责任，避重就轻，还故意歪曲事实，即无度量也无气量。即认为鲍耀明“能洞见此中症结”，你又何必与她一般见识；即要“拼出自己挨骂，不愿与魑魅争光。”又何必出以上之言，而且，连别人未必知道的弟弟的事也抖擞出来。其实，周作人很清楚，许广平对他并非“不曾有过意见”，愤怒的原因也并非仅仅缘自他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对许广平“常有不敬之词”。他附逆为汉奸，不说国家大义，对鲁迅的名誉也实在是一种污辱，凭此许广平就会对他充满轻蔑。何况家庭内部也存在了许多矛盾，抗战爆发时，面对文化界纷纷希望周作人南下的劝说，他口口声声是家有老母寡嫂需要照顾，只好苦住北京。结果是老母寡嫂的生活费用，仍由在上海独自带着周海婴的许广平负担。为此，不但使许广平生活更加艰难，还造成过婆媳间不愉快的误会。直至抗战爆发后，南北禁邮，周作人才不得已担起支付母亲生活费的责任。然而，他绝口不提，八道湾周宅的房产是三个兄弟各占一份的，而鲁母“生养死葬之费亦在其中”。如此，鲁老太太及儿媳的生活费，其实并非出自周作人的囊中。而自从鲁迅和母亲被逐出八道湾后，空闲的房屋一直由周作人出租，租金则全部入了他的账。这一切许广平直到解放初才从朋友那里知道，被欺骗的感觉，想来，任谁也不会觉得熨帖。不但如此1944年周作人还借朱安生活窘迫之机，企图出售鲁迅的藏书，并借机将藏书中一些珍贵的书籍归为已有。幸亏有朋友告知了在上海的许广平，才及时阻止。对此当时的《海报》记者就曾感叹：“岂以岂明老人今日之地位，竟不能庇一‘寡嫂’而必欲出售鲁迅翁遗泽始足为生耶？此则未免令人百思而不解者矣。”当时，周作人已任伪职，月薪不菲。除此这外，周作人还在长时间里不时对鲁迅有讽刺诋毁的文字。许广平对他何需迁怒，怕早是满腔怒火了。
在信中，周作人还提到信子的妹妹、周建人的前妻芳子，说是“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此言之毒，用意在表明，鲁迅和周建人都是见异思迁的轻薄之徒，抛弃了结发之妻，另寻新欢，而且还以其为“帝国主义分子”为借口。事实是，当初，周建人因无学历在北京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无固定收入且很低时，被信子姐妹歧视，无奈之中南下上海。以后又多次希望芳子携儿女南下与之团聚。芳子却因信子的阻挠和自己贪图八道湾的舒适生活，屡屡拒绝周建人的请求。对此，鲁老太太曾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女人出嫁，理应和丈夫一起过日子，那有像三太太（芳子）那样，不跟丈夫却跟姐姐住一起的道理？”周作人却对此不闻不问，听之任之。
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中仅《所谓兄弟》一文专门谈及鲁迅和周作人，自然也涉及到信子，其中的语言固然颇多激烈，但周作人对于其中的事实却不曾置一喙，是觉得不值一驳吗？他在信后附加的第二段中说的那些话，也总让人觉得他的“不辩”理论，颇具诡辩之意。其实，即使他千般理由，事实是钉在那里的。
从信中附加的第一段看，周作人在信纸上印了一枚“哑人作通事”的闲章，自解为告诫自己慎言。但读全信，则可体味出这枚闲章另有深意。当时，背了汉奸之名的周作人自然无法开口为自己辩解的，于是他被迫做了哑人。其实，他又如何甘心做哑人呢，这封信就可以算是他做为哑人的启事了。信未又落“哑人又白”，在他与鲍耀明四年的通信中，落款一律是“作人”唯此独一，再显不辩之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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