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葛帮宁
▶︎编者按
都知道周恩来总理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外交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你知道他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的贡献吗？
在做口述历史过程中，我们挖掘出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往事。
我们认为，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缔造者之一。
在一汽选址时，他口头指示”可将TA3（嘎斯）装配厂设于北京，3HC（吉斯）制造厂设于东北长春附近”。
在设计两排座红旗CA72时，他送给一汽一辆雷诺Daphine作为参考样车。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坚持用红旗防弹车接送。
他为二汽（现在的东风公司）做出的重要贡献主要有：
其一，他批示由饶斌筹备二汽，批准二汽“五人领导小组”筹备组名单。
其二，他下命令二汽厂址“不准再争论，就在湖北十堰”，二汽厂址这才一锤定音。
今天（2018年3月5日），值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他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的贡献，以此缅怀，以此纪念。
▶︎ 马富文
中国一汽原高级专家马富文在其主编的《一汽历史拾遗与考证》一书中记录：
1950年7月，重工业部派出工作组赴北京、石家庄、太原、太谷、西安、宝鸡、湘潭、株洲等地区进行选择厂址。
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访苏回来时提出“在哈尔滨和沈阳之间，就建在长春吧”的要求，1951年1月3日口头指示“可将TA3（嘎斯）装配厂设于北京，3HC（吉斯）制造厂设于东北长春附近”。
1951年1月26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财经密字37号文指示：汽车制造厂厂址决定在四平与长春之间选择。
1962年6月16日下午3时半，周恩来总理视察一汽，坐上杨春余驾驶的解放车。下车后，总理高兴地说：“我坐上了一汽人制造的解放牌汽车了！”
参观结束后，他说：汽车厂除生产汽车外，同时还有两个任务，一个叫支援农业，一个叫支援国防，此外还担负着外援任务。
▶︎ 华福林
第一辆红旗轿车底盘设计者。
出生于1933年，1955年7月毕业于山东工学院自动车系汽车专业。同年进入一汽变速箱车间，负责机床维修。一年后调回设计处，之后致力于红旗轿车底盘设计。后曾担任一汽汽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为一汽效力39年后，华福林任职吉利汽车宁波工厂总工程师兼技术部部长，为汽车业发挥余热。
2011年11月，华福林在上海去世，享年78岁。
以下是2009年8月，他在杭州接受采访时的讲述：
红旗轿车不仅是一辆汽车，它是中国汽车工人的骄傲，而且在各项国家政治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外政要来华访问时，都把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和坐红旗车当作三个最高礼遇标准。
这是从尼克松访华开始的。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要访华。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黑格作为先遣部队来检查安全。当检查到乘用车安排时，黑格想从美国空运一辆防弹车过来，周总理说：不用，我们有自己的防弹车。
黑格不相信，认为我们的防弹车防护性不行。但是，经过全面检查，他最后说：OK，就用中国的防弹车。那时，美国总统出访哪会坐别国的车啊？这说明我们的车质量过关。
尼克松坐了防弹车后，报纸上的报道对象不是他乘坐的空军一号，而是红旗防弹车。从那以后，各国元首前来访华都以坐红旗防弹车为荣。
为迎接尼克松总统访问上海，我们从北京空运了一辆红旗防弹车到上海。还派了两个人跟着维修，一个是造自动变速箱的余兆峰，另一个就是我。
车子是空运的，我们则带着配件坐火车过去，住在锦元饭店。每次用车，我们都提心吊胆，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好。直到听说任务完成了，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但每次中央首长或者国家元首来访问，他们坐红旗防弹车时，我们还是紧张，惟恐出一点事。
红旗防弹车代号是CA772B，CA是一汽代号，772是防弹三排座。直到现在，还有4辆车留在中南海。
▶︎ 李子政
1921年11月25日，李子政出生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县。1966年初，他随二汽筹备处南迁到湖北十堰，开始创建二汽的艰苦历程。
至1986年离休前，他历任二汽副厂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并参与济南重型汽车集团公司的前期建设。离休后，他曾任东风公司咨询委员会主任。
2013年11月24日9时50分，李子政因病在武汉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以下是2009年10月，我在武汉采访时他的讲述：
1965年二汽“五人领导小组”筹备组成立，我是其中之一。
我去筹建二汽有个过程。以前我跟饶斌不熟，他从一汽调到北京当副部长，再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有段时间他在南京当副厂长。
饶斌跟贺龙和林枫打过交道。在南京时，他给他们写信。贺龙和林枫找到总理说，现在建设汽车厂，一机部缺人，还是让饶斌来干吧，他建了一汽，现在正好去建二汽。段部长也同意。这样，饶斌才从南京调到二汽筹备组。
饶斌来找我，说要筹备二汽了，咱们再去弄二汽吧。他还找了其他三人：齐抗（南京汽车厂厂长）、张庆梓（汽车研究所所长）和陈祖涛。
我不想去。干这个工作不容易，什么问题都有。他又做了很久的动员，我才答应。
接着饶斌就向中央报告，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我们五人领导筹建二汽。我们进行了分工：我负责包建、行政、财务、工艺和设备；陈祖涛管技术；齐抗管基建；张庆梓管发动机试验；饶斌管全局。
▶︎ 黄正夏
2008年7月3日，黄正夏在其武汉寓所口述历史。
1921年5月出生的黄正夏老人已经87岁高龄，因为疾病，腿脚已不灵便。他对前去采访的我笑言，他最近的任务是“争八保十”，也就是说争取活过2008年，这个目标达到后就要保证活到2010年。
就在这样乐观精神的鼓舞下，他继续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未来奔波，积极促进中国的生物燃料工业的发展。
2009年9月10日，黄正夏去世，享年88岁。
以下是他的讲述：
时间很快就到了1964年，毛泽东提出要抓紧三线建设，实际上就是准备打仗。当年中央在西昌召开关于三线建设的会议，我以国家科委驻西南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参会。
会议为三线建设的川汉铁路走向拿出两种方案：南线方案从武汉到湖南常德，到四川酉阳，再到重庆；北线方案从武汉到恩施，到酉阳，再到重庆。最后中央确定了走襄渝线。
同年10月，邓小平到攀枝花钢铁基地视察，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陪同。段建议说，搞三线建设不能没有二汽，现在修襄渝铁路，二汽应该摆在襄渝铁路边上。
对。邓小平回答说。
二汽的厂址正式确定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出于各种原因，各派群众对二汽的厂址提出不同反对意见。
有的说，哎呀，在深山老林里建不成，还不如打回老家（一汽）去，不建二汽，扩大一汽。有的说，十堰太暴露，还要进山进洞，肯定不行。还有的说，这地方（十堰）不好，还不如去湖北固城建。
1967年4月，二汽在十堰炉子沟举行了象征性的开工典礼。大会一开，二汽队伍也就散了。筹备组负责人饶斌等被抓到一汽去批斗，二汽被军代表接管。
关于厂址的争议一直没停，直到1968年11月，周恩来下命令“不准再争论，二汽就在湖北十堰”。这样才一锤定音。
▶︎ 吴庆时
1930年出生于河南开封。1952年作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汽车组大三学生提前毕业，分配到一汽，先后在技术教育处、冲模车间、工具二车间、中央设计室冲模组、工厂设计处车身科等科室工作。
在二汽，他参与了“老营会议纪要”和《二汽建厂方针十四条》起草工作，以及二汽前后方23个专业厂的编号命名工作，为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2年，吴庆时调任重汽联营公司副总经理，配合方劼筹备三汽。三汽下马后，与方劼一起完成斯太尔技术引进项目。3年后，他调任中汽公司副总经理，分工搞规划。1990年他60岁时到点退休。
以下为2014年5月，我在北京采访时他的讲述：
原来隔壁屋有张地图，三线建设在地图上标得很具体，但地图不能给我们看。三线建设不在三线怎么能获批？因此，谷城被排除在外。但造反派却说，谢北一曾亲口说过，谷城是三线。
后来，谢北一为此检讨，他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当时没搞清楚。至于六里坪，虽然面积较大，但到丹江水库二期水位时，它就会被淹掉。现在丹江水位早就到二期水位，而洪水是建厂大忌，所以也排除在外。
▶︎ 李惠民
1929年11月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1952年5月任沈阳第一机床厂技术员。1953年全国支援一汽建设，他从机床厂被抽调到一汽。1954年4月被派往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实习。一年后回国，李惠民任一汽底盘厂车间主任、副厂长。
1966年8月，李惠民响应支援二汽建设的号召，南下到二汽。期间作为二汽车桥厂筹备负责人，他主抓过工厂设计工作，后作为车桥厂工厂设计负责人，主持完成工厂总体设计和产品、工艺的组织设计任务。
自1972年起，李惠民开始担任任二汽副厂长，之后历任二汽常务副厂长、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经理、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常务副董事长。1992年4月退休，之后担任东风汽车公司咨询委主任。
2014年11月15日16时30分，李惠民在东风公司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
以下是2007年11月，他在接受口述采访时的讲述：
在二汽建设中有不少争论的事，印象特别深的两件事是“南北之争”和“东西之争”。
“南北之争”就是产品设计发动机设计的争论。有一部分专家提出建一个V型汽油发动机，另一部分专家提出直列型汽油发动机。争论很久，最后确定后一种方案。
“东西之争”指的是选厂址方案。二汽的厂址是根据襄渝铁路的建设而放在十堰的，这是周总理批准的。
但在十堰地区分“东西之争”，当时有三个方案：东方案，西方案，中方案。所谓东方案是以十堰以东，西方案是在将军河附近的小河沟为中心，中方案是跨堵河的方案。最后选定东方案——以十堰以东。
（上述部分采访文章曾刊于《汽车商业评论》，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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