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观点：走私犯罪中，货主是从犯还是主犯？

司法实践中对国内货主的主从犯认定有很大的随意性。想认定主犯就认定主犯，想认定从犯就认定从犯，几乎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这是当前的司法实践现状，有待法律共同体的进一步努力。

裁判的随意性还体现在裁判文书的说理上。

一、不少案件对于货主为何是主犯，并没有给出详细论述，甚至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直接了当、简单粗暴地按照“货主=主犯”的裁判逻辑裁决。例如：

案例一、（2018）粤刑终608号案。法院认为：陈某作为部分走私奢侈品的货主,依法应认定为主犯。

案例二、（2014）浙甬刑一初字第94号案。法院认为：在协助其他公司走私进口罗汉松的共同犯罪中,刘某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但在其作为实际货主的共同走私犯罪中,并非起次要、辅助作用,不属于从犯。

案例三、（2016）闽刑终46号案。法院认为：在共同走私犯罪中，官某为走私货主之一，系主犯。

案例四、（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2号案。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等是国内货主，个人与被告单位及被告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通谋，走私普通货物入境，是主犯。

案例五、（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号案。法院认为：在共同犯罪中，被告公司系走私普通货物的货主，郑某是该单位的负责人，在走私犯罪中并非起次要作用，不是从犯。

二、不少案件中，货主是主犯还是从犯，作出了合理的区分界定，这部分案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总结他们认定货主从犯的理由和分析思路，可以发现，在包税型走私犯罪中，货主认定为从犯的概率较大。主要理由在于：货主自己没有实施或者指使实施走私行为；没有参与制作虚假报关单据和伪报低报通关等走私的主要环节；

理由一：包税型走私，货主将货物交给走私团伙走私，自己未直接指使或实施走私行为。

案例一、（2018）粤刑终203、204号案。法院认为：被告单位虽为货主，但以包税的方式将货物交由走私团伙走私入境，可认定为从犯。

案例二、（2017）粤刑终237号 案。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和黄某等人作为货主单位和个人，通过委托包税进口赚取非法利益，未直接指使或实施走私行为，在整个走私环节和犯罪链条中均是从犯。

案例三、（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31号案。法院认为：某等人以包税价格委托揽货人员进行走私,从中获取非法收益,未直接与通关环节人员谋议,也未参与拼柜、伪报等关键环节,且目前本案其他众多国内货主没有到案,亦应认定为从犯。

案例四、（2018）粤01刑初36号案。法院认为：张某作为货主,通过委托包税进口赚取非法利益,未直接指使或实施走私行为,在整个走私环节和犯罪链条中系从犯。

案例五、（2016）粤20刑初63号案。法院认为，被告单位虽明知李某通过非法途径运输坚果入境，但并未直接实施本案走私行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

理由二：没有参与制作虚假报关单据和伪报低报通关，主要走私犯罪活动，都由其他人实施。

案例一、（2017）粤05刑初71号案。法院认为：在走私普通货物共同犯罪中,李某虽系货主,但整个走私活动主要是在同案犯罪单位及同案人的招引下参与走私,所起作用次要,系从犯。

案例二、（2016）粤05刑初32号案。法院认为：在走私普通货物共同犯罪中,陈某虽系货主,但整个走私活动主要是在同案犯罪单位及同案人的招引下参与走私,所起作用次要,系从犯。

案例三、（2017）湘01刑初49号案。法院认为：在共同犯罪中,被告单位作为货主的地位和作用相对走私人次要,均系从犯。

案例四、（2016）湘01刑初40号案。法院认为：在共同走私普通货物犯罪中,钟某在委托华氏公司代理通关时,没有参与制作虚假报关单据和伪报低报通关,对走私行为没有话语权,其作为货主的地位和作用相对走私人次要,系从犯。

案例五、（2016）粤03刑初511号案。法院认为：罗某作为货主,经由揽货人黄某委托X公司等走私货物入境,没有直接参与走私通关环节,可认定为从犯。

案例六、（2017）粤刑终241号案。法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等作为货主单位或个人，通过委托专门揽货的公司或个人包税进口货物，没有直接参与虚假申报，所起作用比专门从事揽货“包税”走私的公司和个人次要，可认定为从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