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

吴海波

1986年10月11日吴海波（右二）与孝感地区、安陆县党史办领导合影

      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老家，到组织部报到，组织部干部科的宋科长问我对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我那时心里做着作家梦，便对宋科长说：有没有做文字工作，时间又比较宽松一点的岗位？

       宋科长说:去党史办好不好？

      那时全国在进行革命史和组织史机构的编纂，走访、挖掘老革命、老英雄的史料可以为以后文学创作积累素材。我觉得很好，就同意了。

        当时县党史办和县委办公室在一幢楼办公，党史办在顶楼。我每天上下班都和县委办公室的干部相见，下班后还一起打篮球，不久就和他们混熟了。

        县委办公室机要科有张海青、黄教民、严军三位青年干部，年龄都和我相仿。有一天跟他们聊天，得知他们进行收发报技术革新获得了市里科技创新一等奖。我觉得他们了不起，他们的钻研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于是，我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写了一篇《安陆三名青年机要干部革新收发报技术受奖励》稿子寄给了《湖北日报》，稿子字数不多，文中点明了机要科三名青年机要干部姓名和革新机要通讯设备的型号。1987年6月23日，《湖北日报》将此消息登了出来，又寄来了稿费。

吴海波当年报道剪报 

         没想到过了不久，机要科的同志悄悄地对我说：省机要处的领导看到《湖北日报》的那条消息后说我泄了密，还要找我谈话。省机要处领导要找我谈话？这说明事挺大的，让我心里有点紧张。省机要处的领导最后没来，来的是孝感市委机要科的张科长。张科长找我了解情况，问我稿子信息是从那个渠道得到的？机要科的同志们知不知道？

       听张科长这么一说，心想如果说是听机要科的同志们说的，他们肯定要倒霉。于是我打扯说我在哪儿看到的，按照文责自负的规定，我把事情扛了。

         张科长说：那你的信息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脑筋急速飞转，想起科委曾在橱窗公布过市科技成果奖的名单和简介，就说是从橱窗看到的。

        张科长说还要去核实一下，并说我稿件没有经过机要部门审查，犯了泄密的错误。我不理解如何犯了泄密的错误，便问他。

        张科长说：机要干部信息和机要设备型号信息都是保密的，你在《湖北日报》的报道中都公布出来了。

1996年吴海波在青藏高原

         说真的，我以前没学过涉及这方面的保密规定，不知道这些。我对张科长说，我以前不懂，不知者不问罪哈！

        张科长说，话不能这么说，不管懂不懂，客观上造成了泄密危害。当然，你出发点是为了宣传我们系统的工作，属于好心办了错事，我们回去再研究怎么处理！

        张科长走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事的。隔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后续消息，机要科的几位青年干部也平安无事，但把我是吓了一大跳。我以为要受处分，泄密这罪名听起来挺吓人，挺严重的。可能是我认错态度好，可能见我是无意识泄密，也可能是危害影响不是很严重，我也没有受到处理。若干年后，我改行调到了孝感工作，上班天天碰到张科长，我们还成了朋友，但双方都没有谈到机要科泄密这件事。

       想想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过了很久，《湖北日报》专门交流新闻写作的《湖北日报通讯》刊登了一篇有关保密意识不强的综合信息，文章列举了我写的《安陆三名青年机要干部革新收发报技术受奖励》这篇文章，批评编辑审稿不严，也批评了我作为作者保密意识淡薄，还说要批评教育追回稿费等等。这一下，我在全省新闻报道队伍中成了反面典型。但《湖北日报通讯》只是在文中说了说，后来也没有追回稿费，也没有再来人严肃批评我。

1996年吴海波在青藏高原

       现在谈到此事，算过往旧事。目前，张海青、黄教民、严军都不在机要岗位工作了，有的已经退了休，机要设备都更新換代了，再谈那些往事再也算不上秘密，也不存在泄密了。

       通过那次泄密教训，让我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后来，我全面学习了有关保密知识和保密法规，知道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牢记保密工作“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几条规则，往后处理文字和其他方面工作时就谨慎多了。

         2000年，日本《读卖新闻》一名记者，在有关部门同志的陪同下，到我工作的单位进行采访。这名日本记者是个中国通，能讲一口中国话。他反复追问我有关敏感的数字和情况，我都不失体面又避免掉入他"挖坑“提问之中，不泄露涉密的有关经济数据和情况。

       事后国家安全局的同志告诉我，该记者重点采访对象是孝感市的空降兵和军工企业，被拒绝后到我们单位来，是想迂回从侧面了解有关情况。国家安全局的同志还说我回答得体巧妙。我说那是以前有教训，不能再犯类似错误。

1996年吴海波在青藏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