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的高考岁月

刘安民

安陆一中一九七九届高二（10）班毕业留影  四排右四为刘安民同学，二排为老师，左一为毛彬湖老师，左三闵布瑕老师，左四为杨业荣书记。刘安民同学都标注了姓名。

        时光如梭，岁月似箭，一晃四十多年了，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各种考试，可对我影响最大，最幸运的考试，还是那次的全国统考——那次考试改变了我的人生和命运，尽管过去了如此之久，尽管已经经历了无数的酸甜苦辣，可那情那景，昔日的师长，当年的同学都还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我们小时候正赶上文革后期，上学很轻松。不仅在学校里上课没压力，考试都可以看书，谓之开卷考试，可想而知能学到一些什么。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农村上的，几年下来，真正学的也就只有语文，数学两门功课。当四人帮下台时，我刚刚从两年的初中毕业，上了小镇学校第一次开办的高中。据说是试办，有几位下放来的老师，有教材，不开物理，化学课，也就不用实验器材，不用实验室，凭着几本教科书，也就办上高中了。开的课还是两门，也还是半天上学。农村同学半天务农，我们则是半天上课后无所事事。

       这么又混了一年，父亲看到我求学无望，曾一度想让我去学一门手艺，当木工。那时城里学生高中毕业都要去农村，当知青。当然，有权有势的，有点门路的父母会给孩子找到别的出路，比如参军，招工，还有被推荐上大学。而对于一般家庭的孩子而言，前途未卜，最终只能下放到农村了。就在那彷徨，无望之际，恢复高考的消息来了。大家都意识到，靠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之门开了。

座落在老城区南郊的凤凰山上的老安陆一中   摄影：易家镜

       正好，那时候母亲几经波折，终于调回县城原单位。手续还需要几个月办理，可学校就要开学了。于是我自己提前到了县城，暂住亲戚家。考虑到城乡学校的差别，尤其是我在初中，高中只学了两门课程，县城学校开的课程却是各科齐全。他们不一定学了很多，可都有基础。母亲和我谈了几次，尽管我还是有一些不乐意，最后还是同意了再从高一学起。好在我上学早，初中也就上了两年，所以再读高一，在同学中也还是偏小，只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不愿提起。前几年遇到小学同学，说起来还被正言相告，那不是复读，就是留级——好郁闷！

       城里的高中就一个，只收城里居民的孩子。县城不大，但我们那一个年级，也有十一个班，每个班五十多人，该有五百多人。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县城的各个初中，可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开学伊始，就有一次统考，按成绩分班，把成绩好的集中到一个班里，重点培养，谓之重点班。还有两个班，是考分稍低的，称次重点班，其它的就是普通班。

老安陆一中30多年前的教室还在，上层是刘安民同学高中两年的教室，下层是他高考的考场   刘安民摄于2014年

        于我而言，非常幸运。分班考试只考两门，语文，数学。不管在乡下学得多差，多学一年毕竟还是不同，我很容易就混进了重点班。的确，重点班的师资是最好的。数学老师是班主任，一直带了我们两年。语文老师换了几个，最后还是由带文科班的老师教。化学和物理老师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都是全县最好的老师。同学也都是佼佼者，能人辈出。

勤学苦读的安陆一中学子    摄影：水易居

        刚开始，我很担心我的理化基础，英语也是一筹莫展。分班后，我找同学借了他们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想自学补课。那些书本都很薄，讲述极简单。不过别的同学知道的似乎也不是很多，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头教起，慢慢也就跟上了。英语也是，从26 个字母学起。学过的同学只当是复习，可我却总是感觉脑子不够使，光是字母的发音，弄清楚大小写就花了我不少的功夫。英语老师有一次上课时说，他给比我们高一年的文科重点班做过一次小测试，结果很多人连26个字母都写不全，那时已临近他们的高考了，好在那年英语不记分。可想而知，大家都差不多。不过也有好的，能很流利地读一段，说几句，都是记忆力好，有语言天赋的同学。

        后来考试越来越多，每考一次，就会重新调整班级，按分数调进调出几位同学。我还算幸运，虽然成绩会波动，也从没有考过最高的，可还好，没出过班。可每考一次，都会是一次煎熬，不敢造次。

刘安民同学1979年高考准考证

       回想起来，其实考试成绩的好坏取决于三个因素：天分，自己的努力和老师的引导。人的天分是没法改变的，有人就是不善于读书考试，可并不一定是智力低下，可能会有别的特长，而会考试的人也不一定有能耐，这当然是后话了。当年考试还是相对公平合理的竞争手段，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平民的孩子，似乎是能自己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于是乎大家都很努力，从早到晚，除了吃喝睡眠，就是读书上课。老师倒是不断地鼓励大家参与适量的体育活动，我们也参与了有限的一些社会活动。记得高一时还有劳动课，参加过游行，女生有腰鼔队，男生有个打鼔队。还记得跟一小个子同学学打鼔，才知道敲锣打鼓也有很多技巧，可惜刚入门就没时间再弄了。不过也有同学会自我调节，直到高二了，还花不少时间学吉它，当然那是还有别的原因，交女朋友了。班上也有一些活动，比如，请五七厂出国参观学习的人给我们讲感受，不时也有联欢会，晚会，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总而言之，娱乐时间很少，那一两年，几乎没看过电影，家里没有电视，也从未到外面去看过。我常庆幸，我们那时如此紧张，再苦也就是两年，现在的孩子，时间长多了，差不多从幼儿园就开始苦起。

       刻苦学习当然也要讲究方法，老师们会反复教我们，可我始终也没找到捷径。这种考试，检验更多的是知识的获取，而不是应用。需要记的东西偏多，逻辑思维虽重要，却考得并不多。而一般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记忆力好的人，逻辑思维也强。不过据说最近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只被开发利用了不到10%，潜力还很大，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开发，利用了。我所能做的，也就是多读多练了。

刘安民同学高中时期成绩单

      老师们自然是全力以赴，都是恨铁不成钢。尽管各科老师都会有偏爱的学生，可是大家一起上课，也没什么区别。记得高考前几个月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前十名的同学受到特别待遇，晚上加小课。那好像是唯一的一次，可惜那次我没考好，没入前十名，也就不知道他们获益多少了。

       其实很多事情看起来好，但细想一下，并不一定有效。当年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三次高考，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即便是第三次了，各种参考书仍是不多，于是大家各显神通，到处找书找题。有同学还在小圈子里自己传抄各种考题，我是觉得太费时间，很少加入。倒是花了十几块钱买了那套有名的自学丛书，可看了看，也都差不多。去年回国，在家里翻出来，当年没怎么用，几十年过去了，书都还很新。

       到高考前几天倒计时了，才慢慢放松了一些，不过也还是在看书，只是想稍规律一些，每天按时睡觉。考试前一天的晚上还是失眠了，不过开考的那天还好，毕竟前几天休息得不错，没犯迷糊。考场就在学校的教室里，班上同学大部分都在我们自己的教室里，我和十几个同学则被分到楼下的考场。据说这也是让我们得好了，由于高考卷子是由邻县的老师判的，传说由于竞争，对重点班的卷子判分都比较严，不在重点班考场，让我们躲过了。

老安陆一中教室   刘安民摄于2014年

       由于模拟考试多了，答题时并不是很紧张，会就是会，临场发挥也就一般，都能按时答完，从母亲那里借用的手表也没用上。英语学得不好，最后准备阶段也没花时间，好像英语成绩那年不记入总分，只作参考。英语是最后考的，都是多选题，考得极差。别的科目似乎还行，可分数下来，语文和数学不如自己估计的。事后可以说是没有发挥好，但也可能就是实际水平。按说这两门我应该考得更好一些的，尤其是语文，总觉得自己写的那篇作文很得意，想不起来作文的题目了。或许是不对阅卷老师的意了吧。

        那年有一项新的规定，对考分不满意的，可要求复查。尤其是语文和政治，很多活题，打分余地很大。教我们政治的老师很厉害，高考科目里我们的政治考分都很高，而且我申请查分，又找回来了几分。别的科没敢要求复查，怕把分查得降下来了。还记得那年普通高校在湖北的录取分数线是280分（五科），重点院校是310分。我过了重点院校的线。虽说是并非理想，可总分在全县排名居然在前三名，这是在以前的各种考试成绩从未有过的最好成绩，欣喜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终于，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来了。

老安陆一中   刘安民摄于2014年

       那时的梦想其实并不具体，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当科学家，和听说的那些人一样，发现点什么，发明点什么，成名成家；也或许能结识很多的新朋友，尤其异性朋友。毕竟青春期的冲动已在这两年完全被封闭了，至少在公开场合，男生和女生没什么来往；至少我自己私底下也是如此。高考成绩出来后，下一步就是报志愿，选大学了。我们可以报五所重点大学，五所一般院校。各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以及在各省的招收人数都在报上公布，还记得北医那年在湖北招四十人。我当年其实很茫然，不知道该学什么。父亲年轻时上的是师范，可时代变迁，他最终没有当老师，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就很希望我能上师范，当老师。这也是我了解的一项职业，但我的确不喜欢，父亲也就没有勉强。

       因为化学考得相对好一些，我也想像父亲以前期望的那样，学一门技术，在北京的姥爷也来信说希望我能考到北京去，于是就把北医报成了第一志愿。母亲不放心，反复带我去咨询同事的孩子，77年考到武大的，人家能说什么呢？估计最后都烦了。

       我的录取通知书是最早到的，当理想真正变为现实时，内心的喜悦是难以抑制的。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快乐，最兴奋的一个夏天和暑假。殊不知大学的求学并不轻松，尤其是知道我的高考成绩在大学同学里，即便不是最低，也是很低很低的了。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了，那个夏天，该怎么庆祝，该怎么痛痛快快地玩，也就全然不顾了。

2013年安一中七九届同学聚会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