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中的“安五中”
赵方清
1958年，安陆县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旗帜的鼓舞下，在原来只有三所初中的基础上又新建了5所初中，实现了一个行政区有一所中学。按学校落成时间的顺序,我们区（当时叫长兴区）所建的学校排名第五，就被命名为安陆县第五中学。于是，我们终生不能忘怀的母校“安五中”诞生了。
因为区公所所在地在长兴店，“安五中”就坐落在长兴店，一共做了三间标准化的教室。就这三个教室，“安五中”当年就招收了三个班150名学生。学生们上课在教室里，住宿是民房。老师们也和同学们一样住民房，办公就在自己的住地，很快地“安五中”学校就开学了。大跃进嘛，办学也要跟上跃进的步伐。这种速度也让一大批从来没有想到能够上中学的农民子弟，有了读中学的机会。
我们的母校“安五中”成立的同时，长兴区还在通往高寨的土门新店找了几间民房，办了所农中。那时大办钢铁，农民都去炼钢，并且都相信共产主义就要到了，所以农村的空房子多。三间打通做教室，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老师寝室，好在只有男老师没有女老师（实际上我们“安五中”从开办到我们毕业，连续几届都没有女老师），所以一间寝室就够了。办农中嘛，还讲什么条件。开学后，学校取名叫长兴区农业中学，简称农中，老百姓称之为新店农中。
新店农中开学大约半年，上游人民公社在杨家棚子成立了，“安五中”也随之迁往杨家棚子，新店农中也搭车迁往杨棚，并入“安五中”。公社为学校新建了6个教室，围墙是熟砖砌就，里面山墙是土砖砌成的。1960年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将上游人民公社的办公大楼和周围的一大片民房全部刮倒，学校也没有幸免。五个班中有两个班在室外上劳动课，另三个班在室内举行期末考试。龙卷风一来，学校四周围墙全部倒下，中间的山墙幸亏没倒。如果山墙一倒，三个班的同学将全部压在里面无一生还。但还是有一根檩条落下来，正压在一位名叫丁木法的同学身上，这位同学当场死亡，其他还有几位同学受了点轻伤。好在公社及时组织救援，没有受到更大的损失。龙卷风过后，“安五中”被迫迁往城南的草庙小学，可是草庙小学不几天后又被征作修建汉丹铁路路基，“安五中”就又迁往城南建平小学（就是后来的肖杨小学）。这期间，上游人民公社更名为李店区，区公所花了一年的时间在长兴店建了四栋标准化的教室，1961年新学年开始时，学校就搬回了长兴店开课，更名为李店中学，但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安五中”。李店中学这个校名只是在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上或毕业证书上偶尔出现，其他时间和场合，人们仍然亲切地称为“安五中”，这个雅号一直沿用到老三届同学毕业离校，才自然消失。
我是1962年7月20日接到入学通知的，从接到通知的第一天，家兄就决定新学年辍学回家务农，因为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农家，一个家庭要负担两个中学生，不仅交不起学费，恐怕连一日三餐都难以填饱肚子。从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好好读书，不能对不起哥哥。
进入“安五中”后，学校已经有一个大办公室和三个大教室，另有两栋作学生宿舍和教师宿舍以及几间厨房，但很多学生因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家庭困难，只能走读，没有住宿，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家离学校有七里路远，每天鸡子叫二遍就起床，母亲简单地弄一点东西一吃，背起中餐的口粮和书包就往学校跑。到学校后首先到厨房把蒸中午饭的钵安排蒸好，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进教室朝读，一天的学习生活就紧张地开始了。
学校里，一切都是全新的。老师都是新面孔，而且都很年轻，个个生龙活虎，唱歌打球，热闹得不行。在小学里我们从来没上过音乐课，更没有摸过篮球，五中一下课操场上打球和其他活动活跃非凡，教室里歌声不断，还有人弹风琴，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我觉得能走进“安五中”，真是幸运极了。
但是，开学不久，问题就来了。过去我读小学，不仅条件差，而且从四年级开始，正赶上饿肚子。为了保留学籍，每学期开学去领几本书，就回家放牛、做农活，到学期结束就花几天去听老师讲总复习，老师把要考的内容一讲就开始考试，反正只是语文和算术两门，居然还都能及格，所以没有留级。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考上初中的。这样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可想而知，所以我要想跟上班，就非常吃力了。
我着急，老师也跟我一样着急。语文还好一点，以前放牛的时候，我每天照常读课本，每篇课文背得滚瓜乱熟，我还看了很多课外读物，譬如《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全部读完了，只是生字多，读起来囫囵吞枣，理解就是一个大略了。所以到初中后语文基本还能跟得上，但数学就不行了。初中一年级一开始学代数，学的是关于数的认识，都是一些基础知识，从零开始，没有什么难度，可是稍往前推进一步，进入计算，问题就显示出来了，上课听得似懂非懂，做起作业来简直难于动笔，因为小学内容的基本算法不会，初中新内容再去套用就困难了。学数学硬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论缺哪个环节，后面的将无法进行。一年级我还能勉强混过去，到了初中二年级，我就硬是赶不来。幸好我们的杨清华老师没有放弃我，除了课堂上对我特别重视外，很多时候是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帮我补习，教我演算，一道题一项内容都不放过，教我触类旁通。通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杨老师说行了，就这样不放松，完全可走到全班的前列。果然，从二年级下学期起，数学考试时我就经常打百分，到毕业考试，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拿了满分。有时没有拿到百分，心里非常难受。
我庆幸在“安五中”师从了两位贴心的语文老师。一年级教我们的是王来智老师，王老师总是从每一个同学很细微的进步启发我们，初步建立起我们的学习信心，使一种争上游的劲头，逐步在同学们当中显示出氛围。从二年级起，教我们的语文是尹明章老师。尹老师读课文就像唱歌一样，抑扬顿挫，那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课文的情境，所以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他不仅教我们课本上要求我们学到的知识，还教我们对对联、写自由诗、练毛笔字，我后来在李店大公社工作时，单位的所有横幅标语专门找我一个人书写，到过年，整个李店一条街多数人家的春联都出自我一人之手，这些基本功就是尹老师教的。
从二年级起，我们的班主任由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的戴诗武老师兼任。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到一所乡下初中来教书，戴老师从来没有怨言，而且整天是笑容满面。听说戴老师是孤儿出身，对我们贫困家庭来的学生特别关心，尤其是我。整个二年级我都是走读。穿一身烂衣裳，特别是冬天，一条絮裤膝头双双开花，天实在太冷就穿上捡家兄旧的一件长大襟袄子，同学们都背着叫我赵文公。因为当时正在放电影刘三姐，里面有一个酸秀才，穿一件长袄子，其他读书人都叫他陶文公，这样同学们就把他移花接木到我的身上，跟我开玩笑。但戴老师没有看不起我，相反地对我关爱有加。课堂上对我的提问多，自习时与我当面批改作业多，生活上关心过问多。我那时经常抽午休的时间到野外砍茅草，晒干了挑回来卖给学校食堂，很多次戴老师都帮我到食堂过秤。有一次发生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那是一个寒冬的早晨，全校搞早锻炼，领操老师在塘对面，教我们隔着塘做高抬腿跑步运动。我边跳思想边开岔，不觉中一下子跳到池塘中去了。戴老师见状，二话没说把我一把就拉往他的寝室去，拿出他的毛裤和长大衣换掉我身上的湿衣裳，并安慰我说，以后做任何事精力都要集中，一定不能三心二意。穿了戴老师的衣服，我心里实在是不安，事情过了一些时，我心里还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似的诚惶诚恐，难为情极了。戴老师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对我的提问更多了，当面批改作业的次数更多了，慢慢地我心底的阴影就被戴老师的和风细雨冲刷得干干净净，我的心又沉浸到学习中去了。
“安五中”的时日，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同学们无比团结，我们搞劳动争先恐后，学校几百米长的院墙，都是我们一锹一锹切来草柵干打垒而成，房前屋后所有的白杨树都是我们栽种下去，并细心呵护长大的，谁知若干年后，这些长大的白杨树根系太长太粗，把教室和寝室的墙壁都拱裂得不像样子。
学校的运动场不大，但那是最热闹又最快活的地方。尤其是篮球比赛，大家的热情最高。我个矮不会打篮球，但喜爱天天站在厂子周围呐喊助威，很多时候是正值吃晚饭，我们端着饭碗边吃两口边在那里高喊不断。学校房子不多，甚至可以说是用房紧张，但还是为我们准备了一间乒乓球室，那里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我们班有位名叫池熙立的同学，是安陆县的乒乓球冠军，还在湖北省里拿过名次，他经常教我们打乒乓球，使我们进步很快。我还用连续一个星期砍野草卖的钱买了一只乒乓球拍子，那是全校唯一一只学生个人买的球拍，一直到我们毕业，大家都在用这只拍子。学校每年举行运动会，我那时个子小，参加比赛不行，站在一旁摇旗呐喊还算得一个，每次运动会，是我们最兴奋、最激动的时刻，那种高兴、那种幸福感至今还回荡在我们心中没有忘怀。
“安五中”的日子，给我们最大的收获不光是学了数理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做人的道理。我们的唐明侃校长为人忠诚老实，这位长者对我们尤其厚道，无论是家访还是参加我们的班级活动，他总是讲大家的长处，对我们中相对差一点的同学只要有一点长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他也要提出表扬。有时我们即使做错了什么，只要不违背原则，他除了为我们指正外，更多的是原谅，所以我们都喜欢跟他交心。他的一言一行时刻提醒我们做人要低调，出口要谦逊，遇事忍让三分，不要怕自己吃亏。有一年学校通往钱家桥的马路上，来了一位老太太，提出要见我们的杨清华老师，学校问明原因，原来来人是杨老师的妈妈，从老家四川宜宾来见儿子。杨老师家庭是地主成分，他母亲自然就是地主婆，鉴于当时的状况，和学校的压力，杨老师始终没敢去见他妈妈。老太太启程步行几百里山路，然后乘车千里迢迢来见儿子，最终只有含泪而归。这件事像一沉重的铅块长期压在唐校长的心头，有时令他喘不过气来，但他从来没有张扬过。那个时候，阶级斗争令人疯狂，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我相信杨老师的那句话：有泪只有往肚子里流！唐校长也跟杨老师一样，往肚子里流泪（后来我听说，杨老师晚上又追上了妈妈，把她接到城里的家里玩了几个月，我心里才稍稍地得到了些许安慰）。但在“安五中”的那段日子里，作为学生，我们与尹老师朝夕相处，丝毫没有看出尹老师有任何情绪和压力，有的只是朝气和才华。师长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在我们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令我们一生知道了老实做人，与人礼让，明明白白过日子。
1965年我们毕业后，虽然回母校的时间不多，但每次回去，我们的老师都把我们当亲后生一样对待。时至今天，健在的老师虽然不多，但每每见到他们， 那种亲热劲都极大地温暖着我们的心。改革开放后，“安五中”早已更名为李店高中，老学校校舍出现了大面积危房，在李店镇政府的努力下，学校整体搬迁到李店街上，建成了一所标准化的中学，使“安五中”获得了新生。
今天，虽然“安五中”的校舍不复存在，但是我们心中的“安五中”却永生不忘，她像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最近有位长期在“安五中”工作过的老师提议，在“安五中”的原址上立一座纪念碑，我感到十分高兴，立即做出回应，希望能迅速参与这项工作。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将是我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
“安五中”与我们永远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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