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鹏彬｜送妹

妹妹春花是四叔的大女儿。已经出五服了，按族谱上理，也只能算是族妹。可两家是比邻而居，却也情同手足。 

1986年的元宵夜，妹妹到我家来辞行，说要到扬州去打工，那边有她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当年打工潮还未兴起，在封闭的乡村，出远门是个大事，何况这次不单是去打工，主要是订婚，说不定这辈子很少回来。

她首先到我父母跟前说：“大父、大妈，我明天要到扬州去了，请二老保重身体。我在你们跟前长大，恩情铭记在心。我爸死得早，我走之后，我妈和小妹就拜托二老照顾。”说完就背过脸去。母亲起身抱妹，说不出话。父亲说：“春花，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能为家人分担责任，使一大家能和睦相处，很难得。再说，能在两个哥哥身边安家，也是大好事。大父提前祝福你！”“谢谢大父！我尽量把事情办好。”然后春花起身去妹妹彩霞的房间，话别了一番。

我在堂屋看到母亲拿出两张拾圆的票子，等春花出来：“大侄女，大妈也没什么东西送你，这点钱你带着，日后买点自己喜欢的。”而春花是死活不要，快步跑出门。我紧跟其后进了四娘的家。四娘搬过椅子，招呼我坐下。考虑到四娘腰椎不好，走不了长路，小妹又进缝纫班学徒，我就说：“不坐了，四娘。明天要不要我送一下？”四娘笑着说：“要哦，我不好意思说，她亲哥不在身边，你就是亲哥！”春花说：“妈，你先收拾一下东西，我和大哥出去走走。” 

正月的夜晚还是很冷的，今年也没有舞龙灯的来，村庄很安静。转过屋拐，有条小水沟，走上独木桥。我一手戳着棍子，一手拉着春花，中间晃了两下，她只能贴紧我。有两年没和妹妹这般亲热了，因为我订了亲，她也是大姑娘了，何况命运早有安排。儿时情谊只能被压缩收藏。村庄的土路不太平整，时不时还要注意脚下。月亮很圆，月光却很冷，洒在身上像披了一层冰。妹妹的手也冰凉。我先打破了寂寞：“人还是活在小时候好，敢想敢做，什么都不顾忌。不像现在说个话都不知怎么开口。”“你想说什么？”“还是不说的好，留给自己。”“看来，你还是怨恨我。”“按祖宗家法，我们都各找对象了，扯不上谁怨谁。”我说，“不说这些了，快别钻牛角尖了，我谈个故事。”“什么故事？”“昭君出塞。”“书上的我不懂。”“和你的情况一样，她为大家和平，你为小家和平。” 

这一夜，走了很长的路。一路向北，老稻场，大杨树，东风队屋旧址，都是从小到大的游乐场，把儿时的记忆翻了个遍。 

1970年，父亲从小树村调回老排村任职，在村庄的北口建起了三间草屋，与爹爹奶奶的老屋之间，隔着四叔一家人。四叔个头不高，体型结实。四娘是苏北逃荒过来的，当年还带着一个小男孩，在老队长的安排下，跟了老实巴交的四叔。其实四叔比我父亲大，只是按他家的排行是老四。初来的时候，我六岁，彩霞四岁，二弟两岁，小妹素云刚出生。彩霞内向话语少，而隔壁春花却是另一种人。她五岁，性格聪明伶俐，人见人熟，身材高瘦，面皮不算白，但两个大眼睛是电光闪闪。各种游戏都玩得开，像个混小子。白天跳船舱，晚上玩“好大爷卖狗，天上调马龙”。大一点时，还玩“坐花轿”，由两个力气大的男孩，四手交叉，抬着春花，我扮新郎过来迎接，打打闹闹，一路走来。炎热的夏天，不分男女，我们都赤胳膊光腿的，地上滚，水里溜。那时候，我们主要的事，不是上学念书，而是挖猪菜、割牛草，一起做、一起玩。谁的指头割破了，就吮一吮，不在乎。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中央号召全民防震。队长叫我们在屋外搭棚，孩子们不知是灾难，只知道两家棚挨棚很热闹。这边说话那边听，隔着布帘还可以击掌。时间长了，我们几个孩子，就干脆睡在一个棚里。那一年，我已经上二年级了，彩霞没有，春花也没有上学。白天不能玩，晚上还可以。拿一副扑克，玩玩小猫钓鱼、争上游、四十分升级。嘻嘻哈哈到半夜，在父母的责骂声中，各自回家睡觉。 

在春花十二岁那年，发生了不幸的事，四叔因肺病去世了。四娘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从此，春花变得沉默刚强，负担了许多家务。那时生产队有规定，到了十四岁才可以做工分，这之前只能放牛了。很多诗人把牧童写得很快乐，那是因为他们小时候不放牛。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拉扯一头体型比她大十多倍的大牯牛，是有诸多风险的。有时从牛背上跌下来，有时被牛绳拖着地上滚，还有被踩和被犄角挑起的可能。早晚割牛草，中间铲牛粪。岁月的无情，也锻炼了人生。几年下来，妹妹变得精明强干，相貌出众了。村庄里的闲人也把目光投向了她。我们依然在一起玩一起做事，也不知自己慢慢长大了，会引来闲言碎语。 

1978年清明节前几天，奶奶突然说，要到江南去做清明。那边有奶奶的长嫂，父亲就过继给她老人家做孝子。奶奶说，父亲去不了就带我去，三年前也是这样。春花在一旁抢着说：“三奶奶，能带我去吗？”这话把奶奶问楞住了，心想“彩霞都不去，你凑什么热闹”？我看出来了，忙解围：“奶奶，多一人磕头不是好事吗？况且走山路，一人搀一边，您也走得顺当。”奶奶强装笑脸：“那好吧，去跟你妈说一声。” 

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先走到老洲小轮码，打票到大通，再从油库往三百坑那边走，目的地是白鹤乡的羊山徐家。 

大奶奶是童养媳，大爹爹十岁就死了，她一生未婚。二十多年的艰辛，在虾溪街把这边的一大家人操持大、成家了。后来，兵荒马乱的，小奶奶丢失，小爹爹逃壮丁回来就责骂大奶奶失职。无法调和，大奶奶就孤身一人离家出走了，跟戏班子在荷叶洲谋生。后来收养了徐家的三个孤儿。解放后落户徐家村。她一生无儿无女，却养育了两大家人。奶奶佩服她，也同情她，打听十多年才找到。 

出了兰溪古镇向北，起先是一路小跑，遇到鹅卵石彩石都往口袋里装。后来腿软了，口渴了，就想找地方坐下。奶奶说：“不行！狼来了。”吓得我俩赶紧爬起来赶路。上坡的时候，手拉手没事，可下坡妹妹没收住脚滑倒了，奶奶生气了：“把她丢这儿吧！”我赶紧过去拽她起来：“不行我驮你？”春花直摇头，就搀着往下走。 

那时候没有电话预约，等人到了才知道。那边的大娘很热情：“哎呦！奶奶过来了。”为了表示亲切，她不带排行。“口渴了吧？喝茶。”真的很渴，山泉水泡茉莉花，香甜！可就是有点烫。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娘指着春花问：“这是哪房的侄女？”“不是哪房的，是隔壁的。平时听了大奶奶的故事，很佩服！想跟来磕个头。”怕大娘不待见，奶奶也说起好话来。“哦，多有孝心。” 

第二天一大早，大伯就带我们做清明。出了小山村，向东走几十米，见到一条柏油公路，南北方向，应该是铜陵到九华山的。两旁松柏掩映，雾气缭绕。也不见有坟头，只有一块碑，字也不清楚。大伯用手一指：“就这里了。修公路把许多老坟都破坏了，我家的还好。”接着，我就插彩、摆碗、斟酒、烧纸钱、放鞭炮。时不时有大卡车从身边驰过，林子里的鸟儿，被爆竹声惊动，飞到山那边。 

吃过早饭，二叔过来接奶奶住一天，小叔没成家，就没有安排了。二娘说：“等会带奶奶上山去，晚上到部队看电影。”于是，我们一行四人向山里进发。二娘带着一个背篓，一把小挖锄。可以挖点草药，搬点竹笋回来。我喜欢大树，春花喜欢山花。此时是映山红的盛季，山路旁，树丛里，半山腰，一簇簇，一片片，是花的海洋。远山是红绿相间，云雾飘渺。一路有鸟儿伴奏，泉水叮咚。使平原地区长大的孩子，大开眼界。我手捉一把松枝，戳戳自己的腿肚，痒丝丝的，妹妹攥一束映山红，送到鼻孔，醉沉沉的。先是叫我插几朵在头上，后又弄一大梱背着，最后走不动还是丢了。奶奶和二娘一组去找山货，我和妹妹一组疯玩。我上树，她摘花。累了就挤在一块石头上坐着，背靠背，肩挨肩。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肢体的亲密接触，激发了少男少女的性爱。我们的情感压线了。我蓦然起身说：“春花，时候不早了，我们去找奶奶，看她们有什么收获。”爬过一道坎，前面有两个兵哥哥放哨，往下能看到营房。 

晚上看电影不要票，只要村里的介绍信。我们跟着三个叔伯一家人，钻过一处山洞就到了。老百姓在中间，当兵的在外围。场地开阔，黑压压的都是人。奶奶坐在一张大椅上，我和妹妹坐一条凳。放的是《上甘岭》，打得很激烈，看得很带劲，就是没水喝。志愿军渴，我们也干。 

第三天回家后，奶奶把我拉到一边：“大孙子，对我说实话，看你俩热乎劲，是不是都动了心思？我们家可不允许同一个祠堂里的人开亲。老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你日后还要考大学求功名！”我申辩说：“习惯了，不就在一块耍耍吗？”“我早早给你提个醒！”不得不说，奶奶是个精明人。 

第二年下学期，我升初中了，功课较多，常常写作业到深夜，妹妹也就不来玩了。当时二哥哥还在这个家，他个头高，皮肤白，对人谦和，干活也很在行，还当上了副队长。平时喜欢音乐，没事就吹、拉、唱、弹。尽管这么优秀，还是讨不到老婆。一是家贫，二是有人嫌他是外地孩子。村里跟他相仿的姑娘都走光了。眼看前途无望，一家人就商量，叫二哥哥回老家他大哥那里谋生路。1980年春，二哥就洒泪告别了四娘和两个妹妹，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的这片土地。一下子，四娘的家中冷清了。我有时也是特地端着饭碗，过去坐一下，看一看。四娘总是回避话题，只问我一些念书的事，要不，就打开收音机，让我听段扬剧。 

就这样平平常常又过了一年，我在初二下学期，成绩下降了。只读文科，理科和英语都丢了。一时陷入困境。很少出门，与春花也是好久不见。有一晚，春花突然来找我，说二哥哥要结婚了。她们全家回扬州，叫我照看家门。我说行。老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二哥过去才一年就发达了！先是跟大哥学木匠，后又进了吹打班（殡乐队），这两样手艺都很吃香。之后就在宜陵镇上买了房子，谈了对象。这次四娘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故乡，也在那边过了年。

1982年正月底，她们一家人归来，给村子里每家发了喜糖。大家都特别高兴，却独见春花是一脸愁云。我就问：“二哥结婚了，你咋还不高兴？”她望了望四周说：“这回惹事了，被人盯上了。”“怎么回事？”“二嫂的姑妈是个媒婆，她说我和二嫂的哥哥很般配。临走时在两家人的当面，正式提出来了。”“你怎么想？”“他比我大八岁，没答应。妈妈跟他们说我还小，才十八岁，以后再说。”“好好的，怎么来个情感绑架？” 

1982年，我因偏科被迫退学，在家务农做工分。下半年为写作又离家出走。归来后，在学业和事业失败的双重打击下，我几近崩溃，也就无暇顾及别人的事。1983年分田到户了，可就在大家满怀希望的时候，发了大水。连房子都淹没了，我家搬到苎镇口衫树屯，四娘一家人又回到苏北。春花和小妹在一家轮窑厂打工。二嫂的哥哥就是这个厂的会计。不知是寃家路窄，还是有意安排。 

1984年，重建家园，在政府的资助下，我家建起了合六间瓦房，又与人合伙办了个小型粉丝厂，年底我还订了亲。 

四娘家也建了三间瓦房。见了春花，我忍不住问了：“这一年多里，你接触到那位哥哥了吗？”“取笑我！他看起来不显老，性格也文雅。”“答应了？”“还没有。他姑妈催过几次。说如果不答应，我妈老来回扬州，二嫂肯定不接受，二哥很难做。我也犯难了。”“我看差不多就行了。那边发展比我们快，又有两个哥哥照应，亏不了。只要他真心对你好，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就比什么都强。家门口人对你好，成不了，我不也是跟一个想不到的人订婚了，现实往往是相反的。” 

过不多久，春花就叫我写信给二嫂，说她同意了。 

早些年，我也设想过，将来和妹妹在一起，会很美满。长大了才知道那毕竟是过家家。祖宗家法会立马叫你社死，成为第二个焦仲卿与刘兰芝，只有跳河上吊的命。再说历史上的齐宣公和隋炀帝，因为爱妹，被人骂成“狗屎”。奶奶的话也不是耳边风，就早早地掐灭了星星之火。 

生活中，爰情不单是蜜糖，有时是毒箭和魔鬼。我认为应该融入道义和责任，对于传统的婚姻方式，也不能一棒打死，特殊情况下，能挽救一个家庭，甚至影响整个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门打工的没几个，春运也不存在。我帮妹妹挑着皮箱和背包，走在村庄的土路上，觉得冷清。出了老排机站，就到老洲陡门了。春花不由得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村庄和田野，眼眶也就湿润起来。当年出门，步行为主。一路也无语，忙着赶路。四十多分钟后，到了老洲街，买了点东西就赶往小轮码头。买横港的票，再转公交1路车到铜陵汽车站。侯船室里已有不少人，一些小商贩如：挑鸡蛋的，卖鱼卖菜的，早已在检票口排队。涛声阵阵，人声嘈杂。放眼长江，烟波浩渺。下水轮船还没有来，但离别已在即。我对春花说：“家里事，你放心，有我。路上小心，到那边考虑好了，趁早把婚事办了。”“大哥，你也保重，不要太累。”“想不到从小一起长大，如今却要天各一方！”我也不禁儿女情长起来。“老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送出去的妹子也是泼出去的水。小时候的事，忘了吧！跟大嫂好好过，女人都一样。我都想通了，你比我明白。” 

人头攒动，检票开始了。妹妹两手都拿着行李，没有挥手，没有拥抱，只能随着人流涌向泵船。我在岸边，她在跳板，渐行渐远，已经看不清，妹妹的脸上有没有泪水。“呜一一”随着一声汽笛，妹妹就像这大江上的浪花，不能回头了。 

原来兄妹之间的爱，只能隔水相望！江风吹得我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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