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饿那年——母亲一生（五）

1959年冬天，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时我五岁不懂这些，只知道爸爸妈妈好长时间不在家，我很想念他们。一天突然看见妈妈拿着爸爸的大皮袄，和一群人往家走。我认得爸爸的大皮袄，飞奔出去迎接——“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没有看见爸爸，只看到妈妈泪流满面。

那时候，我家已经从守林屯搬到乾元镇北路东。失去爸爸这棵大树，我们原本红火的家也立刻面临生存危机。大哥已经成家，大姐在守林屯，二姐在拜泉县城。妈妈谁也不想拖累，想自己独立生活，拉扯三姐、二哥和我长大。

父亲走后，妈妈马上选择了打短工找活路，到货场为收购土豆的老客“灌草包”（往草包袋里装土豆）挣钱。三姐和二哥上学，白天常常我一个人在家。常常有些人来我家，送来一袋一袋的土豆、小麦、小米，问明白是李佩衡先生的家，放下东西就走。后来听妈妈和大哥说，这些不留姓名帮助咱家的，都是爸爸曾经有钱没钱都帮助看病的乡亲们。有时我也上前街的姑姑家，姑姑心疼我这没爹的孩子，总是给我好吃的。特别是她家点心盒里的“牛舌头糕”（一种做成舌条状的蛋糕），那好吃的味道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二姐成年后，父母把她许配给一个屯子的邵忠海。邵忠海忠厚老实，还是当年屯子里有名俊小伙儿，过年扭秧歌时常反串扮花姑娘，画上妆比女孩还漂亮。邵忠海后来到哈尔滨投奔亲戚学开汽车，又当汽车兵抗美援朝，转业后分配到哈尔滨郊区的肇州工作，把二姐娶到肇州。二姐恋家，二姐夫迁就二姐，把工作调到拜泉县人委车队，开南京嘎斯。因为二姐夫是转业军人又参加过抗美援朝工资高，1960年月工资72元，堪称当时的“高薪阶层”。父亲去世后，二姐和二姐夫也多次表示让妈妈到县里，他们养活我们。母亲不想母子四口都压到二姐身上。但当时三姐已经在县里上初中，二哥也该上初中了，妈妈不想让二哥也上县城，给二姐增加负担。但二哥非常想上县念书，二姐也偏爱她二弟，我二哥就自己转学办到县里了。妈妈不放心他俩，同时在乾元镇也确实没有生活保障，大姐和大哥都自顾不暇，只有县城二姐家条件好些，于是带着我也来县城投奔二姐。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老家拜泉都称那个时期为“挨饿那年”（“挨饿”，东北话读为“NāiNè”）。二姐夫虽然挣得很多，但粮食配给紧张，有钱也不能买到足够的粮食。二姐家只住公家分配的一铺炕（一间半房住两家，各住南、北炕，或者叫“0.75间房”），我们四口人一来，二姐夫两口子吃不好睡不好。妈妈看这样不行，坚决要求二姐夫再给我们娘四个另租房住。二姐夫就在东邻租了一间房，安顿我们母子四人。

二姐夫每月开工资，就先把我们母子的生活费20元送来。后来二姐夫买房搬到南街，把那一铺炕公房让给我们。二姐夫也是每月开支就骑着自行车，从南三道街爬东大岗到东四道街给母亲送钱，送钱过程中对妈妈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在妈妈最无助的时刻，二姐和二姐夫（特别是二姐夫），对妈妈贴心的关爱和真金白银的付出，让我们度过难关，让妈妈终生难忘。

二姐夫提供是我们母子四人的“低保”，够我们的基本生活费。但在“挨饿那年”，定量供应的粮食大部分是用甜菜疙瘩等代食品充数，越吃不饱越能吃。三姐和二哥在上中学，天天晚自习回家后，饿得不行翻碗柜，找不到可吃的东西，就大口吃咸菜喝凉水。为了让我们填饱肚子，母亲在三九天到大雪覆盖的野地里翻找能吃的东西。手脚都冻裂了，但她一天天坚持，每天都多少捡回来一些能吃的东西。捡到最多是干枯的白菜帮，最珍贵的是一点点黄豆。就是这些干白菜帮和黄豆，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一年！

母亲把那些点火就能着的干白菜帮用水猛煮，直到能咬动为止；然后把煮烂的白菜帮攥成团，把玉米面撒在面板上，用白菜团在上面滚动，让玉米面在白菜团外包上均匀的一层，之后再放到锅里蒸熟；蒸熟后的“玉米面包子”，尽管“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外表看起来黄澄澄的，让人很有食欲！那珍贵的一点点黄豆，妈妈更是用尽心思，生成豆芽做汤，每次按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多少粒数着下锅。当时我们姐弟都很喜欢在开锅时围住锅台，看新出锅的金黄的热气腾腾的“玉米面包子”，看一颗颗黄豆芽在一锅清汤中上下翻飞欢快地跳舞！

饥饿把人变成了狼。三姐大我十岁，二哥大我七岁，但当时我对食物的“数学”相当的敏感和准确，在吃的数量方面与姐姐和哥哥分毫不让！妈妈说：小四儿你小，你少吃点吧！我不大吵大闹，但马上背过身去流眼泪，妈妈就受不了了，赶紧给我也分平均的一份。我也确实“大胃”，分多少吃下多少！最舍不得的，是分到碗里那几粒黄豆芽，一碗一碗喝清汤灌大肚，最后才恋恋不舍地吃那几颗金豆芽！

后来看肖红的《呼兰河传》，其中写到呼兰县城的人们都心照不宣地吃死猪肉，我感觉就像是写的我们拜泉小县城的情景。当时各家死了猪、鸡、鸭等，好像没有扔掉的，全吃。我家养的猪有几次快死了时，妈妈都让我杀它一刀放放血，然后吃掉。所以我在很小就当了“屠夫”。还记得第一次把刀捅到猪身体里时，我浑身颤抖的感觉。妈妈对死猪的处理，也很有讲究。先是把猪肉放到凉水里泡，去除污血；然后把猪肉切成小块全放到锅里猛煮，直到把水分靠干，成为油和肉的混合体，装在大坛子里，每次做汤做菜往里舀一小勺，猪油的香味就飘起来了，并且在汤菜里还能见到几小块肉！妈妈的生活艺术，使我们这个最穷的人家，在左邻右舍中却是经常有猪肉飘香的人家！（我家装猪油和肉的坛子，还曾经引来隔壁邻居的几次没人时“不经允许的取用”，妈妈知道后也佯装不知）。

当时饿死人的事情时有所闻。最深的印象是我的小学启蒙老师祝老师，长得黑黑的脸，高而瘦，据说是没出嫁的大姑娘。她教我很长时间，有一天突然换了老师，听说祝老师是长期饥饿，突然吃了一顿很难消化的豆面卷子，引起腹部不适又没有及时就医而死。

我也有一次吃饺子差点撑死的经历，长久留在记忆中。我父亲在世时家境不错，我肯定吃过饺子，但没有记忆。等我记事起，全是饥饿的记忆。饭都吃不饱，饺子更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一年的五月节，在县人委工作的二姐夫分到一小块豆饼（黄豆榨油后的豆粕）。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一小块豆饼比一块黄金还珍贵。妈妈把豆饼用水泡软，把韭菜切得细细的，与豆饼加各种调料拌成黄绿分明的馅，在五月节这一天包饺子吃。饺子热腾腾的端上来了，吃到嘴时那个鲜、香、滑、腻以及种种说不清楚又妙不可言的滋味，简直美极了！我和姐姐、哥哥摽着劲吃，竟然吃下31个饺子！饭后，我到西邻的堂屋地和小伙伴打扑克，打着打着觉得气闷，就解开上衣扣子敞开怀凉快凉快。在旁观战的邻家大婶突然叫起来——“唉呀！小四儿（我的小名）！你看你的肚子！”我低头一看，也傻了眼——胸口以下，肚子圆圆的凸出“半个皮球”！皮下的血管如一条条蚯蚓般清晰可见！我也立马感到胸口发闷、臌胀难耐，扔下扑克就往家跑。妈妈倒没有惊慌，她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揉肚子、灌“面起子”（小苏打水），折腾了一宿。不知是我的胃“特别能战斗”，还是妈妈的土办法起了作用，我终于平安渡过这一关。

尽管有这样的生死劫，我对这顿饺子的记忆仍然是美味无比！以致于后来生活好了，常吃到各种馅的饺子，却总感觉不如那豆饼饺子好吃。在我多次强烈要求下，几年后妈妈又特意包了一次豆饼韭菜馅饺子，但我吃到嘴里实在难以下咽，吐了出来。我怪妈妈没有当年做的好，妈妈说，不是饺子没有当年的好，是你的肚子不是当年的肚子了，嘴也不是当年的嘴了！

还有一年秋天，妈妈在野地里“溜”（在收获后土豆地翻拣）到一些土豆。妈妈看土豆比较多，就挑了一些大小比较匀净的，用盐水煮了，让我和二哥拿到电影院去卖，希望通过“增值”换来的钱，再买点粮食吃。我和二哥拎着一桶热乎乎香喷喷的土豆进了影院，果然大受欢迎，卖得很快。当然香喷喷的土豆，对我和二哥也有巨大的诱惑。开始还坚持了一段，但很快就崩溃了。于是我和二哥也边卖边吃，土豆很快光了。当时电影院里卖一种苏联汽水，叫“克罗瓦斯”，二哥又买了一瓶我们俩喝。（我也由此产生“克罗瓦斯情结”。2019年我给母亲迁过坟回程，在哈尔滨机场买了两瓶“克罗瓦斯”，坐飞机到济南后，儿子带着二孙子小米接机，回来的路上我给小米喝“克罗瓦斯”。小米喝得很嗨，一路上不断要喝“哥马斯”！）之后，我们哥俩站在银幕边上，又看了一会电影。记得是一个外国片，好像是深海勘探的故事，很惊险很刺激。我和二哥一边看一边打饱嗝，挺舒服。回家的路上，二哥一再教我，回家一定不要跟妈说。二哥其实也低估了妈的智商，因为多少个土豆卖多少钱妈是有数的，所以回来报不上帐妈就“审问”我俩。我经不住三问就招了，说吃了土豆还喝了“毒瓦斯”（我把“克罗瓦斯”记成了“毒瓦斯”）。妈妈骂我们两个不争气的东西，骂着骂着泪流满面。（待续）

作者简介：李德辉，69岁，东营党史（史志）研究院退休编审，首部《东营市志》主编，山东省修志业务专家咨询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