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粮，儿时的节日
小时候，我分辨不清这个节日和那个节日有什么区别，常常把放粮当作节日。因为每月一次放粮，家家户户都兴师动众，如重大活动盛装启幕。
放粮的年代，是计划经济时期，粮食被国家统购统销，平均供应的一种形式。放粮，只属于我们这代或者几代人的记忆，并不属于所有人，它真实地记录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那时，每人二十七斤定量，只有中学生和职工享受三十二斤，每月每人只能领到八斤面粉，一斤大米，半斤豆油，其余的数量只可以领玉米面、高粱米、大渣子、小米等粗粮了。每家每户的成员和定量，全部登记在一个粮食薄上，这个粮食薄就是领取粮食的通行证。
不同区域的居民，户籍所在地点不同，户籍和粮食关系归属同一个区域，每个区域都设立固定的粮食管理单位。记得我家的粮食归市第十一粮店发放。但是，由于我们居住的城郊结合部比较偏僻，交通不便，粮食管理部门确立了下乡放粮规定，放粮的时间规定在每月的月底。
那时，放粮成了我们的思念。因为每人二十七斤定量，每月都没等到月末，就已经弹尽粮绝了。只好用土豆、倭瓜和蔬菜填充空缺。清肠寡肚的没有一点油腥，被馋得好像胃里的馋虫都爬到嗓子眼儿。我们一天一天的盼着，盼望着放粮的车早点驶过来。情急之下，就蹬上柴垛瞭望，每驶过一辆汽车，我们就认真观察车厢上座着的人装束，是不是穿着白大褂，戴着小白帽？如果是，我们会迅速从柴垛上跳下来，找出粮食薄，准备好了粮袋子和运输粮食的爬犁，然后，全家人浩浩荡荡地到小粮店排队，恭候放粮。尽管掌握的情报非常及时，我们还是落在了人家后头，只好耐心地夹在长队里，一寸寸地努力向着窗口挪动。一上午的时间，才排到窗口，领到应有的粮食。我们用细小的、低矮的袋子盛白面和大米，用那些又粗又高的袋子盛粗粮，豆油有它专用器皿，是一具绿茵茵的玻璃瓶子，可是没有过一次能够盛满，到了瓶颈处，绿玻璃瓶便出现了一道分水岭，看着真让人感叹。
接着，我们分别把它们放在爬犁上，仿佛满载的一车的喜悦，慢慢往家运。在我眼里，胖墩墩的粮袋，是最吉祥的象征；精细的、苗条的粮袋，何尝不是珍贵的幸福？我小心翼翼地扶着它们，生怕不慎把这吉祥和幸福散落在地上。
当回到家，我迫不及待打开细袋子，欣赏那一粒粒白米，希望中午能够吃上一顿白米饭。妈妈却说，白米不可以动用，得留着，一旦家人中有谁感冒发烧了，用于熬粥败火。而面粉囤积起来，等到过年过节时包饺子。日子还是如出一辙，上顿玉米贴饼，下顿玉米贴饼，要么就是大渣粥和高粱米饭，清肠寡肚地，好在上旬和中旬不用土豆和倭瓜填空了。
如此清贫的日子，串起了十的岁月，盼望放粮的细节在我的记忆里已成经典。1979年那个春天，春风异常温暖，改革的步伐探索地迈进林城。粮食管理发生了小幅度变化，放粮告别了我们的生活。市第十一粮店在河西区建立了发放点，不约束发放时间，我们可以随时到粮店领取粮食。并且，规定的供应粮食，不限制八斤白面和一斤大米，可以随意领取自己喜欢的粮食。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可以用粮食薄领到一大袋子的面包和烧饼，那份喜悦让我记忆犹新。
九十年代后，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彻底取缔了粮食薄，吃粮食再不用通行证了。我们可以到威海发展、到珠海旅游、到北京追逐自己的梦想，尽管没有粮食关系，也能有粮食可吃。
然而，放粮不再成为我们生活的节点，可人们每每回忆段经历时，都会津津乐道，仿佛幸福的时光定格在了那里。
粮食的放开管理，标志着中国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标志着粮食种植生产正行进在科学化、规模化的进程中。在这段征程上，国家不断地以“一号令”下发文件，为农民减税贴息，让每个中国人都会乐观地展望未来，并且能够从追梦到实现铸梦的愿望，将过去每月一次节日变成天天是节日！
作者简介：李艳霞，黑龙江伊春市文联 ，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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