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个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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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一个黄昏

作者丨杨立宇编辑丨文姐

从灶口逃出来的火光，映红了东面墙上的领袖像画。那是一张已经贴了几年的年画，父亲在东边大集上买的。画上面有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他们都微笑着，我总觉得他们是在看着我们笑。父亲常在茶酒之后，站在画前，眯着眼端详半天，自言自语着。自从家里贴上这张画，我心里的温暖又多了许多。灶口的火光同样映亮了母亲那张饱满的脸，四十多的她，脸上竟没有一丝皱纹。母亲的穿着也一向干净利落，身上连一滴污渍也不见。她右手不停地拨弄着草，左手不时伸出两根手指，轻轻掸掉落在鞋面上的草屑和灰尘。她总是这样讲究。十年后，母亲的邋遢让我匪夷所思，再后来，情形每况愈下。媳妇进门后，不论我如何向她表明我母亲当年是多么干净的一个人，她都是丝毫不肯相信。

母亲回一下头，跟一直坐在她身后的我说：去，去场院里背些草来。

锅盖上的水汽已经冒得很浓，煮地瓜的香味，已经氤氲得满屋都是。刚才，母亲切了一菜板地瓜，红皮，白瓤。这种地瓜又甜又面还噎人，不用汤冲简直没法下咽，我有时被噎得站起来跳一跳，拧着身子转几个圈，那团地瓜才落到肚子里。母亲做地瓜饭从不刮皮，我对此很有意见。我父亲和母亲总是连皮带瓤一口吞，我却必须把皮全吐掉，因此，我面前的锅台上，常堆一堆乱糟糟的地瓜皮。一开始母亲很有微辞，常常吃着饭，给父亲使眼色，表达她的不满与反感，希望父亲出面制止我的行为。可父亲一次也没有。父亲是多么爱我，这根本就不是事。我大娘做地瓜饭都是把皮去掉，拿一把大菜刀一下一下地削，也不嫌麻烦。我总是希望母亲能跟大娘学学。有一回终于忍不住，说了，母亲很不高兴，半天不理我。因为我，我母亲跟大娘吵了无数次架，每一次都搞得我很狼狈。

一出门吓了一跳：满眼都是霞光，我平生见到的最美的霞光。我家的院子全金壁辉煌了，连挂在墙上的镰刀也成了黄金色。灰色的屋顶也铺上了一层黄金。要是我家的院子真的成了金子做的，那该有多好，要是那样，我父亲整天抄起手逛着玩就是了，我也紧紧跟在他的身后游玩，就像他的尾巴。可世界并不这样安排，越是没用的东西越是到处都是，但凡金贵的东西都稀罕的要命。走出大门，我发现整条胡同成了金色的。要是整条胡同成了金子做的，那这一胡同的人多富足，再也不会因为丢只鸡而气咻咻地骂街。走到村北，回头一望，整个村庄都成了金子的了，要是整个村庄真成了金子的，那这一村子的人多有福，再也不用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忙，再也不用担心旱啊涝啊虫啊灾的，整天待在家里睡大觉就是。我知道，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金子，其次是银子。我没有见过金子，也没有见过银子。我父亲有他父亲给他的银圆，但我没见过。不等我见，就让一个外乡玩戏法的，在父亲的眼皮子下面变没了。

我当然知道这一村子金光全来自火烧云。火烧云真美啊！美得我忘了走路，怔怔地看呆了。不光眼前的村庄全染上了金色，天地间也全都漆成了金色。我的衣服，我的双手，我的双脚，我的鼻尖，我手中的蓝包袱，全成了金色。麦场上的草垛也成了小金山。我一把一把地抽草，草也成了黄金色。草被盖在草垛上面的泥土压得很结实，抽起来很费劲。草垛顶上耷拉下一棵葫芦蔓，末稍挂着一个葫芦。葫芦的皮也是金色的，月白皮的葫芦成了金葫芦。葫芦是我父亲刻意留下的，他要让它再老上一老，直到下过严霜再摘回家，过年前找把小锯一分为二，锯成两个葫芦瓢，一个放在瓮里挖面，另一个装他的泥茶壶。他一直用着的那个盛泥茶壶的葫芦瓢裂了一个大口子，他要换一个新的过年。过年嘛，就要有个新鲜劲儿。父亲把泥茶壶埋进去，再塞上一圈旧棉花，沏好了茶，壶盖上面捂上一块旧毛巾，一个上午茶都热着。茶是父亲的命，他一顿不吃饭行，一天不喝茶不行。他总是喝一种沏出来像酱油一样的茶，我喝一口，嘴里立刻涩得像是长了口疮。

田野里还有零星的庄稼。有一片高粱远远地矗着。他的主人大约是出了远门，耽误了回家收割。也许，他们一家为超生躲了出去，这点高粱干脆不要了。另一片高粱穗子割走了，只剩了秸秆，就像人被砍了头。要是人被砍了头还站着，肯定难看得吓人。麦地里已经有绿油油的麦苗，也还有个别地块秃着。有的人家地实在太多了，劳力又不足，收棒子种麦子只能一块地一块地赶着来，早种下的出苗了，晚种下的还得再等三五天。种下了就好，就有闲心抄起袖子，在街头上站一站，跟大伙唠一唠了。远处的人影就是一个黑点，黑点一点点放大，慢慢地过了旺河，一过了旺河就认出来了，是多叔家的婶子牵着她家的黄牛。那么一个干巴小人儿，踮着那么一双锥子样的小脚，要是突然来一阵大风，能把她刮没的。多叔收着收着秋突然走了，倒在回家的路上，当时他正牵着牲口，拉着满满一车稻子。那么一个一辈子没吃过药片的人，倒地就没了，那些药不离手病病歪歪的人还好端端地活着。

我想明天一早就得去旺河逮那一洼鱼，我怕一旦让广生发现，就全完蛋了。中午吃饭前，我顺着村西的排沟往北走，两只脚使劲趟着草，不断有绿蚂蚱腾地从脚下飞起，啪嗒一声栽在不远的前方。这些家伙们肥得飞不动了，我要逮一些回家烧烧吃。刚烧出来的蚂蚱，冒着热汽，有股子糊味，还是很香的。我走到北头，一只大蚂蚱飞着拐进了旺河，我也跟着拐，我一拐，就一眼看见了那洼鱼。旺河的水枯下去了，连贯着的水变成了一洼一洼的。我眼前的那一洼水，被一圈一人多高的蒲草围着，我刚走到近前，里面的鱼受到惊吓，噗啦一下在里面打起了旋。我拨开蒲草进去看，一道道水线在水面上乱闪，不时有大鱼在水皮下扑棱。我一高兴，就笑出了声。我赶紧往家跑。我想不吃饭了，先逮鱼，谁也不喊，就我自己去。我估计，那洼水我半个下午就能攉光，然后直接下水抓鱼，能抓一桶。在浅浅的浑水里逮鱼是件极美妙的事，比娶媳妇差不了多少。我想在太阳落山之前能回家，父亲看到这么多鱼，一定高兴得直搓手，他一高兴，或许端上一碗送给我大娘。晚上一定会炖鱼，他一定要喝酒，多数会喝醉，他喝醉了也像我大爷一样骂骂咧咧，但绝不骂我。只可惜父亲总是炖不出白白的鱼汤。很多回，父亲看着碗里的鱼汤，皱着眉头问我：为啥咱炖的鱼汤总是不白？我想了半天，告诉他：或许是没有加牛奶。父亲听后就低下了头。我们家哪来的牛奶。可鱼汤白不白不是啥大事，有鱼吃就好。我其实只喜欢逮，不喜欢吃。父亲正好反着。我兴冲冲回家正要拿家伙去旺河，不料父亲说快吃饭，吃完饭和我把棒子秸垛起来。我有点沮丧，不太情愿，可我已经连着玩了好几天了，不好意思拒绝父亲这点要求。没办法，我和父亲一直干到太阳将要落山。整个下午，我都心不在焉。

麻雀们在村庄里吵成了一锅粥。这些家伙们聚集在老榆树上，屋顶上，激烈地争吵。偶尔，有一两只麻雀，于美丽的霞光里掠过，闷闷地一声不吭，像光哥奋力投出去的一颗石子，从田野飞向村庄。总有一些晚归者，人也罢，麻雀也罢。麻雀也在村庄里过夜。这些小家伙，有的宿在屋檐下面的窝里，有的抓在屋内的墙上，那些特别不怕冷的，干脆睡在树上。在入睡之前，要好好热闹热闹。这和村里的人们一样。村里的人们，在外面忙活一天，傍晚时分回到村里，一家人凑到一起，说说这一天的事情，商量商量晚上烧啥汤，做啥饭，是否拌个辣椒白菜丝。邻里街坊碰了面，说说一天的见闻，说道说道黄店的豆腐，耿家的豆油，问问沙窝村的供销门市部一次最多能打多少灯油，乡里的电影放映队都去了哪些村，估计啥时候能来我们村里演一场。

太阳咕嘟一声坠入了深渊，火烧云紧跟着往下黯淡，就像灶里的柴火烧尽了，火光就暗了。我背着一包草往回走。我还惦记着那一洼鱼。我担心母亲骂我太磨蹭。我觉得天大地大天空地也空。我觉得我有一点冷。我觉得我很渺小，小得如同树上的一只小麻雀，虽然五脏俱全，却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大的地方。我不再敢往西面看，也不敢回头看北边，这两个方向的远处，都有坟群，西边的很陌生，北边的却很熟悉，有的还是我眼看着堆起来的。路边的草丛里，偶尔遗落着一穗高粱，一个玉米棒子。要是我父亲看到了，一定捡回家，顺手扔到屋顶上。他连一根棒子秸都往家捡，何况是粮食。一畦白萝卜还待在地里，歪着身子，探头探脑。还有拳头大的茄子挂在干枯的枝上，我喜欢吃霜打后的茄子，有一股子浓浓的过期的太阳味。我背着草进了胡同。南坡家的烟囱冒着浓烟。南坡今天下午肯定打到了兔子，我和父亲垛棒子秸时，听见了三声闷闷的枪响。南坡的三个儿子这下子可又恣大了。二奶奶打胡同南头走过来，迎面碰上了四婶子。四婶子抢着搭话：二婶子，烧中了么？二奶奶晃着小脚，回答得很快性：烧中了，你烧中了么？四婶子说：烧中了，我去看看俺娘，她这两天身上不得劲。

夜的大幕哗一下撒下来。

我不敢怠慢，就着一股子烟火气，匆匆进了自家大门。

作者简介

杨立宇，史志干部。喜欢文史，业余写作。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变迁。多写农村题材的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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