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舅爷东来

东洋江与西洋江，不过隔着一个大湾。

我家在东洋江，但挨着湾住，成天围着湾转，“东、西”两字不过是个称呼罢，在我眼里两村界限并不明显。小学三年级，东洋江小学合并到西洋江小学，我又往西边跑了一年多，那个时候，脑子里哪有“东、西”之分？不过一个洋江罢！

还不止这些。奶奶的娘家就在西洋江村，大湾的西北方向，沿着湾心望去，能看见娘家屋顶那高耸的烟囱。大湾有涝有旱。夏季雨多了，湾水浩浩荡荡，从南汹涌到北，吐出白花花的水沫子，像黄牛嘴里反刍的粘液；进入秋冬，水凉了，也沉了，湾身消瘦下去，这时候，从湾中水浅的地方，凸出一段十米左右的“土脊”，像从地下伸出一只粗壮的胳膊，恰好将东西两地连接起来。就是这根“胳膊”，拉近了我与西洋江的距离，去奶奶娘家不用转弯了，次数便勤了些。有时跟着奶奶去，看她小脚一颠一颠，看稠密的苇林坠向湾面一颤一颤，看湖面涟漪一卷一卷，竟分不清这弯弯曲曲的小路，是去东洋江、还是西洋江了！

不过十分钟的路程，就能看见奶奶娘家的小院。那时老姥娘尚在，跟着舅爷东来住。奶奶兄妹四个，舅爷东来最小，比奶奶小近二十岁，比我父亲也仅年长五岁。在我印象里，他留着并不时髦但齐眉齐耳的头发，瘦长冷峭的四方脸，一身蓝色粗布褂裤，俊俏、干练、年轻，和满院子里哥哥姐姐嫂子们比起来，那么地与众不同。他言行有板有眼，举止紧慢得体，丝毫不见庄稼汉的粗粝和蛮劲，绝不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就连他去喂牛，那黄牛都认生似的，晃着牛头往后退几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教书先生，不在东、西洋江，而是在村北的南洼小学。知道他是老师后，再见他忽然多了几分异样，这大概是孩子见到“老师”后的通病吧，生怕他会问这问那，还会板起脸来，像杨老师那样大声地批评人；就连去他家的那条小路也觉不出生动有趣了。那段时间，我跟着经常回娘家的奶奶度过了一段忐忑岁月。期间，尽管也跟着小表叔窜出去，河里摸鱼，树上摘枣，地里偷瓜，但每每回到院里，仿佛一下子跳进了校园，赶紧扑啦扑啦身上，快速收起肆意的笑，蹑手蹑脚、探头探脑。看见他，心里“咯噔”一下，生怕方才做的错事，已提前被他掌握了；但见他冲我们“咯咯”发笑，那一瞬间，他不过是父亲、舅爷的角色，又令我暖意渐生。那段时光随着老姥娘的去世渐渐散去，时间不长，却弥足珍贵。

他也经常去我家里，特别是在老姥娘过世后。常见的是他自己一个人，锁着眉头，足下生风，奶奶有时在喂鸡，有时在做饭，忽地就听见门口一阵熟悉的叫喊：大姐姐，我来了！

他很少进屋，站在院子里就和奶奶说个不停，仿佛有一肚子的心事。奶奶长姐如母，尽管没啥文化，但在这个最小的弟弟面前，却展现出了少有的沉稳从容，东家长李家短地和他论理，直到舅爷那拧在眉心的疙瘩渐渐散开，笑容爬上脸颊，最后发出“咯咯”笑了，才肯进屋，才肯喝爷爷泡的茉莉茶。奶奶以大姐的口吻埋怨道：东来就是犟、真犟！听到埋怨，舅爷反而笑得更天真爽朗，像孩子一样。我对这笑并不陌生，那是以前跟着奶奶回娘家，他在老姥娘面前，一样的乐笑，却不再一样的光景了。

南洼离洋江毕竟有段距离，除了平日串门，我也鲜能和他碰面。上初一的那年冬季，大赵中学举办了一场语数外三科竞赛。我的考场，恰好分在了南洼小学。一大早，我骑着自行车还未进入校门，他已经站在门口等着我了，先把我领进了教师办公室，里面烧着碳炉子，热气腾腾，烟气袅袅。这是我第一次在家外和他谋面。他边和其他老师介绍着我，边问我一些事，诸如怎么来的啊，复习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信心拿好成绩啊，等等。三言两语下来，我第一次感觉在老师们中间也不是那么紧张和压抑。考试间隙，他又把我叫进屋里，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包夹心鸳鸯饼干，那可是我们眼中的美食呀！我确实有点饿了，也不客气，拿起来就香喷喷地吃起来。他坐在椅子上，正好把我搂在怀里，前面就是烧得通红的炉子。他不停地往里加碳，暖烘烘的气体从炉子中发散出来，扑打到我们的脸上，我们的脸上热乎乎的、红彤彤的。我们轻松自在地聊着考题，哪个难哪个易，哪个对哪个错，笑声随着火光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一整天的考试，我感觉轻松自如、信心十足。一周后，成绩出来了，我破天荒考了年级第一。每每想起来，是否得益于他在火炉旁的宽慰与鼓励呢？

这个年轻的“教书匠”，已不再是严厉和古板的化身。他尽管从未教过我，但以后去他家里，看墙上挂着的一幅幅小学毕业照，他端坐在学生中间，流走的是一波波学生，不变的，则是他温情灿烂的笑容，数十年如一日。我也听自己的老师聊起来，说你那个舅爷，很认真很能干，是个好老师，就是脾气急了点。到了内退的年纪，他已微微发福，四方脸上的赘肉垂下来，满头的黑发也被沧桑的平头取代。此时的他领着丰厚的退休金，过起了照看孙女的天伦。日子如果这么继续下去，可能平淡些，但也会是夕阳红透天下桃李。2010年某日，就在我参加工作后不久，突然听说他住院了，而且是很严重的病。父亲说，脑中风，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就躺了好几天。我很惊诧，这种病，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舅爷出院不久，父亲就带着我和奶奶去东营看他。推开门的一刹那，他正坐在椅子上望着我们，特别是看到奶奶蹒跚进屋，竟“嘤嘤”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泣。只不过此时，因为语言障碍，他的哭声已经发不清楚。他的左半身，包括胳膊腿，已经不听使唤。这也让他只能坐着，偶尔用右半身艰难地挪搓挪搓，防止整个身体僵硬。奶奶在他面前站了好久才坐下，嘴里始终一句话，就是“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她能做的，也大概只有这些了。

病魔虽恶，但好在送医及时；后期吃药护理，又有舅奶表叔悉心照料，除了行动不便，他的气色越来越好，头发也黑密了。逢年过节在家里见面，他用并不清楚的语言絮叨的也多了，说到高兴处还会“咯咯”笑，片刻的满足充盈在里面；说到伤心处，尤其是这病情，他在爷爷奶奶面前也会激动到颤抖，甚至是大声哭泣。父亲和他从小玩到大，便故意转移话题，和他聊小时候怎样怎样，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一家人的思绪，又会神游到当年的洋江，当年的矮房，当年的光景，话语渐渐少了，眼眸子却个个清澈起来。不知为何，见到他，我原本模糊的洋江地界，总会变得清晰起来，仿佛他坐的那边就是西洋江，我坐的这边就是东洋江。中间那碧绿的茶水明镜一般，就是那明晃晃的大湾了。或许，唯有他，唯有他家那个小院，大概是我对西洋江最熟悉的人物了，他们自然成了我心中西洋江的标志和符号。临走了，他坚持自己走出去，费力地晃动着左半身，一颠一颠，多像一个刚想学走路的婴孩！表叔把他扶上车，他在车里看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也注视着他，此刻只有寂静，无需太多语言了。

这种现状维持了十年左右。去年六月，他第二次中风住院，便再也没有醒来。算来年纪，也不过六十六岁。悲痛之余，生活还得继续，抑或，对于他来讲，也未尝不是一种超生的解脱。只不过，洋江依旧在，物事人已非。回头再看西洋江，奶奶娘家那座久经风雨的小院，在修修整整里依然伫立，却人去屋空，空留一副骨架，给我对西洋江的记忆，涂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灰色。

去年国庆，《东洋江村志》出版。东、西洋江的界限以史料形式再次框定。某日，在翻阅村志时，父亲忽然说：“这张照片里，有你东来舅爷！”在一副记录村庄文化广场的图片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果然定格着一个低头向外疾走的中年人，尽管只是侧面，但是舅爷无疑。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有什么事？已无从问起。在那一刻，东洋江、西洋江，界限又模糊起来，仿佛因了他出现在那里，两个地方相融为一体了。

（摄影    曹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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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连峰，山东利津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现供职于省直机关。业余创作小说和散文，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当代小说》《风筝都》及地方日报等报纸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