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后,新政还没有开始,李鸿章就翘了,他留下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就落到了袁世凯头上。这个位置,是晚清最重要的地方大员,而一只手,可以伸到了朝廷。这使得新政开始之后,袁世凯成为新政最主要的推动者,而他治下的直隶,也成了新政的模范省,尽管,当时并没有模范省这个叫法。
尽管袁世凯新政干得欢,但朝廷的大权,却依旧牢牢地掌握在西太后那拉氏的手里,袁世凯为了稳住他的地位,一来得通过李莲英固宠,二来,得牢牢拉住当朝最得西太后信任的庆亲王奕劻,为此,他可是没少花钱。所以,新政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一方面,新政有新气象,诸事维新,另一方面,新政里面的脏事不少。至少为了让改革能够得到推进,袁世凯必须容忍麾下干脏活,贪腐,只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尽管人们知道,所谓的新政,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抄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抄可是抄,但西太后却却不容忍康梁卷土重来,连露面都不行。康梁流亡海外之后,骂西太后不过是先帝一小妾,可是戳了那拉氏的肺管子,所以,别的戊戌时期被处分的官员可以开复,康梁和康梁有关的人,却一个都不饶。当时的社会,呈现出一种莫名的吊诡,既然新政在抄维新的旧稿,就说明当年康梁干的是对的,但干得对的,却依旧是大逆不道,依照西太后的逻辑,她跟光绪的隔阂,就是因为康梁调拨的结果。所以,尽管新政以来,康梁也食指大动,不时地派人回来,窥探风向,伺机而动。但是,只要西太后知道了,定抓不饶。当然,抓不到,也就算了。1906年,两个康梁的门徒吴道明和范履祥从日本来到了天津,天津虽然租界林立,但毕竟比不得上海,袁世凯在天津办警察,效率颇高,两人到了天津不久,就被警探抓住,送交北洋营务处。袁世凯在请示了西太后之后,秘密将两人处死。当时正在进行司法改革,直隶也是模仿,这两人不经审判就秘密处死,显然大有违法治精神,但太后的旨意,袁世凯怎么能违拗呢?尽管已经是新政时期,替太后干脏活,也是臣子,尤其是袁世凯这样意欲大显身手的重臣的应有之义。所以,人就这样给杀了。只是,在当时,没有什么事儿是可以完全保密的,连西太后杖杀沈荩,都能被天津的大公报给打听到,袁世凯杀人哪里可以捂严实了?尽管,新闻界很快就知道了消息,但却无人敢报。当时在北京主持京话日本的报人彭翼仲,却感到有必要捅这个篓子,他在派人核实之后,竟然将此事报道了出来。虽然,对付报人,朝廷没办法像对付康党一样,一刀杀了,毕竟有苏报案和沈荩案的前车在。但是,又不能不处理,不处理,西太后老佛爷不干。于是,当时做着新成立的巡警部侍郎的赵秉钧,就再一次替他的主子袁世凯干一回脏活,把京话日报报馆给封了,把彭翼仲给抓了。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彭翼仲解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种处分,原本是对付官员的,彭翼仲是个报人,这样处理,非常荒唐。荒唐可是荒唐,但快刀斩乱麻,副作用小,而且,没有将人打入刑部大牢,舆论上也说得过去,关键是,在西太后哪儿,可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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