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毛泽东有强悍的驾驭全局的能力？

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当历史的脚步迈进1936年后，

中国的局势日益动荡、复杂和严峻起来：

外有日寇日益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它不满足于侵占中国的东北，

已经把它的魔爪伸向了华北，

并且觊觎中国更多的大好河山；

内有蒋介石置日寇侵略于不顾而顽固不化地追剿红军，

还有不少亲日势力蠢蠢欲动。

在这样复杂又严峻的形势下，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的毛泽东，

只要在决策上失误一次或者在行动上走错一步，

都可能给党和红军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后果，

这时候的毛泽东面临的压力之巨和挑战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所幸的是，

自从历史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

他就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他总是以强悍的驾驭全局的能力带领大家一路披荆斩棘、化险为夷，

终于让党中央和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现在面对这种复杂而又严峻的形势，

毛泽东同样没有令大家失望，

形势越复杂、越严峻、越艰难，

越能彰显他强悍的驾驭全局的能力。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此时的蒋介石虽然仍坚持要以武力剿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

但随着日寇侵略的扩大、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日寇的态度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

这个微妙的转变就是蒋介石通过多种途径试图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

国民党当局把要求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及时送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手里，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即提出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五项原则，

其核心内容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由此恢复了国共两党中央中断了近10年的联系。

毛泽东根据掌握的各方面情况，

在1936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认为“蒋介石有抗日的要求”，

毛泽东在会后为促进与国民党当局的接触和谈判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

4、5月间，

毛泽东提出不宜再发布“讨蒋令”，

而应该是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

当时日寇步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不但让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

同样也威胁着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地位，

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南京政府许多人也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情绪。

蒋介石原本以为日寇的侵略会适可而止，

他也曾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以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但日寇在华北的嚣张侵略行动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已经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

迫于此，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才不得不考虑大幅调整对日政策。

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7月，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讲话中表示，

国民党政府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

表明他离走向抗日又更近了一步。

8月，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听取了潘汉年关于同国民党会谈的情况的汇报后，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现在不适合提“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而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

但同时也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

必须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就是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党的统战方针由“反蒋抗日”正式转变为“逼蒋抗日”，

很显然，

全国形势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这是毛泽东强悍的驾驭全局能力的一个缩影，

此后，

在这个方针的引领下，

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0月8日，

正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广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时，

蒋介石在解决了李宗仁等人发起的“两广事变”后，

竟然突然向陕甘地区增兵，

企图再次借机剿灭红军。

内战再度一触即发，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决定周恩来暂时不去广州，

改由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初步谈判。

国民党起初在谈判中态度非常嚣张地提出要取消共产党的政权，

在胡宗南部被红军挫败后，

他们又派人赶紧联系潘汉年，

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就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当局的反复无常的作派。

12月，

毛泽东率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

一方面批评他在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候还要打内战的错误行径，

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当机立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但蒋介石却把毛泽东主动示好的信号认为是软弱可欺，

竟然再次调集30万军队围剿红军。

蒋介石还于12月4日带着一干党政要员飞抵西安，

给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后通牒，

逼迫他们把部队开赴陕甘前线去围剿红军。

张杨二人痛哭流涕地苦谏蒋介石，

反被蒋介石严厉训斥，

两人最终痛下决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西安事变”的发生非常突然，

中共中央对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还要进一步了解和观察。

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具有抗日反卖国贼的革命意义，

提出了“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控制南京，

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进而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的应对措施。

毛泽东在会上反驳了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

他提出“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的主张，

并于当天致电张学良，

将派出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话剧剧照）

15日，

毛泽东率14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党和南京政府，

呼吁绝不可发动空前内战，

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

周恩来17日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抵达西安，

随即以巨大的精力和高度的智慧投入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中去。

周恩来在西安随时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同时又获悉日寇扬言如果南京与张杨二人妥协，

日本将不能坐视不管，

日本关东军还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

毛泽东在综合分析所有信息和情报的情况下，

作出了“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

并再次致电国民党中央强调“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掌握了各方面情况后，

于12月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和结论，

他认为一方面南京要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二人，

这是不利于抗日的、黑暗的方面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西安事变是由于蒋介石不抗日却剿共而造成的，

这就能促使抗日的力量与亲日的力量进一步分化，

使抗日的力量更为扩大，

这是光明的一面。

所以，

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发扬好的方面、打击黑暗的方面，

毛泽东明确提出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

他的主张得到了政治局内部非常一致的支持。

才干杰出的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

极富智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方针，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张杨二人和南京政府代表三方的共同努力之下，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10年内战，

标志着毛泽东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也彰显了毛泽东强悍的驾驭全局的能力——

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非常大的突然性，

毛泽东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的决策，

这在当时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

尤其是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

有过各种不同的意见，

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到底应该采用哪一种意见，

这些都非常考验毛泽东驾驭全局的能力。

难能可贵的是，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独立自主地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方针，

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自此打开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通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中非常了不起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