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资治通鉴》是帝王之书？

文 / 丧心病狂刘老湿，简书签约作者

大家应该都知道，《资治通鉴》这书跟一般史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神宗皇帝御笔钦点“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帝王之书。可都是史书，凭什么你御笔一点就是成了帝王之书呢？《汉书》《史记》等一众史书为什么就不能算是帝王之书了呢？

咱们不如简单看看，这书里到底讲了些什么。

一、成书背景

司马光基本是在洛阳以“地穴领主”的模式写成这本书的——当年他与王安石撕逼失败，愤然离开中央，在洛阳潜心写书，由于洛阳的夏天对胖子不太友好，所以他只好找人在洛阳挖了个地下室避暑写书。

所以咱们就能知道，司马光写这书时，心情绝对算不上美丽。一方面是自己恨得牙根都痒痒的王安石在朝廷里翻云覆雨，一方面是除了编书之外什么都不用管的自己，你猜他会不会努力的把自己的政治思想跟理念写到这本书里呢？

绝对会。

这里咱们补充个背景，司马光在神宗死后迅速被召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这让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些年编纂资治通鉴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与影响力。可反过来看，为什么编纂一部史书就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其实答案还得从仁宗那里说起，仁宗在位的时候觉得旧唐书写的太完蛋了，需要大改。于是组织人手写了《新唐书》，在《新唐书》的序里，仁宗表达了自己对史书的看法：

古之为国者法后王,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贤相,相与经营扶持之,其盛德显功,美政善谋,固己多矣。而史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择廷臣,笔削《旧书》,勒成一家。

请大家注意：“而史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那么什么样的史书皇上不恨呢？

能让兴败成坏之迹完全凸显出来的书呗。

所以北宋特别注重修史，历史学家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而《资治通鉴》，恰恰就是一本专门写“兴败成坏之迹”的书，那么你说这书不算帝王书，还有哪本书能算呢？

二、与其他史书的对比

所以说到这里，咱们具体看看资治通鉴跟别的史书不一样的地方在哪——说到这个问题上，咱们得感谢明代的严衍，这哥们觉得资治通鉴好是好，但是“多所阔略”的问题实在严重，所以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一本《资治通鉴补，“阙者补之，讹者订之”。所以咱们能够十分直观的看到资治通鉴是怎样对史书原文进行修改的，而搞懂了司马光为什么要这么修改，咱们也就自然能明白为什么《资治通鉴》是帝王书了。

以汉景帝驾崩这事来说，《资治通鉴》写西汉，最重要的参考资料自然是《汉书》。然而《汉书》对皇帝做总结陈词，向来都是放在皇帝大行以后的。而司马光此处却以一反常态，先是把武帝封母舅这事说了，然后再做总结陈词。最要紧的一点是，后面还续上了一段《史记·平准书》中的话，也就是最后的那段“汉兴，接秦之弊……”

这段的全文比较长，我放上来大家可以看看

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山 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需要注意的是，最后这句“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既不是史记里的话，也不是汉书里的话，而是司马光自己说的——而且没用“臣光曰”，而是直接掺到了原文里，属于妥妥的夹带私货。然后下一卷开始，就是武帝改元，所以这段话的用意也就呼之欲出了。

我个人认为，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资治通鉴》与其他史书在叙事手段与目的上的区别。《汉书》的叙事，依然是侧重对“事”的记载，而《资治通鉴》通过对武帝封母舅这事的前移，与后面评论的增加，打破了这种以“事”为中心的叙事方式，形成了一种以“执政理念”为中心的叙事方式。

三、《通鉴》的史料组织特点

所以现在咱们再跳出来，回头看看卷十七到卷二十二，就能清楚的看到司马光是怎么为了向统治者讲明白治国的道理而进行叙事的了。他先是用“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开了个头，最后用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於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收了个尾。中间所有的史料组织，都是围绕着自己前后的这两个观点展开的，甚至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大幅度删改了一些内容。那么假如你是统治者，看到这你还能不明白司马光讲的是什么吗？

你当然明白：

那就是践行科学发展观，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啊！

由于《资治通鉴》是本帝王书，那么书中史料就必须要逻辑自洽，否则就没办法让皇帝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干。所以司马光干脆在一些问题上开了脑洞，合理的脑补了一些事情，以便让一些没有确切记载的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比如说唐太宗即位之初 “诸将争功”这事，资治通鉴的记载是这样的：

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宣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可能有的同学看不耐烦，咱们解释一下，这段的叙事大概是这样的“颁诏赏功——诸将撕逼争功——李世民安抚释疑——大家表示我们就服你李世民——房玄龄与李世民讨论选人用人方针政策”。可在实际情况中，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诸将争功这事的先后顺序是不确定的。唐会要里并没有具体记载诸将撕逼是发生在颁诏当日还是事前——从原文中看，发生在事前的可能性还大一点：

初，将军邱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淮安王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宜妄诉。——唐会要

第二，是房玄龄跟李世民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根本就是不确定的。

由于诸将争功这事直接涉及到李世民同学上台之后的权力重组与选人用人问题，所以司马光无论如何都没法绕过去。然而如果你不给他逻辑自洽了吧，就没法支撑后面李世民用人“至公无私”、“择贤才而用之”的论点，你没法支撑这个论点，那还跟皇上讲个什么劲？

那怎么办呢？

好办，咱们直接按照有利于展开论述的原则，把史料重组不久得了。

所以有了咱们看到的这个“诸将争功”的版本。

通过把两段原本没什么关系的史料进行重组，顺便调整了一些史料的时间顺序，司马光对李世民的用人之道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而在这其中，在《旧唐书》中明显跟李世民关系密切的李神通为了衬托李世民的英明神武而被塑造成了一个小反派，李世民“至公无私”的治国之道则被拔高了出来。要知道，李世民原本说的是

叔父虽得率兵。未尝身履行阵。

而到了司马光这，就变成了

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

连定性都变了好么……

所以说到最后，我觉得还是以司马光本人的话来做个结尾比较好。司马光说“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而他的书则是“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所以我“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史”，就是为了让皇上你“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枪非”。话说得如此明白，就只差在通鉴的封皮上写下帝王书三个大字了。咱们的司马砸缸，也算是用心良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