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8月，巴黎的《辩论报》开始连载《基督山伯爵》，作者的名字叫大仲马。
大仲马生活在法国文学群星璀璨的时代，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拜楼，如雷贯耳的名声下是飞扬的文采，以及笔下一个又一个鲜衣怒马的魂灵。
岁月如河，在时间的沉淀下十九世纪的作品流传至今，众所熟知的不过寥寥，有一本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大仲马的这本《基督山伯爵》。
这是一本100多万字的巨著，洋洋洒洒的百万字下来，就像看了10万字一样令人欲罢不能。百年前便有痴狂读者不惜重金贿赂印刷厂的排版工人，只为在第二天来到前先睹为快。
而《基督山》的魅力又不止于此，它所迷惑的不仅是19世纪的法国读者，世界各地慕名而来一口气读下来的亦不在少数。
影视版《基督山伯爵》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是十九世纪的一千零一夜，是阿里巴巴的冒险，也是堂吉诃德式的游历，更是复仇小说的始祖。
电影《肖生克的救赎》里有它的影子，而意大利一座岛屿至今仍流传着它的神话，《基督山伯爵》就像是一个集复仇，探险，爱情的奇幻故事。
整部小说都在宣称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我恨我的人”，大仲马不仅描写了扬善惩恶，更讲述了熊熊燃烧的复仇转变为宽恕的故事，他借由爱德蒙这个人物告诉我们：想要重新获取幸福，就要放下才能不被辜负。
今天我就借用本书的主题“复仇”，围绕爱德蒙这个角色解读小说，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结合现实意义，浅谈小说带给现代青年的思考。
爱德蒙·唐泰斯显然关系到这本书的成功与否，幸运的是大仲马不仅对人物的内心进行深刻的剖析，还将人物心理融入一环扣一环的情节之上，二者不断升华成就了一个善恶分明，果敢坚毅，聪慧正直的青年人。
在小说中爱德蒙进监狱的前后对比是极具视觉冲突的，没有进监狱前的爱德蒙是一个热情洋溢，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水手。在监狱神甫的教导下，爱德蒙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例如博学多智，富比王国，眼神阴郁，气质超群，前后两者的对比愈深刻，人物的戏剧冲突也就愈加强烈。
如果说我们给爱德蒙的前后贴上标签，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同：之前的爱德蒙是一位善良正直，技艺精湛的水手，而被迫害至监狱或是处于复仇阶段的爱德蒙，很难给他一个清晰的标签或定义。
影视版《基督山伯爵》
19岁进监狱，14年后逃狱，逃狱出来的爱德蒙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改变：
首先是身份上的转变，他需要隐姓埋名才能复仇，之后无论是水手辛巴德还是英国商人意大利神甫，都是爱德蒙借用的社交外衣；其二是心理上的转变，逃狱后的爱德蒙想要敌人尝到恶有恶报的苦果，他将自身的苦难化成一枚枚尖锐的剑。
然而，无论是被迫丢弃原来的身份也好，还是回忆起曾经遭受过的苦难经历也好，爱德蒙想要的从来不是真正的复仇，而是意图追回他曾经拥有过的青春和生活。
这种追回才是他想要复仇的契机，不幸的是爱德蒙一开始被仇恨蒙蔽了双眼，遮住了他内心的善，而神甫送给他的意外财富成为他内心衡量善恶的标尺，就这样爱德蒙在复仇时把自己当做了上帝的化身。
经过八年时间的缜密策划，找足了充分的证据，将三位仇人逐一击破，将他们逼向绝境，当所有人误以为是自己的行为惹怒了上帝时，谁都没有想到是有人借用上帝之手，迫使他们成为棋盘上的“玩偶”。
爱德蒙复仇的这三个人，几乎一个比一个恶劣，这三个反面人物使爱德蒙的形象更加鲜明，达到入木三分的艺术效果。
从这几点可以看出，这三个人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迫害爱德蒙而完成自己的私欲，这是典型的利己主义的恶的代表。
爱德蒙在监狱里通过神甫了解真相，这三个人的恶就像复制品一样，在爱德蒙的内心深处产生了罪恶的源头。因此当他出狱亲眼见到妻子变成他人的妻子，父亲死于饿死的情况下，恶的源头就成为一片充满血肉的荆棘，禁锢了爱德蒙天然的正直与善良。
另一方面，小说中也有代表善的人物，老船主莫雷尔夫家族冒着政治风险多次营救被捕的爱德蒙，在爱德蒙不幸入狱后仍接济爱德蒙贫病相交的老父亲，即使自身难保，也冒险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这份奉献的友爱精神是书中扬善的主要部分。
在爱德蒙的复仇中，这份善与恶时不时的相互对抗，他所做的复仇尽管看起来惊心动魄，可实际上恶的天平里往往有善的种子，两者相互对抗产生矛盾。
这也注定会使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不是完美的，纯粹的复仇，除了上文所说他想要追回的是无法再生的事务，更重要的是爱德蒙的善即使曾被仇恨掩盖，依旧会发出像宝石一样的光。
在大仲马的笔下，伯爵先开始的复仇是丝丝入扣的，他凭借上帝之手将仇恨依次回报，给予曾经的敌人强烈的反击。伯爵的复仇之路就像一张纵横交织的网，他将恶人打尽固然值得拍手称快，可不幸的是，伯爵也在同一时间成为被桎梏在网上的蜘蛛，沉入恶的地狱。
一般来说，小说的情节是服务于人物心理的，基督山复仇的故事也是这样——百余万字的长卷中，他的复仇占到五分之四。在整个复仇过程中，他的计谋与狠毒固然令敌人胆战心惊，可有些手段确实过于极端。
从以上的复仇之路可以看到，如果说基督山伯爵对情敌费尔南的复仇还是正义的，那么到了维尔福这里就是罪恶的边缘，一副人间里的地狱惨象。
此时爱德蒙与恶人的角色完全置换，曾经的坏人成为了弱者，而曾经的弱者成为决定他们命运的强者。
面对维尔福的不幸，基督山脸色苍白，他领悟到他的报复超越了限度，他感到他不能再说“上帝与我同在”这句话了。
爱德蒙用金钱换取权利，用权利进行复仇本身无可厚非，但在这条通向地狱的路上，稍有差池便一步踏错。基督山伯爵所谓的正义，很有可能陷入罪恶的境地。
幸运的是，基督山的身上还留存着一丝宝贵的善，正是这份善让他对维尔福的不幸感同身受，也是这份善让他意识到仇恨带来的唯有痛苦。爱德蒙的内心对复仇产生了自我怀疑，这也是小说后半部分主要讲述的一点。
的确，他的生命确实有一段乐章被桎梏在阴森的监狱，而那个仇人娶了他的妻子，抢了他的船只，饿死了他的父亲，屠戮了他的美好生活……他如此在意自己的失去，却从未想过自己得到了什么。
那些失去的再也不能回来，而得到的却能够成为永恒的希望。最后，爱德蒙选择原谅唐格拉尔的罪恶，这不仅是放下仇恨得到救赎，更是放下了对自身的枷锁，从而洗净铅华，回归到真正的身份。
小说结尾，基督山放弃了财富带着海黛的爱离开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向何方，只知道此时的爱德蒙不再把自己当做上帝的化身，也理解了发生在他身上难以置信的苦难，他变得谦卑又充满感激。
他终于理解了生活的真谛，彻悟了法里亚神甫的关于希望而不是复仇的教诲：“世上与其说存在幸福和不幸，不如说只存在两者的对比，因此要理解生命的价值。一个人只有经历过对死亡的渴望，才能真正体会到生命所有的馈赠。”
《基督山伯爵》虽然是一本通俗读物，可它里面有很多广泛而深刻的议题，比如适度运用金钱的力量，以及历经苦难如何面对生活，这些对于两个世纪以后的我们来说，依旧有其现实意义。
大仲马写《基督山伯爵》的背景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期，因此这本小说也不免烙有金钱的力量，将人与人的关系摆放到赤裸裸的金钱面前，没有一丝委婉的余地。
一般来说，正确的描写金钱的作用，会给作品带来更深刻的价值，可惜在大仲马的笔下却忽略了这一点。小说中爱德蒙出狱后的首要手段，就是用金钱跨越社交笼络人心，利用人心对金钱的欲望惩戒仇人，甚至将金钱当做唯一性，看做自己复仇的标尺。
从整部小说的倾向里，大仲马对金钱的刻画固然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夸大的歌颂，他宣传了一种“金钱能支配一切”的思想，在小说中，金钱是害人的源头，也是复仇的源头。
就像书中的维尔福一家，维尔福先生自私自利，为了金钱凭借法官的身份陷害他人，而维尔福的夫人则更为卑劣，只为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就不惜毒死四个人生命。更为滑稽的是，维尔福一家不惜一切代价换取钱财，最终却依旧两手空空。
而与维尔福相对的莫雷尔才是值得赞扬的，面对基督山伯爵馈赠给他的滔天财富，莫雷尔并不以金钱当做自己获得幸福的标尺，最后反而获得了意外之财。
相比19世纪，如今物质世界飞速发展，人们的欲望和金钱的地位似乎越来越高，人性的选择也就愈发矛盾，是舍去本心走罪恶的捷径摄取财富，还是踏踏实实依靠自身慢慢积累，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人类的原罪。
《基督山伯爵》的世界是大仲马笔下幻想的乌托邦，小说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无论是情节设计还是角色都分外鲜明，同时带有“非现实”的奇幻色彩。
拿书中的主角爱德蒙来说，他遭遇了十四年的牢狱之灾，也得到非常人所及的巨额财富，出狱后一路顺畅无阻的复仇，复仇后再畅通无阻的抱得美人归，从此选择归隐……爱德蒙的奇遇人生，就是大仲马为他所写的江湖世界。
这个江湖也是大仲马写给自己的江湖，可以说是缅怀纪念，是等待与希望，是精神世界的乌托邦。之所以这本小说百年来仍旧畅销，受众之广，就是因为大仲马在小说中写得每一种契机和变化，不仅是为角色服务，也是为读者的阅读体验服务的。
换句话说，大仲马无意像雨果一样写沉默而感伤的巨著，而是为了让人们在繁忙劳作后的休息时，提供一本茶余谈资，这种阅读体验不沉重，只有看完小说的放松与满足。
当我们看完《基督山》，就像陪同爱德蒙在这个乌托邦走了一圈，在伊夫堡阴暗的地牢中，在被抛尸的深邃海底中，在找到财宝的惊喜中，在面对仇人的怒火中，在看到爱人的心痛中，在复仇后的怀疑与迷茫中，在宽恕后的谦卑中，在云游四海的隐居中……
我得到了一句陪伴多年的哲理：“人类的一切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一百多万字的小说，讲述的不仅是复仇，更是宽恕与成长，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是爱德蒙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无知走向有知。也是陪同读者一起，感受其蕴藏在故事里的宝藏，这就是大仲马笔下的浪漫主义，也是我所摄取的“超现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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