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晚清的对外交涉每次都错？
周舆
自1840年以来，晚清政府不得不要与西人（也包括后起的日本）打交道。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而是让大清发生变革的时机。但遗憾的是，清廷的每次应对都错的离谱。
事实上，错误的对外交涉史，直接勾勒或主导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和走向。
晚清最重要的对外交涉有四次：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
清廷在这四次对外交涉中，都做出了错误选择，于国于民于清廷皆为不利。但从大历史维度去看，最终的“副作用”却还是推动了历史发展，也算是“歪打正着”的万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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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1，1856—1860），事情的本质是古老的传统社会迎面撞上了突如其来的西方社会。
这里考验的是，中国社会能否做出反应，反应是否及时，反应是否正确？
清廷的表现显然是不及格的——反应不及时，反应不正确，反应不到位。历时20年，被打了两次，才勉强打开国门。
那么及时和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在历史上存在过吗？
当然有的，那就是隔壁的日本。它是近代化的杰出（或唯一）范本。
日本的反应很及时，几艘“黑船”就吓得举国震惊，不再苟安度日；
日本的反应很正确，他们不是去抵制西方，而是改弦更张，向西方学习；
日本的反应很彻底，他们走上了“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道路。
不过，放眼整个世界近代史，能够及时做出反应而且是正确反应的，日本显然是独一份，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过于强求大清了。
日本处于典型的封建时代，有着一个独特而有活力有弹性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一个有活力有权力的精英阶层——中下级武士的存在，让日本社会能够幡然醒悟、断然图变。
而大清则“过犹不及”，两千年前就走进了专制主义时代，僵化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都成为近代化的严重阻碍。
因此，大清从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注定比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缺乏彻底变革的动力和内涵。清廷不仅反应不及时，而且应对也不彻底，30年后输给日本的根子早已埋下。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显然还确立了联俄制英的外交路线，把沙俄当成朋友，宁肯白给沙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尽量不给英法更多的好处。
显然，英法伤的是大清的面子，沙俄要的是里子但很给大清面子。而大清要的就是面子，可以不顾惜里子。不过在骨子里，清廷对沙俄还是有些怕，毕竟与沙俄接壤，担心它可能会灭了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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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年只引进近代企业和军事技术的“洋务运动”，大清在军事上获得了一定的改善，不仅保住了台湾，在“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中也没吃太大的亏，而且左宗棠还收复了新疆。假如清廷在对外交涉方面继续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那么这种“中兴”的假象也许还能维持更长一段时间。
但由于清廷小看了已经崛起的日本，继续插手朝鲜事务，最终在1894年与日本爆发了一场突发的战争。
这是一次很好的检验，因为两国都是前后脚地开始向西方学习，甚至大清比日本还早了几年，论经济和军事大清似乎都不比日本差。但问题是，大清只改了表面，而日本是表里一起改了，因此大清打不过日本，其实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日本打败大清当然不是出于侥幸，因为10年后它还将打败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帝国——沙俄。
甲午战争验证了清廷的“洋务运动”是失败的，只改经济和军事（也仅仅是部分的），而不像日本那样彻底改变制度、经济、文化和教育，那显然是不行的，这种改变是跛足的，早晚是要跌倒的。
甚至这回都不用西人出手，而让一个比大清变革还晚的“小老弟”出手，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清廷的好处是，每次挨打都还是有一些长进的。
比如这回就承认了制度确实落后了，于是变法维新（改变制度）运动起来了。只是当这场维新最终触及到最高权力归属时，老佛爷才无法忍受，于是断然扼杀了这场变革，不过她还是保留了像开办新式教育、发展经济等维新举措，因为这些看上去似乎人畜无害，很“中性”——当然，这些东西最终对清廷还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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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慈禧在对外交涉时显得比较急躁，因为洋人要“干涉”她继续执政。为此，她果断地支持义和团赶走一切洋人和洋货的运动，又向万国宣战，最终引来八国（实为11国）联军来伐。
这种与西方彻底撕破脸，想重新关上国门而抛弃近代化的思路，其实也不是老佛爷所独有，远的例子有1979年的伊朗，近的例子有刚刚进城的塔利班，不过他们至少要维持“洋务”的局面，伊朗自己也要糊一个盒子，而塔利班至少知道需要AK47。
当然，老佛爷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洋人进了北京。那时的洋人确实硬气，一语不合就发兵，不像现在的大爱左，对伊朗、俄罗斯啥的只会经济制裁，外加斩个把首。对于小小阿富汗，竟然也玩了个丢盔卸甲。
在这次浩劫中，占便宜最大的仍不是英法美，而是“恃宠而骄”的沙俄，人家老实不客气地占了全东北，如果不是4年后日本出兵东北，并在一年后将俄国人赶走，那么大清在1900年就已经把整个东北都丢了，山海关将成为中国的国境线。
庚子之役的好处是，中国上下都被打服了。
曾经无人问津的革命者孙文，现在于东京门庭若市；逃到海外的保皇派康有为，大把大把募来银子；国内的乡绅们开始名正言顺地推行立宪运动；事实上，连大难不死的老佛爷，也心有余悸地向洋人许诺开展“新政”——这一切如果发生于1840年或1861年，那中国将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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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对外交涉，其实是中国近代化的中心议题，直接关系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只要打开国门，大清就能获得发展，否则就会出各种问题。
有趣的是，虽然清廷挨过英法的打，但那些国家最终是要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最终是要帮助大清的；而沙俄似乎在处处维护清廷，结果却占了大清的最大便宜，从大清拿走了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仅就晚清而言）。损失的这些东西，是要不回来的。
但我们还是要感谢那时西人（也包括日本）与老佛爷兵戎相见的勇武，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是骡子是马拉出溜溜，这样避免了无休止的口炮和争论。
在现代社会，大致只有男足近似于曾经的战争。它的成色自然也很能说明问题，但也可以不认账，这就没辙了。
晚清是一个专制社会，在应对近代化的挑战时，朝廷与社会的利益往往是悖离和矛盾的，这使得大清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走的犹豫而缓慢，有时甚至还想走回头路。
老佛爷的对外交涉基本都是错的。但错到极处也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反转，那就是她真的敢想跟人家练练，这一练就彻底真相大白了。
她要是不想真练，这事更麻烦。
而一旦真相被获知或无可抵赖，那么历史无论如何都会有所进步的。
最终，中国的近代史还是要感谢老佛爷的。总体上看，晚清的近代化，在欧洲以外其实还是处于前三的位置。
2022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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