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尧臣的边塞诗(4)
上述几个特点，是梅尧臣的也是宋代边塞诗的 时代 特点。和盛唐边塞诗相比，宋人没有盛唐那样气势恢宏，也缺少威猛雄壮的气概。这固然是两朝武力强弱的差别，也是两个时代精神内涵迥异的反映。盛唐主动扩张，杀伐征
上述几个特点，是梅尧臣的也是宋代边塞诗的时代特点。和盛唐边塞诗相比，宋人没有盛唐那样气势恢宏，也缺少威猛雄壮的气概。这固然是两朝武力强弱的差别，也是两个时代精神内涵迥异的反映。盛唐主动扩张，杀伐征讨无往不胜，强迫四夷臣服；而宋代被动挨打，防御失措，屡遭败绩，屈己图安以“事夷狄”。这种大相径庭的时代特点表现于诗，自然会形成唐宋边塞诗主体风格的不同。前者往往有一种悲壮慷慨、所向无敌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之“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后者却时常表现出一种苍凉悲哀、每战必败的悲伤主义基调，如梅诗之“马乏人怠当劲虏，虽持利器安得强”，“遂令士卒愈沮气，欲使乘障胆不张”。
但是，宋承唐绪，虽然二者边塞诗风格迥异，但其相通之处仍然存在。比如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梅尧臣就继承了杜甫手眼诗法，其《田家语》、《汝坟贫女》的内在精神与杜诗《兵车行》、《石壕吏》等是相通的。唐诗中述边塞军营之劳苦，征人思妇的苦情等内容在宋人诗词中同样有所反映。
中国古代边塞文学源远流长，是与戍守征战伴随始终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相当研究价值的重要课题。研究这一课题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形成、融合互补与发展，对今天继承和发扬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对促进民族团结、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是，过去较多注重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很少涉及其它时代的边塞诗，更少涉及诗歌以外的其它文学形式；只注重于从汉民族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而很少反过来从其他少数民族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应当放开眼界，打破局限，立足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着眼于包括诗、文、词、乃至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在内的整个边塞文学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也许更有价值和意义。这是笔者在探讨梅尧臣和苏舜钦的边塞诗（苏之边塞诗另有专文论及）时产生的一些粗浅认识，附记于此，企盼得到学界的重视与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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