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本书。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我越发觉得这本书厚重深邃。

父亲生于1918年农历二月十八。当时家境贫寒，十九岁时祖父突然病逝，令这个本身很寒微的家庭雪上加霜。年轻的父亲一下子懵了，曾一度一蹶不振，走过一些弯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遇到了他的同堂亲房族兄毓榕（1898甘肃学院第九名秀才）指点迷津。从此，父亲与这位兄长结为忘年交，从他的教诲中知道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和真知灼见，并影响了父亲的一生。父亲早年在原“六德书院”读过一年书，粗识几个文字；但受这位有文化的族兄的影响，父亲懂得了很多人生哲理，知道了很多有文化价值的逸闻轶事。拙作《故乡轶事》中的很多情节系父亲口述，经整理才得以传播，否则就要被历史的烟云湮没。

父亲生性刚烈，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解放初期是蒋家湾农会的负责人之一，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当时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在疾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形势下，农会成员的自身素质，立场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有个别意志薄弱者甚至走到了斗争的反面。土改运动中，农会领导翻身群众斗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财产，如火如荼，仅“钰兴源”一户的银子可拉几车，绸缎细软无数。面对这大笔财富，个别农会成员便动了心。李秀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会成员，为农会掌管库房钥匙，但他经不住农会内部奸人诱惑，挑唆，与这些人密谋私分了一部分金银财宝和绸缎。事情很快败露，李秀成了众矢之的。斗争会的矛头立即转移，对准了李秀。父亲和李秀交情很深，很了解他的为人，知道是受人利用，一时糊涂，因此竭尽全力挽救保护。斗争会上“积极分子”冲上台唾，拔胡子，打耳光，骂李秀（无孩子）断根绝后，无所不用其极。李秀的身心受到了严重伤害，那地动山摇的斗争会场面，让人胆寒。据父亲讲，有些胆小的人尿都吓到裤裆里了。李秀于斗争会结束的当夜在关押地“李氏家祠”后院房内上吊自杀。这件事让父亲深深自责，后悔没有提前警告李秀，事情发生后又无力保护。父亲受到了强烈震撼，这才想起了族兄毓榕的忠告：“使官钱，喝冷酒，有的难过在后头”；“四个眼睛（分赃）的钱儿难使”这些话确实是至理名言。

在斗争地主的大会上，几个以前被“钰兴源”从死亡线上救活的孤儿，解放后，翻身做主人成了斗地主的先锋，言辞过激，唾骂，出手打人，这种戏剧性情节，带有新生政权农会的不成熟和那个时代的烙印。农会在后期讨论为地主预留生活用品时，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有的主张不按政策办事，做法偏激。父亲力排众议，坚持要留有一定余地，坦言地主也是人，也要生活，吃饭。父亲冒着别人说他走“地主路线”的风险据理力争，强调“钰兴源”民国18年曾开仓济穷，立义冢，放舍饭，救活了很多人，收养了十几个孤儿。人不能昧良心，做亏心事。事过三十多年后，“钰兴源”后人，中共地下党员李济川忆起往事，感慨万千。他不是感恩，他佩服父亲在那种政治形势下，仗义执言，敢说真话的勇气与良心！父亲文化水平低，思想也不激进，他本着“人要讲良心”这个朴素的为人准则说话行事。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再伟大的事情一旦背离了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建国初期父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名骨干。后被上级任命为蒋家湾首任水利主任，率领乡亲们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进行了艰苦的创业。蒋家湾解放前靠水车灌溉。解放后经历了井挂子、柴油机、电机提灌的发展过程。刚完成蒋家湾二级提灌的基础工程，父亲便受人诬陷，被撤职，开除党籍。面对厄运，父亲始终以超乎常人的坦然心态冷静对待眼前的一切。父亲忠心耿耿为大家办事，竟然落到这种地步！晚上抽着烟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进行反思，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这件事给一字不识的母亲种下了极深的影响。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曾调皮捣蛋，母亲吓唬我说要告到老师那里，让老师开除我的“党籍”，在善良的母亲想象中，“开除党籍”是最严厉的惩罚！

我九岁时上小学二年级。回想起童年的一些往事，心理有说不出的一种酸涩和幽怨。这种情绪的产生居然和父亲有关。记得那年春天，学校来了“新华书店”的巡回售书组，课间同学们争先恐后奔向书摊，购买自己心爱的书籍。其实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因囊中羞涩只是翻看而已。个别家境较好的同学买到了自己需要的书籍。这些同学让我心里羡慕极了。为了自己能有一本<<新华字典>>,我动了心思。从买到字典的同学手里先借上，然后趁回家吃早饭时，拿给父亲看。说老师让买的。父亲问：“你会查不会查？”我胆怯地说：“会查，”实际上碰都没碰过字典怎么会查呢？父亲说“你查个“崔”字让我看看。”我无奈顺手乱翻，正好翻到了“崔”。暗暗高兴自己运气好，便拿给父亲看。父亲确认了我会查字典，我很高兴，心想父亲肯定同意我买了，但没想到父亲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不买。现在说起来的确让人心酸，那本字典仅值六角钱，我不知道，父亲身上当时有没有六角钱？父亲虽无文化，但对文化是很看重的。也许他是真的拿不出那使我伤心的六角钱。这件事虽已过了50年，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让我记忆犹新。为此在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怨恨父亲。当我回学校向同学还字典时，眼中噙满了难过的泪花。我从小爱学习，尤爱学语文。多么迫切地希望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字典，因为字典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可惜那个年代买不起呀！因为那本字典，我常仰头遥望天空的云卷云舒，幻想云朵带走我的忧愁，放飞我的理想，实现我的梦想。当时“三年困难”时期的难熬岁月还未完全结束，国家和人民群众极度贫困。我们兄弟姐妹多，加上祖母，全家共九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养活。父亲为了不致我们兄弟姐妹饿死，在榆中北山地区（我们称之为南山里），以物换粮，拆东墙补西墙，卖光了家里什物，先后在那里背了14回粮食。这种贸易方式当时被称为“投机倒把”，是打击对象。为了躲避查粮队的围追堵截，父亲常常半夜摸黑上路，负重一百多斤粮食在冰天雪地的坎坷山路上艰难行走。有时要绕行20多里山路，以防粮食被无故没收，那样全家老小将面临绝境。“三年困难”时期庄子上饿死了很多人。我的祖母就是看到嗷嗷待哺的妹妹和我们快要饿死，她自己不吃饭，忧愁、抑郁而逝的。父亲总算是想尽了一切可想的办法，没让我们兄弟姐妹饿死一个。50年过去了，父亲当年枯瘦如柴，腰系草绳，迈着失重的步伐负重前行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尽管父亲这样拼命拉扯我们，但我记得几个姐妹仍然因营养不良浮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十几岁的少女穿的裤子补丁摞补丁，困苦之状难以言表！在那个年代，能保得住性命，不致饿死，已属万幸。虽然那本字典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身为人父，慢慢理解和原谅了父亲当时的苦衷，难处和无奈。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当时身上根本就没有那令人伤心的六角钱。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方净土，不用为钱而拼争，不为物质所左右，能够活出心灵的自由，或许，只会是屋檐下端坐着父母亲的那个家。

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的阴霾尚未完全消失，我们生产队已到了散伙的边缘，已穷到了极限，人心涣散，有些家庭已走上了讨饭之路。上面派了工作组进驻我们生产队，调查了解情况。记得工作组长是一位姓楚（音）的女干部，大家都称之为楚书记，为人和善，实事求是。她向群众了解：这个生产队到目前这种地步，难道就没有一个有能耐的人带领大家发展生产，走出困境吗？群众异口同声推举了父亲。那一段时间，楚书记几乎天天来我家，了解父亲受诬陷的情况，并将了解的实情汇报给公社党委。上面调查后决定恢复了父亲的党籍，并任命为队长。正是由于父亲坚定的信念和豁达的性格使他度过了他一生最艰难的岁月，终于迎来了转机！父亲放下了包袱，心情愉快地做起了我们生产队当家人，起早贪黑带领群众艰苦创业。当时整个生产队没有一头牲畜，运送肥料时只能是人架在车辕中。公社赵主任看了这种场面，很难为情的说：“这实在是伤脸得很哪！”他帮助贷款，买了几头牲畜，套了两套车。父亲托人找关系将一套车安排进了白银公司冶炼厂拉送氧气，搞副业。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那辆马车每天的收入是23.5元。短短三年时间，父亲和生产队领导班子共同奋斗，带领群众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困境，使全队群众解决了温饱，收入分红由全公社倒数第一变为前几名。对当年面临讨饭困境的群众来说，无异雪中得炭。

“文革”中父亲被上面选为“贫宣队”成员进入一所中学管理学校，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当年的“工宣队”、“贫宣队”及成员已成为反面典型和反面人物被唾弃，因为这些人无文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了整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为那个时代的怪胎。但父亲却不是。并不是父亲有什么先见之明，他只是认为学校就是读书的地方，老师就是天经地义教知识的，学生是学知识的。怀着这种朴素的感情，为了保护老师和“造反派”、“激进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父亲敢说敢当的刚烈性格慑服了不少“红卫兵”小将。4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被保护，身临现场的老教师杨国材谈及此事，对父亲当年的正义之举深表钦佩，感激父亲，称父亲为“哲人”。

父亲影响我们最深的还是他的人格魅力。在那种困难境况下，父亲总是那么乐观。他告诉我们，有问题有困难想方设法解决才是本事，忧愁叹气有什么用！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坚强面对生活的人。他这种乐观处世的生活态度无声地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乡邻、亲戚、朋友有疑难总是找父亲出主意、想办法。

    父亲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乡邻的义务调解员，他的这个身份是自然形成的。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经常被人找去说“家务事”。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特别是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生活贫困，土地管理特别严格，人口迅速增长，农村住宅过度紧张，家庭内部，邻里之间，矛盾纠纷层出不穷，邻里有纠纷都愿请父亲主持公道，但又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为此父亲不免又得罪了一些人。但以父亲刚烈的性格，完全不在乎这些，他认为只要主持正义公道就行。特别是赡养老人的问题，对那些不尽赡养义务的晚辈，他是毫不客气的，在分家分财产等问题上免不了带有感情色彩。邻里之间的纠纷，对不讲道理、胡搅蛮缠者，父亲是绝不手软的。他的这种性格，使很多人慑服，同时又难免招来非议。村子上曾发生过几起非正常死亡，农村的习俗，死者安葬前，要说娘家话，这个话是很难说倒的。本村有位年青妇女在黄瓜棚浇水时，不慎失足落水，溺水而亡。在安葬前，娘家人要求一定要将死者从离家较远的黄瓜棚抬到家里上房内，再举办丧事，以示死者生儿育女，劳苦功高。这在农村一般是很难接受的，这个娘家话怎么也说不倒，娘家人坚持不这么做不让安葬，僵持了很久。最后东家打发人，请我那80多岁高龄的父亲出面说话。父亲去应对这个难题。他首先讲了农村自古以来的说法：“死骨不入宅，入宅不得活。”虽然具有迷信色彩，但农村传统上是这么做的。死者生儿育女，固然劳苦功高，不可否认，但逝者已逝又属于意外，乡里的说法，让生者后人好才是正理。父亲说服娘家人与东家保持一致，从而化解了这场矛盾。父亲的声望倍增，受到乡邻的好评。记忆中父亲曾多次参与处理这样棘手的事情。

父亲受其族兄的教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身教重于言教。他认为对子女最大的爱就是尽早放手让孩子们自立，自己去判断是非标准。父亲最反对溺爱娇惯孩子，他经常说：“娃们是饭吃大的，不是惯大的。”我觉得受益最大的是父亲一贯坚持从小给孩子们“灌耳音”的理念。平时闲谈中无意讲了很多看似很平淡的道理，一旦有事，孩子们自然知道如何做了。那个年代，走后门也很盛行，很多家长为其子女走后门，找工作，父亲也有些权利，但从不这么做。对此我曾一度怨怪父亲。他认为是块“料”锁在柜子里也会被人翻走，不是“料”放在货架上也销不出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我们在外面遇到不公平，受了别人的气，想不通时，想给他“背后来一刀”，而父亲却决不同意这么做。常教育我们不能给人背后“泄小仇”。消除仇恨的最好方法是宽容，别人的过错，让他自己在生活中慢慢去感受、去体验、去醒悟，我们不要过分计较。每做一件事，自己要心安。其实，心安，原本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获得心灵的宁静，才能拥有有价值的生命和人生，也才能不为烦恼所扰。父亲认定的公理是当个人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金钱和物质的回报时，必定可以得到等值的精神愉悦。父亲的这些理念，在人际关系紧张、人情淡漠的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对于钱的态度，父亲有他的认识。他认为够用了就行了，不必费尽心机去贪，要靠自己流汗去挣，公家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沾。他说如果他爱钱，弄钱的机会很多，他当年办水利，买装备，公款用麻袋背，但他公私分明。他十分崇拜族兄毓榕淡泊名利，视金钱如粪土，视权势如鸿毛，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态度及处世理念。父亲也有性格特点。祖父早逝，父亲养成自己说了算的性格，子女从不敢顶撞，母亲几十年来更没有发言权。为一件小事，我和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父亲没想到儿子竟敢挑战他的权威，本来是错了，但碍于长辈的面子，就是不肯认错。那一夜我和父亲辗转反侧都没睡好，凌晨四点多父亲独自一个人去干农活，深秋的凌晨，已有寒意。我拿了一件棉袄去地里找到了父亲，披在了他身上，我向父亲认了“错”，说我还要赶去单位上班，倔强的父亲一声不吭，当我返回时几次回头看到月光下父亲劳作的身影，心中充满了懊悔……父亲最重视孙辈的受教育问题。子女有难处，他一马当先，缺钱他出面借，进不了学校他托人求情，想办法，深受孙辈的敬仰与爱戴。我在离家约两百里之外的地方教书，家属是农村户口，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父亲考虑到我生活负担重，不顾年事已高，坚持种老家的几亩地。我考虑到父母的年纪都大了，种地已力不从心，于心不忍。我强调这么做别人会嘲笑，再说土地的收益也不是很大，但父亲坚持要把地种下去。他的原话是“棒槌揭不起帆杆，但绑在上面又高了一截，”这让我很感动也很无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开始，每逢节假日，我立即赶回老家帮父亲干地里的农活，因为我内心清楚，是父亲在帮我。1996年，父亲已78岁高龄。锄玉米地时，地温很高，晕倒在地里。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感到无地自容，坚决让父亲停止种地。父亲这才依依不舍地放下了手中的农活，离开了他守望、操持了一辈子的土地。

2009年，我们为父亲举办了92岁寿诞聚会。这年父亲正好享受到了政府给90高龄老人的津贴，我为父亲所撰的寿联是：

                     布衣耄寿 政府津贴温馨至

                     天伦之乐 子孙满堂绕膝来

并请书画名家顾克团先生书写装裱。看到从北京、上海、宁夏、兰州、白银等地赶来参加父亲寿诞聚会事业有成的孙辈，我即兴作了：“有为子孙齐荟萃，正是人间四月天”的联句赞颂家族的兴旺景象。父辈，姑母，我们兄妹及子女共60多人参加了聚会活动，大家欢聚一堂为老寿星祝福，并录制了光盘。也许是冥冥中的天意，聚会后一周，一向很硬朗的父亲病倒了。刚参加完父亲寿诞聚会的子女闻讯全部来到父亲身边。一向谈笑风生的父亲突然不见了往日的笑容，大家觉得父亲真的是不行了。尽管父亲已是难得的高寿，子女们还是舍不得他离去。父亲烧的很厉害，舌苔厚重，口腔溃烂。我们千方百计找了春天稀缺的籽瓜，将籽瓜水一勺一勺灌给父亲，七八天后，父亲的“火”全部褪去，舌苔呈水红色，我惊奇春天的籽瓜水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我们依从了父亲的嘱托，没对他用药输液，一切顺从自然。七个儿女轮流伺候，翻身擦洗，接送大小便。父亲在熬过八个月时日后，永远闭上了慈祥的眼睛。父亲临终时是那样的自然与安详，就像慢慢睡去一样。

父亲的葬礼简单、朴素。

众乡邻自发参加了悼念活动， 送的挽幛中有一句话是：“活在思念中的人，比获得称号更能够永垂不朽。”

老教师杨国材送的挽联悬挂在灵堂两侧：

一生正直 高风亮节传乡里

耕读为本 典范遗训昭后人

父亲是一本书，其厚重的内涵，值得我们后辈反复吟咏。

父亲崔毓材（1918-2009），甘肃省白银市水川镇蒋家湾人。